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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下)

周 钧 韬 金学界 2022-11-26




从哲学高度认识“过渡形态”,是金瓶梅成书的本质特征


潘开沛在1954年提出“艺人集体创作说”后,徐梦湘于次年4月1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一文,予以反驳,认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

1981年,杜维沫先生在《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一文中明确提出:“《金瓶梅词话》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家个人的独立创作。”⑧

如今,主张“文人独立创作说”的也大有人在。

凡是通过考证发表文章,提出《金瓶梅》作者是某某人的研究者,大多是“文人独立创作说”的信奉者,“艺人集体创作说”的反对者。

对“文人独立创作说”我也不敢苟同。《金瓶梅》是文人创作,但它并不“独立”,不像《红楼梦》那样是无所依傍的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
我们可以用唯物辩证法的“扬弃”的观点来加以研究。
扬弃是黑格尔解释事物发展过程的基本概念,他赋予这一概念以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哲学涵义,并用来建构自己的全部哲学体系。
唯物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成果,并以这一概念来表述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的实质。
扬弃是通过事物的内在矛盾运动而进行的自我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和联系的环节。
联系的环节体现了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发扬、保留和继承,这是“扬”的过程,是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发展的环节体现了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抛弃、克服,这是“弃”的过程,是事物发展中的非连续性。
“扬弃”也就是既抛弃又发扬,既克服又保留,既批判又继承,既肯定又否定,在肯定中否定,在否定中肯定。只看到事物发展中的非连续性,而看不到事物发展中的连续性;
只看到“弃”而看不到“扬”,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这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


用“扬弃”理论来分析研究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艺人集体创作”阶段(以《水浒传》为例),第二阶段为“过渡形态”阶段(以《金瓶梅》为例),第三阶段为“文人独立创作”阶段(以《红楼梦》为例)。
为了行文的方便,我就用三部书作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是个扬弃的过程,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而进行的自我否定。

这个否定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绝对否定,而是既克服又继承、既抛弃又保留的辩证发展过程。

《金瓶梅》对《水浒传》等前人作品的“扬”,即对成书方式的发扬、保留和继承,否定中的肯定,具体表现如下:

1、完全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征。

例如:保留了话本小说的章回体制;保留了话本小说的引詩入话;保留了很多话本小说的说话人用语:“看官听说”、“话分两头”、“评话捷说”等等;

书中夹杂着大量的诗词、韵文;以曲代言、用快板代言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当然是评话的特征。

从形式上看,《金瓶梅》就像话本。难怪不少研究者把它看作是“艺人集体创作”的话本。

2、保留了从前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小说中移植创作素材的传统。

在拙著《金瓶梅素材来源》⑨中,笔者用30万的篇幅,考证了250多个金瓶梅素材来源问题,大体是:

移植话本的文字20多处;移植戏曲的文字20多处;移植散曲、时调小曲60多处;移植小说(包括《水浒传》、《如意君传》、《百家公案全传》等)的文字60多处;移植前人诗词10多处;其他性质的文字移植80多处。

这些都是艺人创作话本的传统手法,金瓶梅作者应用得十分娴熟。



《金瓶梅》对《水浒传》等前人作品的“弃”,即对成书方式的抛弃、否定,肯定中的否定,具体表现如下:

1、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创作过渡。《金瓶梅》否定了艺人创作,开启了文人创作的风气之先。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从前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联缀、拼集向面向社会撷取创作素材过渡。

《金瓶梅》虽然移植了前人作品中的大量文字,但相对于一部百万字的大书而言,仅占百分之几而已。而其主体故事情节,众多人物形象塑造,都是作者的创作。

《金瓶梅》作者直接面对现实社会,从现实社会中提取创作素材,广阔而又深刻地再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方面,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从艺术特征来讲,《金瓶梅》对前人作品的“弃”也是很明显的:

前人作品以写超乎凡俗的奇人奇事为能事,与现实社会存在一定距离。

《金瓶梅》专写凡人俗事,真实地再现了明代后期中国社会的种种人情世态,开启了人情小说创作的先河,实现了从传奇向写实、以奇为美向以俗为美的过渡。

前人作品以故事情节取胜,人物塑造则处于从属地位,人物服从故事。

《金瓶梅》则以塑造人物为主,故事情节则降之从属地位,故事服从人物,实现了从写事为主向写人为主的过渡。

前人作品的人物性格具有单一化的倾向。《金瓶梅》中的人物,具有复杂的个性化的性格特征,从横向来看由多种性格因素组成,呈现多元的多侧面的状态;从纵向来看呈现多种层次结构

前人作品主要用人物的言行来展示其心理活动,《金瓶梅》开始直接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挺进,直接通过描写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奥秘和不同人物的特殊的心路历程。

前人作品人物性格具有善恶、美丑绝对化的倾向。《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具有善恶相兼、美丑相容的特征。

