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当我告别生活多年的边疆农场，搭上一辆嘎吱作响的老“解放”在著名的滇缅公路上颠簸一星期，终于风尘仆仆地站在省会城市一座春光四溢的大学校门口。

这年十月，北京宣布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会议将以《纪要》形式发表纲领性文件，用以明确和指导今后若干年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一时间全国老百性的眼光都注视北京，人们在心中默默祈祷，因为北京召开的会议将决定他们以及今后若干代人的前途命运。

不料这个万众瞩目的历史性会议开成中国会议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马拉松会议，会议开了整整四十二天，虽然后来发表的《纪要》没有提及会议过程，但是我们仍然不难想象这是一场何等艰苦卓绝的思想交锋和拉锯战。

最终拯救一千多万知青命运的是世纪伟人邓小平。据说他老人家顶住各方压力，勇敢地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这句名言在当时的社会上广为流传。邓小平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浩浩荡荡的知青返城大潮汹涌而起。

我每天都要去到火车站为朋友送行。火车站成为一座临时舞台，知青在这里上演的人生戏剧名字叫做“谢幕”。一对知青恋人，原先说好分手，一个向东，一个往南，孔雀东南飞。但是女的忽然又不愿意分手了。两人在车站坐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早上男知青先登上火车，火车刚开走女的就撞了柱子，送进医院抢救。

还有一对知青，女的紧紧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婴儿只有几个月大，因为他们不是夫妻(结婚将失去回城的资格)，所以他们无法把多余人口带回城市，带回自己未来的新生活中去。女知青登车先走，她的哭声几乎撕裂整个车站的空气，但是东去的列车还是无情地带走了她。接下来北上的列车也要发车了，男知青起身上了一趟厕所，然后跟上登车的人流上了车。随着火车消失在远处，连最后一缕淡淡的青烟也消散了，候车室的硬木头椅子上只剩下一个不懂事的弃婴。婴儿转动小小的头颅好奇地朝着这个陌生世界张望，久而久之，他终于感到孤独和失望，于是“哇——”地一声抗议起来。还有许多知青，他们明明是经过千难万险才争取到回城的权利，明明欢天喜地地回家，返回故乡城市，但是临到办好手续买了车票却又痛苦起来，魂不守舍的样子，好像他们不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最大愿望，而是被迫选择了离开边疆一样。他们成群结队地围坐在火车站的广场上，一个紧挨一个，依依不舍地彻夜唱歌。那段日子，我常常都要同返城知青厮守在一起，倾听他们深情而悲怆的歌声，心情被一阵阵历史潮水冲刷着。我知道他们在用这种方式向一个已经结束的时代告别。

直到知青返城的大潮快要退尽，我的老朋友大头才步履蹒跚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看见他眼角忽然起了许多皱纹，一下子变成历经沧桑的中年人。原来他信守着一个承诺，那就是最后返城。直到连队空旷了，他独自钻进无人看护的橡胶林里大哭一场，胶林无语，好像这些三叶树都是遭遗弃的孤儿。

据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安置返城知青达七百六十万人。此后陆续返城约三百万人。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1976年金秋十月，北京粉碎“四人帮”，中国迎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大学恢复高考招生，两千万知识青年告别农村大返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至此结束。

其实不仅仅是一代知青，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为历史进步付出了沉重代价。当洪水般的返城知青出现在各个城市的车站、码头和大街小巷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曾经被敲锣打鼓欢送下乡的“八、九点钟的太阳”全都被岁月的魔法改变得面目全非：那一张张青春洋溢激情似火的年轻面孔消失了，朝气蓬勃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不见了，灿烂笑容明亮眼睛被鸟云般的愁容遮挡了，代之以一个个胡子拉碴老气横秋，精神萎靡面容憔悴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中许多人还拖儿带女，拖拉着简陋的行李被盖，像一群群惊魂未定的乡下难民。

