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角色的困惑与冲突

在上山下乡运动（注1）已过去近半个世纪的今天，知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已经老化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符号，依然被社会作不同的解读。解读所以不同，与知青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的模糊不清有一定关系。

刚到农村，知青手握小红书， 来一张“扎根农村志不移”的合影

什么是“社会角色”？“社会角色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的期望。——百度搜索，”知青的社会角色如何定位呢？

先拿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期间大规模移民事件与知青下乡作个比较。1958年的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既是真正意义上的“屯垦戍边”，又是我国当时建立商品粮基地的一个切实措施。60年代涉及数百万人口的“大三线”、“小三线” 虽有当时“备战备荒”的政治背景，却也使中国建设布局合理化。总之，以上两种人口迁移具有明确的经济建设动因并取得实质性成果，也使迁移人口得到了相对合理的安置。知青则不同。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除了“缩小三大差别”、“大有作为”等大而无当的政治口号外他们并无明确的社会定位和长远的政策安排，因此也没有相应的待遇。当然，按当时的国家政策，知青下乡落户时有一定的安置费用，他们以后也和当地社员和职工一样拿工分或工资。但在严格的意义上看，这些都并非对“知青”这个特定群体的经济待遇，否则至少应该大致相等，也应该将其系统化、长期化，从而使下乡青年作为“知青”有一个明确的现实路径。但事实上，部分知青来到农村后，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更重要的是，知青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就开启了返城之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历经十年之后也戛然而止，无疾而终。就总体而言，他们的下乡既没推动当地生产，更没缩小“三大差别”，其中少数给地方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带来的帮助也抵不上这一代人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由于“社会角色”“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的期望”，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对知青的客观要求和知青的自我定位两个方面来分析。尽管知青在农村或农场“过三关”后成为了当地社员和职工，但当地并未将其当作正常迁入的人口，而是看作“接受再教育”和“培养接班人”对象。与此相关，成为普通社员或职工也并非知青的自我认定，他们是要“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这种认定下，他们一方面“积极投身三大运动”，另一方面并未打算真正当一辈子农民。双方的这种认定既符合领袖在“文革”中“反修防修不变修”的“重大战略部署”，也在知青下乡后的一场场政治运动中体现出来。换言之，“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是一项“政治任务”，而非一个正常社会赋予知青的社会义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以至于文革的过去，知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很快消失了。简言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共和国初期，“知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既无义务也无权利的。

既然“知青”并不具备“社会角色”的性质和功能，它到底是什么呢？为了弄清问题，笔者借用“运动人”这个概念说明之。从社会学角度看，人在脱离母体后首先是“自然人”。他/她会生老病死，有七情六欲。自然人进入人类社会，在适应社会环境、参与社会生活、学习社会规范、履行社会角色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的行为模式，成为社会人。（注2）这里提到的“社会人”是要“履行社会角色”的。但笔者谈到知青的“社会角色”是打引号的。也就是说，由于缺乏明确的权利和义务，“知青”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够不上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角色”。梁幼志在对文革时期的上海电影界造反派的分析中将电影界所有人按一般时期和运动时期分成“单位人”和“运动人”（注3）。他指出，单位人是电影界职工平时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发挥作用，而政治运动来临时他们转变成“运动人”。可以说，“运动人”即使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也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人，他/她完全以所谓“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来决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解释完全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分析，有很强的解释力。笔者认为，“知青”也是一种“运动人”，它完全是“上山下乡”，或更广义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的产物。其表现为有身份，无职业，有号召，无计划，有开头，无结尾。它随着政治运动的产生而产生，又随其消失而消失。这场政治运动给中国作为一个正常社会所造成的干扰有目共睹，而经历其中的“知识青年”无疑也遭遇了无数的困惑与冲突。

根据以上界定，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角色”的变化。

运动一开始，知青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就很不清晰。

从外部环境上看，在上山下乡的开始阶段，人们大致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缩小三大差别”，“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但具体的说法却因时而异。一开始，“四个面向”（注4）是主旋律，随着运动的发展，“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占了主导。随后，“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调子越来越高。最后，到了初中68、69届分配时，个别城市出现了“一片红”（即不分具体情况全都下乡）的现象。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马天水在上山下乡万人动员大会上就说：“你不去，上海不分你工作，五年、十年、二十年也不会改变。”有资料表明（注5），当时的上海市政府竟然还动员18000名郊区农民到云南下乡！号召因时因地而异，具体的安排，除了一句“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和一笔安家费以外，并无进一步的措施。这些都与中国历史上的“屯垦戍边”、“开发边疆”形似而神非。

作为知青的主观应对，当时的初高中毕业生一开始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后来变成“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切听从党安排”，有些地方出现了“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等更极端的说法。到了农村，知青从主流媒体得到的信息一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二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知青一开始对“大有作为”情有独钟，对“很有必要”理解不深。如知青作家叶辛曾经提到过他刚到贵州修文县时的“壮举”：“在大墙上刷出‘重新安排修文河山’、‘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大标语”。

来到农村后，至少在下乡初期，知青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在尽心尽力地“勤四体”，“分五谷”，“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试举一例（注6）：“脱谷大会战开始了，连队召开动员大会，指导员刘筱荣要求全连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大雪到来之前粮食必须颗粒归仓。口号是人停机器转、昼夜大会战。玉莲先在喂入口填充，后到脱出口挑秸秆，挥舞着高出她个头一大截的大木叉，真是力不从心，拼全力干，没挑几下胳膊抬不起来了，腰酸腿软、大汗淋漓，灰尘飞扬，戴口罩再捂上围巾也呛得喘不过气，若是不卖力气更糟糕，头上的热气冻成了冰，手脚麻木不听使唤了。夜晚的脱谷场，昏暗的小灯摇摇晃晃，灯光时隐时现，像玉莲一样太累了。  大会战终于结束了，玉莲也病倒了，而且手脚的冻伤变成了疮，我心疼的直掉眼泪。总结大会上，玉莲被评为‘五好战士’。如此的殊荣伴随我俩毕生追求自强自信、力争上游的同时给予子孙们良好的启迪：就是求真务实，不断创造新的辉煌。”有知青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知青的日记、家信、思想汇报、黑板报上比比皆是，非常普遍。换言之，知青在当时还是在尽力使自己符合“知识青年”这个角色的。