概言之:金瓶梅实现了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创作”的过渡。

但它依然像艺人创作话本那样从前人作品中移植、借抄大量的文字。因此它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即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发展,同样是个扬弃的过程。

红楼梦彻底否定了“艺人集体创作”的话本的形式、体制、规范;彻底否定了用前人作品加以联綴、拼集或移植、借用的创作手法,实现了完全面向社会,反映社会、表现社会的创作宗旨、创作规范。

在小说艺术美学方面,《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优良传统,并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歩,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创作的顶峰。

由此可见,《红楼梦》是一部“无所依傍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这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的一大飞跃。

但《红楼梦》还依然保留有话本创作的残余形态,如保留了章回体,有些回中还有回首诗、回末诗,还残留“话说”,“下回分解”等说话用语;

《红楼梦》还从《金瓶梅》中移植、借用一些文字等等。这些都表明,《红楼梦》对《金瓶梅》也是既有扬又有弃,弃中有扬,扬中有弃。

综上所述,《金瓶梅》实现了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的过渡;

《红楼梦》则完成了从“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向“无所依傍的文人独立创作”的过渡。



此表明,“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的《金瓶梅》,即是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独立创作”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作品。

另外,从作品的性质来分析,胡士莹先生在《话本小说概论》一书中指出:“宋代民间说话人的话本,被辗转传抄及刊印出来以后,社会上广泛流传,非但为劳动人民所喜爱,而且影响及于统治阶级,甚至被采入宫廷,这就引起了封建文人们的注意,于是有模拟话本的小说出现。”

《金瓶梅》模拟了话本的形式特征,模拟了话本从前人作品中移植创作素材的手法,它就是文人“模拟话本”创作出来的拟话本长篇小说。

因此,金瓶梅作为拟话本,又是从话本(包括话本整理加工的长篇小说)向现代型小说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作品。

“过渡说”的基本要点和最新表述

下面我还是从《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三书的成书方式的比较中,来阐明“过渡说”的基本要点:

    1、就创作主体而言,《水浒传》是艺人集体创作;《金瓶梅》是文人创作;《红楼梦》是文人创作。

    2、就作品的形式特征而言,《水浒传》充分体现了话本的形式特征;

《金瓶梅》完全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征;《红楼梦》彻底抛弃了话本的形式特征(还有些残余痕迹)。

    3、就创作素材来源而言,《水浒传》是前人作品的联缀拼集;

《金瓶梅》是较大规模地保留对前人作品的移植、借抄,并开始直面社会大量擷取创作素材;
《红楼梦》是彻底抛弃对前人作品的移植、借抄,完全直面社会擷取创作素材。

    4、就成书特点而言,《水浒传》是艺人集体创作;

《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形态);《红楼梦》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

    5、就作品属性而言,《水浒传》是话本(话本的联缀拼集加工);

《金瓶梅》是拟话本(文人“模拟话本”的产物,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形态);《红楼梦》基本上是现代型小说。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金瓶梅》既不是“艺人集体创作”,也不是“文人独立创作”。它是文人创作,但它依然保留着话本的种种形式特征;
它开始直面社会,从现实生活中大量擷取创作素材,但依然沿用艺人从前人作品中移植、借用大量文字作为创作素材的传统手法;
它既是一部划时代的文人创作的开山之作,同时还不是一部完全独立的无所依傍的文人创作,它依然带有从艺人集体创作中脱胎出来的大量痕迹。
它对以前小说的成书方式既抛弃又发扬,既否定又肯定,在肯定中否定,在否定中肯定。
随着小说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出现像《红楼梦》、《儒林外史》那样的,完全独立的无所依傍的文人创作。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它带有过渡性,是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独立创作”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作品;
是文人沿用艺人创作话本的传统手法,“模拟话本”,创作出来的拟话本长篇小说。這就是我对《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的最新的表述。

值得一提的是,苗怀明先生在2002年发表的《20世纪以词话本为中心的金瓶梅研究综述》⑩一文指出:“在《金瓶梅》成书方式的争论中,还有一种折中意见值得一提,那就是周钧韬所提出的‘过渡说’。”

可见,苗怀明先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眼光,比我早8年,就把我的观点加以提炼而概括为“过渡说”了。

艺人集体创作说、文人独立创作说、过渡说,乃为《金瓶梅》成书方式之三说。谁是谁非,将经受历史的检验。



作者近照(2019年8月)

                                                                              


注释:

①周钧韬《〈金瓶梅〉成书方式探谜》,《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8月。

②《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

③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光明日报,1954年8月29日。

④徐朔方《〈金瓶梅〉成书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

⑤蔡国梁《〈金瓶梅〉考证与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⑥袁小修《游居柿录》。

⑦沈德符《野获编》第二十五卷。

⑧杜维沫《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文献第7期,1981年3月。

⑨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又载《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第二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

⑩苗怀明《20世纪以词话本为中心的金瓶梅研究综述》,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1期。


作者单位:深圳文联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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