历史是一面镜子，折射的不仅是老知青，而是一个时代。对结束插队的老知青来说，他们惊讶地发现，“十年一觉黄粱梦”’梦醒之后他们已成两手空空的中年人。十年蹉跎岁月不仅使他们永远痛失宝贵的青春年华，而且令他们在重新面对生活大潮，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建设的新形势时一无所有窘态毕现，因为此时所谓的“知识青年”已经变成一个历史的嘲讽，他们既没有知识，也不再年轻。更重要的是，这一代人已经不可挽回地掉队了，沦为“荒废和耽误的一代”，永远地与振兴民族大业和追赶世界文明步伐的历史重任擦肩而过。

对老知青来说，蹉跎岁月是一个痛苦的现实，“走错路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许多人并不愿意轻易向命运屈服，决心奋起直追，亡羊补牢，“一日长于百年”，把上山下乡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于是这些刚刚返回城市的中年人怀着空前的紧迫感开始了热火朝天的重新学习，也就是转变社会角色，他们考大学，考中专，读技校，读夜校，读电大，读各种补习班;学技术，学知识，学文化，补文凭，补学历等等，总之他们用自已迟到的奋斗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于仍在金三角丛林中浴血苦战的境外知青来说，他走得更远，回头更难，更需要花费时间重新认识这个变化的世界。“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四人帮”垮台了，知青回城了，国内形势一变，就像原本涨潮的大海忽然退潮一样，沙滩上只剩下几条还在蹦的小鱼。这些原本自以为革命信念无比坚定，决心献身世界荦命无怨无悔的“红色的切”们忽然发现，脚下那片原以为坚实无比的大地正在裂开来。

如果说“文革”是个历史错误，已经遭到彻底否定，那么他们狂热的越境行动还是正确的吗?如果说国内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才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那么战争和暴力不正是与这条路线背道而驰的吗?他们是不是一场错误“革命”的最后殉葬者呢?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他们的知青同学、朋友、同伴都已经考上大学，或者争分夺秒地投入重新学习和追赶时代步伐的大潮之中，那么他们在异国丛林的“上山下乡”何时才能终结呢?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当中国改革开放掀起的十二级超强台风刮向周边境外的热带丛林，刮向亚洲和世界时，整个地球都感受到亚洲巨人觉醒过来的力量。没有人能够阻挡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决心和脚步，就像没有人能够阻挡长江黄河奔向大海一样。这是一场真正的终结，和平终结战争，理智终结狂热，科学终结愚昧，真理终结谬误。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也就是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其中一个代价就是战争与屠杀。

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又过了好些年，当最后一群伤痕累累的境外的知青互相搀扶着，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亚热带丛林，走过神圣的国界线，回到他们日思夜想的亲爱祖国时，时光的脚步已经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在他们身后，在那片像鲜血一样燃烧的金三角红土地上，留下许多隆起或者已经坍塌的无名坟堆，那是他们战友的纪念碑。这些人到中年的老知青中，包括我的朋友二杜、老邬、老唐、康国华、桂义诚、梁晓军等等，他们都是知青运动的真正终结者。

他们是一群最后的知青！

2000年，当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基本上实现小康目标时，我们的国家正在以一种昂扬和奋发的姿态迈向更新更高的社会目标。许多当年的老知青向我抱怨说，如今国营工厂破了产，工人下了岗，靠领取失业补贴和社会救济生活。老知青文化低，没有技术，结婚晚孩子小，沦为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有人随口唱起一个顺口溜：吃饭长身体遇到自然灾害，上学念书赶上上山下乡，结婚成家来了计划生育，人到中年轮到失业下岗。他们说，你听听，这不是知青一代的悲惨命运是什么?

我认为多数知青其实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毕竟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光，没有理由自暴自弃和怨天尤人。比如我的朋友大头，他回城做了一个工人，刻苦钻研技术，成为国营工厂最出色的技工。工厂破产时，几家私营企业来抢他，结果他的工资反倒比国营时期多了两倍。

同大多数国内知青相比，境外知青的境况就相去甚远，他们中许多人已经长眠在异国他乡的红土地上，活着回国已属不易，然而历史的末班车还是无情地离开他们而去。这些境外老知青，他们不仅失去青春，错过1978年知青大返城，错过政策照顾，错过考大学，错过成家立业，而且他们还错过了一个最不该错过的人生机会，那就是及时转换角色，从一个破坏旧世界的战士转变为建设新世界的劳动者。

