“香会”交锋聚焦俄乌冲突、南海
今年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应邀出席题为“在亚太的威慑与保证”（Deterrence and Reassurance in the Asia-Pacific）讨论会。组织方邀请的嘉宾中，崔天凯是唯一的亚洲人，也是唯一的外交官，其他三位嘉宾都是军人，分别是荷兰国防部长卡夏·奥隆格伦（Kajsa Ollongren）、法国国防副参谋长范迪埃（Pierre Vandier）上将以及今年新上任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Samuel Paparo）上将。四人围绕“威慑与保证”的主题对俄乌冲突、台海局势、中菲南海争端以及新安全框架构建等话题阐述了各自的看法，并回答了现场各国学者和媒体记者的提问。
在开场发言环节，第三次出席“香会”的荷兰国防部长卡夏·奥隆格伦（Kajsa Ollongren）强调了荷兰基于北约和欧盟的“全球安全观”，包括参与印太巡航和AI对话；同样第三次出席“香会”的法国国防副参谋长、海军上将范迪埃（Pierre Vandier）认为，威慑和保证不一定是有把握的战略，他建议引入区域“第三方”参与者，扩大威慑的效力，并提供保证；第一次出席“香会”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新任司令帕帕罗（Samuel Paparo）提到人工智能进步、算力的提升，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都给21世纪带来严峻挑战，强调通过“一体化威慑”战略遏阻对手。崔天凯大使则强调各国对彼此、当今世界要有清晰的认知。他认为，不需要什么威慑，威慑不一定奏效，反而可能升级为威胁、甚至冲突，真正的保证则源自互信。他主张构建一个有效且可持续，并且兼顾各方利益（balanced）的新的安全架构。
▲讨论会期间的荷兰国防部长卡夏·奥隆格伦（Kajsa Ollongren）（左一）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Samuel Paparo）（左二）。
整场90多分钟的讨论会中，四位嘉宾代表了美国视角、欧洲视角、中国视角，加上现场学者和记者的提问，讨论会也展现了东南亚（菲律宾）视角、东北亚（日本）视角。这对了解中国当下面临的周边及国际环境有一定的帮助。以下是四位嘉宾从不同视角对不同议题的观点阐述和答问。
俄乌冲突
荷兰国防部长卡夏·奥隆格伦（Kajsa Ollongren）主题发言提到俄乌冲突，强调基于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则对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从荷兰和欧洲视角看，俄乌战争距离东南亚很遥远，但我坚信这场战争的结局将对我们大家以及全球安全秩序带来深远冲击，动摇（shake）所有经济体。但最根本、更深层次的影响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破坏（torn up）了支撑国际秩序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原则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则”。我们应该且必须联合起来力挺这些原则或原有的真理（old Truths），这是我们继续支持乌克兰（为其生存而斗争）的核心所在。我们通过和乌克兰的双边协议向其提供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持，消除乌克兰的疑虑和不安（reassurances）。我们将继续提供诸如F16战机和爱国者导弹系统等现代武器支援，帮助让乌军现代化，构筑其威慑力。必须清楚表达的是，通过军事手段攻占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将受到顽强抵抗，这也是我为什么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原因，以劝阻那些公开或暗中支持俄罗斯的国家。
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不幸的是，我们仍然看不到俄乌冲突的结束。中国仍在竭尽所能，我们始终支持和平解决方案，希望有关各方回到谈判桌，寻找结束这场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而与此同时，中东巴以冲突导致每天都有无辜平民死亡。对此，尽管各国国内民意强烈，但国际社会似乎陷入了瘫痪。我们必须正视当下的冲突，正视全球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致力于构建一种真正平衡有效的新型安全架构，这才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照顾所有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否则，香会的议题清单就会无限拉长。我当然支持香会，但我希望议题清单上能够加上一些更积极、更有建设性的议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中国香港记者伊万·沃森（Ivan Watson）提问崔天凯: 中国一直呼吁外交解决俄乌冲突，但又不参加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如何解释这种矛盾之处？
崔天凯：我们始终支持任何能够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但任何努力要取得成功，都必须有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的参与。冲突直接当事方不在场，怎么可能找到和平解决办法？这是不可能的。
和谈必须要有所有各方的平等参与，必须给予各方平等的地位，以促进严肃的讨论，公正考虑所有和平建议。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找到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出路。我们仍在与其他各方一起努力创造这样的条件，以便和平会议一旦召开，就能取得和平的结果，就能阻止冲突，就能恢复该地区的和平。
有趣的是，现在常有人提醒我们，中国的传统立场是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等等。这非常有趣。因为中国在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和利比亚等国发生战争时，都一直坚持这一立场，这正是我们一贯强调的立场。现在，有些人接过了我们的表态要点，对着我们宣读我们的立场，完全不尊重“知识产权”。中方的立场毋庸置疑，我们一贯主张和平，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我们必须创造和平解决的条件。如果和平会议的目的，是让交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获得更多优势，那么和平解决就没有希望。和平会议就是将我们引向和平，而非（持续的）冲突。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中菲争端
英国《金融时报》亚洲新闻主编Demetri Sevastopulo 提问崔大使：您提到从以前的战争汲取教训，并提到你们只关心和平。但中国海警在仁爱礁开展的行动，将仁爱礁变成了一个冲突爆发点。我的问题是您如何担心中国海警船行动可能引发意外事故，无论是菲律宾人员的伤亡还是什么，从而导致美菲启动防御条约，还是中方认为美国不可能介入？
崔天凯：中国海警所做的是执法行动，不是军事行动，两者是非常不同的。中国海警只是在中国的领土、领海和我们管辖的区域巡逻，只是在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我们不像美国海警队，会去很远的地方。我们不会前往加州或佛州海岸，我们待在靠近中国的区域。
一些南海声索国之间的争端存在已久，中国一直非常努力地同这些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成功管控了分歧，继续发展双边关系，继续探索海上合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并正就“南海行为准则”（COC）谈判，希望我们能尽快达成一致。在“东盟+”框架下，我们和东盟有多个海上合作项目。所以，在无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那时的局势一直非常平静和稳定。诚然，确实有域外势力企图利用现有争端，将其恶化，使其更难解决。这就是如今我们面临的局面。