但换个角度，我们也能看到，从严格的意义而言，自来到农村的第一天起，“知青”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已经模糊了。知青似乎有“接受再教育”的“义务”，但“权利”呢？  尽管如此，相比之下，下乡初期依然是社会要求和知青的自我角色定位高度一致的阶段。从总体而言“知青”作为“社会角色”的困惑与冲突在这个阶段并不明显。

随着时间的延续，情况出现了变化。

首先是外部环境。71年9.13“林彪事件”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战略部署是颠覆性的。从“林彪事件”开始，上山下乡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政府对知青的要求除了继续“农业学大寨”再加上“批林批孔”，对知青的舆论导向还是“铁心务农不动摇”，“扎根边疆一辈子”，但“升学”甚至“高考”再加上“招工”“顶替”也随之而来。

“林彪事件”在广大知青中间催生了许多的“活思想”，知青对成为“接班人”的现实路径产生了怀疑。根据一位农场知青回忆（注7），当上级传达文件的时候，有个女知青当场发了疯，还有一个男知青只身跑到北京向党中央揭露有人陷害林副主席的政治阴谋。一位叫蓝国庆的知青在当天日记里写道：既然林彪可以卖国投敌，我们还能相信谁呢？从前我们打倒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等等，他们是真正的敌人吗？以上例子或许极端，却反映了林彪事件对知青造成的震撼效果。

在现实层面，知青群体的分化也开始了。这种分化一方面是政治分化：一部分“根红苗壮”、表现积极的知青入团入党，进入了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而另一部分（显然占多数）却因为家庭成分等各种原因依然在经受“锻炼”和“考验”。除此之外，“返城”开始了，尽管除了少数的“走后门”，一开始是以“读书”、招工、困病退的名义进行的。“理想主义”被“现实主义”所代替，“‘好孩子’也能返城”对留在农村的知青的影响巨大。看来，“扎根农村”不是唯一出路，“返城”也是“革命接班人”。“早晚得返城”这种愿景开始成为广大知青、家长的共识。“知青”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的意义在消失，“知青”的现实出路似乎就是不当“知青”。

上山下乡运动的结局众所周知，而知青作为社会角色更让人莫衷一是。

尽管上层“犹抱琵琶”地默许大多数知青通过各种渠道回到了城市，却始终无法出台一个正式的政策让全体知青回城。于是，除了升学、招工等少数政策性渠道外，相当一部分知青要么是“曲线返城”，要么是以“病退”等理由回到城市。换言之，知青只是被允许以知青之外的理由和身份返城！同样，除了极少数“商调”干部，“知青”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回城后完全不被认可。在上海，许多知青回到城市无论有无专长，统统被分到“小集体”，街道加工厂，工资18元，过去的“战天斗地”完全白干。笔者就知道一位知青朋友离开农场时已是农场副场长，回城后身份归零，还得从“科员”干起。当然，作为“知青”，有时也有些现实意义。云南知青闹返城时，最怕听到的就是“作为农场职工处理”。最尴尬的例子是60年代初赴新疆的上海知青。他们回来一半，似可算作“知青”返城，留下了一办，只能算作是边疆移民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以肖芸为首的湖南省部分老知青为了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问题上书中央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看来，“知青”作为一个“社会角色”非但让知青困惑，让政府和社会也无所适从！

回到当今，我们看到，知青作为一种“出身”或“来源”，被大部分老知青认同。例如被称为“中国股票第一人”的阚治东回忆道（注8），“面对恶劣的客观环境，既不逆来顺受也不怨天尤人，而是凭借自己的双手，在酷寒之地将遍布毒虫猛兽的荒原开拓成丰饶沃土，这就是北大荒人骄傲给我的最重要的一课。”当然，也有不少老知青认为过去的经历不堪回首。当视角转向宏观，把下乡运动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原因及后果相联系，结论（注9）就趋于负面：“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为了便于理解与讨论，笔者用下表来概括以上观点：

对上表的解读是，在下乡第一阶段（1968-71），作为自然人，知青在社会地位归零的过程中力求通过个人努力满足温饱，适应环境，并经历了成长的烦恼；作为社会人，知青在进入单位化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同时失去城市户口和待遇，成为公社社员或兵团战士/农场职工；作为运动人，知青竭力保持政治正确，遵循宏大叙事，响应号召。在屯垦戍边/建设新农村的同时接受再教育，力求在阶级斗争的主旋律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进行自我改造。

在第二阶段（71——78），作为自然人，个人利益诉求开始显现，面对新的生存空间，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和劳动待遇等等问题对知青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社会人，知青因各种条件和机遇的不同开始分化，部分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返城；作为运动人，扎根农村依然政治正确，但“好孩子”也可以返城，知青产生困惑。

在第三阶段（78——今），作为自然人，知青为了生计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作为社会人，大多数的“前知青”逐渐消失在社会的各阶层中，部分后知青产生维权意识；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作为“运动人”的知青只存在于后知青的记忆和反思中，知青“运动人”的身份彻底消失。异地退休返沪知青在江西中路209号市人社局信访办维权上访，要求“同城同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