当我的老同学，也就是伤兵曾二杜拄着双拐走出金三角亚热带丛林时，我们这座城市已经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残疾人费尽周折才照顾进了一家福利工厂当工人，但是他最终还是因为工厂倒闭失业。卫生员江海也就是老邬因为没有文凭，不能替人行医，所以只好替动物看病。老唐摆地摊修车，老桂跑边贸做生意，康国华和梁晓军在家待业，如此等等。但是他们并不向我抱怨什么，脸上有一种知足的表情，是那种大生大死之后的安宁，是对“活着”的小心翼翼的珍惜。只有一提到国境对面那段战火纷飞的生活，他们立刻就会面颊潮红眼睛发亮，好像青春的旗帜重新飘扬起来。

老邬是二杜的战友，也是他的救命恩人，没有老邬二杜肯定已经变成烈士，所以我后来也成为动物诊所的常客。老邬是个沉着的中年人，表情看上去很刻板，其实内心相当放松，有点儿超凡脱俗的味道，就是通常所说大智若愚的那种男人。我知道他曾经是游击队的英雄，为他抱不平，他从容回答：给动物洽病低一等吗?好在在上帝眼里，动物与我们人类都是平等的。

有一天外面下着雨，到处秋风瑟瑟落叶遍地，我刚刚来到诊所坐下来，门外进来两个中学生。他们是一男一女，最多不超过十五六岁，表情看上去有些紧张。我看见他们并没有抱着生病的动物，一进门就迫不及待里外瞅瞅，眼睛转个不停，好像打探什么重要情报似的。

老邬只好给他们解释这里是动物诊所，不做人流。学生一出门，我们不禁哑然失声，可是笑着笑着就倒了胃口，有点儿垂头丧气的样子。

营政委梁晓军至少有过三次回国机会，一次是头部负重伤后，如果提出退伍回国天经地义，但是梁晓军没有选择回去。第二次是“林彪事件”发生，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梁晓军的父亲也解放了，并通过外事渠道带信让儿子回国，但是被儿子拒绝了。因为此时的梁晓军已经对这片异国土地产生了感情，对金三角的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因此他没有接受父亲关照回国。第三次是国内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结束上山下乡运动，此时许多境外知青纷纷以各种理由回国，争相搭上知青大返城的末班车。一时间游击队人去楼空，许多部队骨干奇缺变成空架子。上级找梁晓军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梁晓军坚定地回答：我不走。游击队就是我的家。

梁晓军留下来，但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兵邓立平却走了。邓立平也是来自昆明的女知青，曾任新兵接待站站长，人长得漂亮，精干，泼辣，人称“老板娘”。老板娘在境外知青中知名度很高，一度有“骑白马，挎双枪”之说，可见得老板娘的飒爽英姿已经深入人心。

邓立平的第一个男朋友叫杨飞，昆明十四中知青，两人爱得你死我活，但是战争残酷地扼杀了年轻人的美好爱情。杨飞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当天晚上邓立平做了一个梦，梦见心上人正在野战医院做手术，觉得奇怪。梦醒之后有种不祥预感，结果第二天果然得知杨飞阵亡的噩耗。女兵哭得死去活来，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一段美好爱情被埋进坟墓。等到女兵心中的爱情种子再度发芽时，时光的脚步已经走进20世纪80年代，这时候邓立平返回昆明开始下海创业，她的精明头脑和干练作风很快发挥出优势来，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成为一家股份公司的发起人。但是无论这个漂亮能干的单身女人怎样在商海拼搏，取得怎样业绩，怎样事业有成，但是在她隐秘的内心世界里，有一方最圣洁的天地是为初恋和那段战火中的爱情供奉的，虽然那里已经寂寞空落，她的身边也不乏追求者，但是缺少某种共同经历的城市男人却难敞开昔日女游击队员紧闭的心灵大门。

一个夹带战火硝烟气息的男人身影终于闯进她的世界。

梁晓军因事回国偶然与邓立平相见。他们两人在游击队都是名人。此前都对对方的故事有所耳闻，但是一直无缘相识。他们彼此用了大半生时间在人海茫茫的大千世界互相寻找对方，此刻如同两颗孤独的流星迎面相遇，那该是怎样一种相见恨晚和猛烈爆炸的感觉啊。