我们仍然希望根据DOC原则和平解决争端，即所有这些争端也应该由直接相关主权国家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我们致力于这一点，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也准备好继续这样做。
我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抱有幻想，认为他们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轻易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方面，有人频繁提及和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防务合作条约，只能被视为一种公开的威胁。这种胁迫性言论无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只会让紧张局势升级。这些人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为什么总有人一直强调防务合作条约，而从不提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或《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如果更多地提及后者，我们就有希望控制、管理并最终解决争端。
菲律宾外交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FACTS Asia的国家安全分析师贾斯汀·巴奎萨尔（Justin Baquisal）提问崔天凯：您提到了外交上的亚洲方式，具体谈谈这种方式如何管控了地区紧张局势？这种方式和传统意义上（包括在欧洲的）的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外交有何区别？现在中国似乎很自信，在告诫欧洲如何管控这次俄乌冲突，而中菲之间的冲突当下则仍在发酵。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审慎一些。所以，您是否可以阐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崔天凯：事实上，当下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就在几年前，我们还相当成功地处理了分歧，并同时成功发展了双边关系。那时的局势要比现在平静、稳定得多。我们必须思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变化。
我们仍然希望与菲律宾朋友进行沟通和谈判，尝试以建设性的方式，安静、和平、双边地解决问题。我们有指导原则和工作机制，有处理这些棘手问题的恰当方法，比如相互尊重、照顾彼此的舒适度等等。我们仍然准备这样做。但坦率地说，我们必须反问，在过去的两年间，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新安全框架
澳前海军指挥官、现就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的国家安全专家詹妮弗·帕克（Jennifer Parker）提问崔天凯：您提到的兼顾各方利益（balanced）且有效的新的安全架构会是什么样的？
崔天凯：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一些框架，比如联合国安理会，它是人类在汲取两次世界大战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有人可能会说该机构不够公平，但它的工作方式仍然注重平衡，顾及所有大国的安全需求。这一架构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当大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时，当他们的世界观完全不同时，安理会也可能失灵。这非常不幸。因此，针对某个正在持续的冲突，如果人们继续将五常之一的大国视为敌国，那么我们就没有希望能很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
我们必须意识到，所有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照顾，而且应该采取平衡的方法。任何人都不应该抱有幻想，认为一旦他们在战场上占据上风，就能迫使对方坐下来谈判。这样做不会有结果，只会延长战争和军备竞赛。所以，要想有一个更有效的安全架构，并改进现有的架构，我们必须要有新的理念，阐明安全的真正涵义以及如何实现安全。我们也必须要考虑一些新出现的安全威胁，比如人工智能。当然，科技进步总体上对人类是有益的，但人工智能也带来了不确定性。这也是基辛格博士告诫我们的最后一大挑战，需要我们共同应对。所以，我们同美方就人工智能问题开启了一轨和二轨对话。如果我们能够强化这一进程，继续做这些能够推动和促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事情，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就有可能逐渐形成。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做到这一点。
荷兰国防部长卡夏·奥隆格伦（Kajsa Ollongren）：我们必须担心安全架构，以及全球安全架构，因为我们现有的全球架构不奏效。就俄乌战争和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而言，现有的结构不奏效。那么，在该地区可能的冲突或战争中，也不会奏效。这一点令我担心。
法国国防副参谋长范迪埃（Pierre Vandier）：新的安全架构是我们寻求稳定的结果，还是源头？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实际上的架构已经在二战和冷战结束后确立，期间，我们经历了一些糟糕时刻，比如上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和上世纪80年代的欧洲中程导弹危机，我认为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现在适用的架构也是这些经历导致的结果。冷战结束后，很多国家参与确立并强化了这一架构。所以，这种架构是前几代人留给我们的一个假定事实（given）,一种馈赠（gift），我们主张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起推到重来，否则得不偿失（not to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water）。我认为强化已有的架构总比重新构建新框架更容易地多。
就新的安全框架，我认为我们仍然有很多相关工具，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利用这些工具。比如，《国际海洋法公约》（UNCLOS），我们乐于有这样的工具，但是人们利用它的方式反而导致了可能的对抗。所以，这是个工具运用的问题。如果你相信仲裁法庭，如果相信联合国安理会决定，那就有用，如果不，那要这些工具何用？
印尼海洋争议倡议联合创始人Andreas Aditya Salim提问崔天凯：还是有关新安全框架，是什么样的全球安全治理或框架或新安全，跨越大国竞争，各国之间的合作点是什么，合作应对更重要议题，比如应对气变和自然灾害等？
崔天凯：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挑战，比如人工智能、气变等挑战，也许还有疾病、自然灾害等挑战。我们不应该把安全看作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把它局限于军事和武器。我们有更重要的问题，人类生存可能岌岌可危。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单枪匹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我们必须聚焦这些更大的共同挑战、共同的安全威胁，即便我们在一些小问题上——也许不是小问题，但也不是无比重大的安全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我们仍然可以尝试解决分歧，但我们必须关注全球日益严峻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安全的真正意义有一些新的理解，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架构，有效而充分地应对这些挑战。
·END·
高端访谈
基金会动态
推荐阅读
中美聚焦网｜中美交流基金会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