梁晓军说，那天他们一共握了两次手，见面一次，分手一次，各有不到5秒钟，但是这两个共同经历过战场生死的男女心里已经明白，他们握紧的手从此再也分不开了。月下老人用一根看不见的红丝线把两颗已经不算年轻的心紧紧系在一起，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梁晓军于1984年返回祖国。这个意志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红色的切”的狂热追随者终于走出亚热带丛林，将硝烟弥漫的金三角战场远远地留在身后。他选择退出战场的唯一原因是听从爱情召唤，春天降临万物复苏，他向不可抗拒的人性和温情举手投降，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走进红土高原那座四季如春的家乡城市。

梁晓军从此过上一种自食其力的简单生活，他再也不期待轰轰烈烈，不在乎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而是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宁与平和，珍惜相亲相爱的家庭生活。

邻居都说，老梁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公民。

中央医院副政委康国华是最后一个撤离金三角的中国知青。

本来这个已经身为高级干部的盲人革命者决心把自已的余生全部贡献给金三角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在医院安了家，娶妻生子，有了一儿一女发。用他自已的话说：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那么多战友都埋尸荒野，安息在这片土地上，我康国华一个瞎子还有什么不能贡献的呢？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康国华一直都在坚定地实践自已的革命誓言，不管多少知青战友先后离开游击队回国，也不管国内亲人如何来信召唤，以及国境对面的中国如何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形势一片大好，都不能影响他一心一意地投入革命工作。在中央医院，副政委康国华是个出名的工作狂，他不分白天黑夜都处在工作状态中，不管哪里需要，哪里就一定会出现这个盲人领导的蹒跚身影。

某种意义上说，红色知青康国华正在迈向通往东方“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戍的》主人公原型即著名的苏联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光荣道路，他一直都是游击队总部树立的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是远近闻名的革命样板，他至今保存的那张同中央主席热烈握手的照片就是一个证明。老康平时除了医院的日常工作还担负一个光荣而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轮流给各部队做政治报告，讲学习心得，讲活学活用，讲无限忠诚，讲高举革命大旗解放金三角建立红色政权，从而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

也许连康国华自已也没有想到，他原来天生是个才华橫溢的演讲家，或者说激情充沛的政治鼓动家。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声情并茂，理论联系实际，激情汹涌而又有理有据，那些真实战例全都来自战场和演讲者亲身体会，感人肺腑激励人心，往往令在场游击队官兵和听众激情澎湃精神振奋。加上英雄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双眼失明，双手残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已经为金三角革命奉献了二十载青春和生命，并且还将一如既往地奉献整个人生，所以他的演讲和现身说法更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成为鼓舞年轻官兵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一面精神旗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时代名言。但是我们]看到，榜样的力量往往不是榜样自身产生的，而是由时代决定的。

1989年，游击队高层发生政变，金三角解放区进入和平分治特区时代。对盲人康国华来说，一个真正的黑暗时代降临了，他这面游击队树立的精神旗帜从此成为历史不再高高飘扬。重新改组的特区政府放弃武装革命的道路，重新改组游击队，于是残疾人老康失业了。双目失明的战斗英雄几乎陷入生计无着的悲惨地步无人问津。好在他的身份是中国知青，还有一条退路，那就是回国，回到日益强大和改革开放的祖国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拖着残疾身体的海外游子康国华回到昆明，家乡城市迎接他的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当然更没有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仪式和优厚待遇。一切荣誉、战功、地位、成就已经随风而去，就像落叶或者流水，回归平民的前旅级干部康国华终于洗净铅华，他除了拖儿带女，除了满身伤痕和身心疲惫外一无所有。他和家人即将面对的严峻挑战来自平凡而漫长的生活，就像大多数默默无闻的老百姓那样日复一日为衣食操劳，为五斗米折腰，橫在他面前比天还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吃饱饭和养活一家人。

时间一晃又过了将近20年，我见到的游击队英雄老康已经满头白发，他的个人生活也遭遇多次变故：先后结过两次婚，创业计划一再受挫，如今仅靠国家低保福利政策生活。好在一儿一女都已长大成人，老康也有了新的女友，而过去的境外知青战友多方关心他，帮助他，令老康在盲人的黑暗生活中多了一份坚定的信心。

老康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多次给党中央写信，反映境外老知青的困难处境，包括有待解决的军籍、党籍、工龄以及相关福利、待遇等等政策问题。据说中央已经将信转发到省里，责成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我问他：你有信心吗?

他奇怪地反问我：为什么没有?

上世纪80年代，红色武装部长桂义诚带着一身伤疤返回祖国。当这个有着传奇身世(中日混血儿)和传奇经历的男人一下汽车，家乡昆明的巨大变化立刻令他目不暇接，大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反观自已，当年上山下乡和出国干革命的时候还是个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如今仿佛南柯一梦，一觉醒来他已经是个胡子拉碴的中年人了。

家乡城市平静地接纳了这个远方归来的海外游子。出生入死多年没有军功章，没有福利待遇，没有伤残补助，甚至连军龄都不予计算。经过有关部门协调，他们j这些“私自出境的归国人员”被允许折算成知青下乡的“乡龄”，享受返城知青的政策待遇，令他们很感不平。可是话又说回来，当初国家并没有派遣你们出境参战啊，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个人行为当然得由自己负责。问题在于，这么多知青是为自己打仗流血吗?还有那么多献出生命埋骨异域的中国青年，他们又是为什么呢?谁该为他们负责呢？

“时易逝，事难成，都把功名付东流。”古人的人生感叹在老桂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十几年过去了，他又回到人生的起跑线上，与那些年轻下一代一道进行残酷的生存竞争。这是生活的捉弄，还是命运的恶作剧?他们十几年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经历仿佛是个空白，那段宝贵青春仿佛被小偷偷走了，连个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老桂就像个刚上战场的新兵，到云南内燃机厂当起一名学徒工。三十几岁的新工人面对比自已小很多岁的年轻师傅毕恭毕敬，他头脑聪明勤问好学，加上具有超群的组织才能，很快就把师傅甩在身后当起了生产组长，后来又调到子弟学校当上了数学老师兼体育老师。再后来又跳槽到国营公司做边贸生意，与从前那些老关系接上了头。

从此老桂如鱼得水，干脆自已注册办起公司，成为一名出入东南亚的中国商人。这段期间他结婚生子，把自已变成一个事业有成的丈夫和侠骨柔情的父亲。

老桂心中还有一个无法释怀的身世情结，那就是想方设法寻找自已的日本生母，那个名字叫做阿部文子的日本女人。他唯一知道的线索就是，自己的外公曾经担任北海道一座小火车站的站长，但是日本大使馆对此答复说，由于战争期间遭到轰炸，许多档案资料都毁于战火，无从查找。老桂仍不死心，他打算今后专程前往日本北海道，不找到生母下落誓不罢休。

如今的老桂多数时间都在金三角奔波，他的使命已经不是从事武装斗争而是商业贸易，虽然多年前他的老婆孩子已经去了美国定居，但是他却无法舍弃自已曾经为之奋斗和贡献热血青春的金三角热士。

他悄悄告诉我，他已经获得金三角长期居住证，已经是个真正的金三角人。

另一个重返金三角的志愿者是那个死里逃生的传奇女兵潘东旭。

小潘回国后上了大学中文系，以后当过记者，修过汽车，经过商，做过文书和教师，也把哥哥和自已在金三角的血火经历写成长篇小说，书名叫做《寂寞旧战场》。

她的个人生活几经周折，组建过家庭后来又回归独身，成了自由自在的白领贵族。按说小潘完全有理由重新为自已活一次，活出一个中年女人的魅力和滋味来，活得天马行空潇洒自在，抓紧时间享受生活的乐趣。然而今天的潘冬旭已经做不到了，她发现自已对眼前红尘滚滚的都市生活并无兴趣，相反却对异国他乡的那片亚热带丛林魂牵梦萦，无论从那里传来的任何消息都令她异常关注，哪怕一行不起眼的字都可能久久拨动她的神经，令她心绪起伏耿耿难眠。于是她明白，自已就像神话传说中那个被魔鬼偷走灵魂的孩子，常常都要在心中呼唤另一个遥远的自已。

人生也许就是这样：得到的虽然是真实的，却未必是真正的。而失去的也许只是一场梦，却未必不是照耀一生的太阳。

公元2002年，联合国组织启动对金三角地区的全面救助计划，潘冬旭毅然报名返回金三角，成为一名用心血哺育孩子心灵的志愿者老师。潘冬旭说，当她的脚一踏上那片英雄哥哥潘国英烈士和战友们用灵魂守护的红土地时，她顿时泪飞如雨泣不成声，她明白自已从此再也离不开这片热土。

她和她的未来都是属于金三角的。

失去一只眼睛的副营级干部黄瑞新返回中国的时候市场经济已成气候，这个老红军后代发现自已好像变成一个出土文物，面对滚滚而来的商品大潮手足无措晕头转向。商品社会的本质就是生存竞争，把这个没有文凭，没有技术和人到中年的“一级残废”推入生活的竞赛。让他与那些刚出校门生机勃勃的年轻大学生同台竞技，结果如何可想而知。从任何意义上说，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战场英雄都已经过时，成为经济建设时代的淘汰产品，“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下乡十年，知青一代已经彻底落伍，沦为商品社会的弱势群体，更何况知青中返城最晚，经历更为特殊的境外老知青呢。

面对人欲模流的商品社会，老黄选择了平静回归，这个昔日的高干子女当上了云南某公司的一名普通发运员，直到37岁方才结婚组成家庭。妻子是一位来自宣威山区的温柔的农村姑娘，她把对人生的理解、憧憬、期待和梦想全部化作浓浓的爱意无私地奉献给战斗英雄老黄，令老黄体会到什么才是人生美满和幸福的真正含义。

潘国英烈士的战友常春光也是一位老红军后代，他的父亲是位中央警卫团干部，陕北米脂人，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老常在游击队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经历死亡危险无数，成长为游击队的优秀基层干部。

老常回国后刚好赶上高考改革的末班车，成为极少数念完正规大学的知青幸运儿之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上世纪90年代因公派驻国外工作。在别人看来，常驻外国的老常拿着双份的优厚工资，其中一份还是外汇，年年都有当时人人羡慕的大小件免税商品指标，驻外工作还等于免费旅游，这可是一般人连做梦也难以奢望的美差啊。可是老常在外面一驻就是九年，驻了香港驻美国，那都是些好地方，是许多国人心向往之的人间天堂，相信没有人会把这样的驻外工作看做受罪，当成充军服刑和备受折磨。

只有常春光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痛苦。

面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位昔日的老游击队员常常扪心自问：父辈出生入死闹革命打江山是为什么?自已和知青战友在金三角浴血奋战，潘国英抛尸疆场，被敌人残暴地砍下头颅来示众又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推翻这个金钱至上、人欲橫流和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社会吗?他能心安理得泰然自若地面对这一切而不良心不安吗？

战友的眼睛在天上盯着他，各种疑问和问题轮番折磨着他，令他芒刺在背寝食难安。

他终于承认自已是个落伍之人，不能主动适应形势变化，注定要被时代所淘汰，但是他发现自已似乎很欢迎这种淘汰，因为只有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才能保全道德完善，才能让良心回归安宁。于是这位驻外代表主动向单位提出提前召回的请求。单位接受他的请求，他在美国只待了三个月就返回昆明。

老常是个乐观和幽默的人，单从朴素的外表上你很难看出他是个家庭优越和有特殊经历的高干子弟。他个子瘦高，佝着背，骑一辆女式电动自行车，两条长腿几乎拖在地上，像骑在小毛驴上的那位著名的堂吉诃德先生。跟老常讨论问题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趣味宽广，略显苍老的脸上始终挂着谦虚和快乐的笑容，一双智慈的眼睛平静而深遼地望着你，像个上帝仆人那样倾听你的说话。

老常已经临近退休年龄，他的愿望是经常能够故地重游，去看望长眠地下的那些游击队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