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钧韬：朱星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按：我对现当代权威学者的金瓶梅研究的述评系列，已发表的有鲁迅、郑振铎、吴晗、魏子云等先生的述评。此为第五篇。

朱星（1911--1982），字星元，江苏省宜兴市人。原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今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

先生原是语言学家，成就卓著，出版多部学术著作。不期，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第3期、第4期，连续发表了《金瓶梅考证（一）》、《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金瓶梅考证（二）》、《金瓶梅被篡伪的经过》等三篇论文。

1980年10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专著《金瓶梅考证》。

朱星先生的文章，真乃平地一声惊雷，惊得我辈不知所措，祸福莫辨。须知，《金瓶梅》历来是部禁书、“淫书”。

十年文革，人们谈“金”色変，研“金”必大祸临头。其时，虽文革已去，但恶梦未醒，惊魂未定。朱星先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大智大勇令我辈敬仰不已。

他与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共同开启了中国当年《金瓶梅》研究的先河，双双成为海峡两岸当之无愧的中国当年金学的开创者。

我辈正是在先生们的启迪下，沿着他们的足迹走上了金学研究之路。

由吴敢、胡衍南、霍现俊主编的《“金学丛书”第二辑•前言》指出：天津师范学院（今天津师范大学）朱星是中国大陆金学新时期名符其实的一颗启明星，他在1979年、1980年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并于1980年10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中国大陆《金瓶梅》研究的第一部专著《金瓶梅考证》。

朱星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都能经得住学术的检验，但朱星继鲁迅、吴晗、郑振铎、李长之等人之后，重新点燃并高举起这一支学术火炬，结束了沉寂15年之久的局面，这一历史功绩，应载入金学史册。[1]

朱星先生的金瓶梅研究起歩很早。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他十四五岁时就看到了数种《金瓶梅》，当然是作为小说看的。

他藏有《张竹坡评本第一奇书》、《古本金瓶梅》。

1957年买到了《金瓶梅词话》后，就开始将各本“细加对斟”，首先从语言上看出问题。

后来把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所藏各本进一步比照研究。

1976年开始他把《金瓶梅》阅读札记加工整理，写成了版本考、作者考等论文。

《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包括其门人），这本来是比较明朗的。在明清两代信奉者甚多，已成公论。但是到了现代，王世贞说突然大倒其霉，否定论者有鲁迅、郑振铎等大家。

鲁迅与郑振铎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其言词十分肯定，但证据仅为“山东土白”、“方言”一例（且不能成立）。

吴晗先生的否定是建筑在严密的考证基础上的。吴晗的考证大体是三个方面：

第一、王世贞父亲王忬的被杀与《清明上河图》无关。  

第二、《清明上河图》的沿革亦与王家无关。

第三、吴晗查明，唐荆川死在嘉靖三十九年春，比王忬被杀还早半年。

因此《寒花庵随笔》所说的，王忬被杀后，王世贞派人去行刺唐荆川，王世贞著《金瓶梅》粘毒于纸而毒杀唐荆川云云，纯属无稽之谈，荒唐之至。

应该说，吴晗的考证是系统的周密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彻底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虚假的传说故事，吴晗先生是全力以赴而为之的，他的贡献亦在这里。但由此而得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不能成立。

因为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

（1）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传说故事是假的，王世贞作《金瓶梅》本身也是假的。

（2）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传说故事是假的，但王世贞作《金瓶梅》本身确是真的，就是不像人们传得那么离奇而已。

显然这第二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吴晗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是由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而导致其结论的错误。

《金瓶梅》成书以后的明末淸初年间，对其作者的推测甚多，有王世贞、李笠翁、卢楠、薛应旗、赵南星、李贽等，但均为传闻或推测而未加严密考证。

朱星先生对鲁迅、郑振铎、吴晗等大家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予理睬，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他通过严密考证认定《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从而成为《金瓶梅》成书以来力倡王世贞说的第一人。

朱星先生在文中列举了十条证据。我认为最为有力的是以下几点：

一、鲁迅先生说：“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2]

《金瓶梅》创作的政治目的是批判严嵩，“借文字以报夙仇”。

到底是什么人能与严嵩这样一个为当朝首辅的显贵，直接构成夙仇呢?显然其作者亦必为显贵，普通的中下层文人没有能与严嵩直接结仇的可能。

这是《金瓶梅》创作中，必有与严嵩直接结仇的大名士参与的重要依据。

沈德符《野获编》指出：“（《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这些记载都说明，《金瓶梅》是指斥时事之作。那么是谁与严嵩父子及陆炳诸人有深仇，而需作《金瓶梅》以讥刺之?明人已有暗指王世贞之意。

朱星指出：“在小说作者与书中被指斥者有何关系。如果与严氏父子是同党或亲友那就决不会写出这部小说来，而应是有仇怨，是被害者，又是很清楚了解这些仇人的阴私奷情的。这个人非王世贞莫属。”[3]

本来王世贞之父王忬与严嵩乃为同僚，往来不疏。当时严嵩为宰相，王忬为蓟辽总督，一文一武权势相当。

王世贞还经常到严世蕃所饮酒。后来才渐渐生隙。

据《明史·王世贞传》载：“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

严嵩亲自出面为陆炳说情，却遭到王世贞的拒绝，这可能是结怨的开始。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五奸。帝怒，“狱具，杖百，送刑部”。

王世贞鸣不平，“杨继盛下狱，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世贞）代为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这如何能不使严嵩恨之入骨。

后来王世贞之父王忬惨遭杀害，又与严嵩有关。嘉靖三十八年，王忬因滦河失事，帝大怒。滦河失事乃是嵩构忬论死的一个机会。第二年王忬即被杀害。

如此杀父之深仇，王世贞如何能与严氏父子善罢甘休。作《金瓶梅》以讥刺严氏，就成了他报仇的重要手段。

严嵩事败即写传奇《鸣凤记》，明骂严嵩专政误国。后写《金瓶梅》更痛骂严嵩，并发泄对嘉靖皇帝的怨恨。

还有一条史料是后来发现的，朱星当初未见。

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在《稗说•王弇洲著作》中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

朱星指出，明人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跋》曾说：相传嘉靖时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蔵全书，今已散失。

王世贞家蔵全书一语，正透露出《金瓶梅》本是王世贞所作的事实。《金瓶梅》书稿只能追查到王世贞。所谓“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朱星说，其实“其人”就是王世贞。朱星的判断是正确的，但说得过于简单。现作如下补充：

《金瓶梅》抄本早期流传有两条线索。

袁中郎于万历二十三年见到的《金瓶梅》半部抄本，来源于董思白。董氏之书则可能来源于徐阶家藏。因为董思白与徐阶是同乡松江华亭人。这是《金瓶梅》抄本早期流传的一条线索。

另一条线索则是：徐阶——刘承禧——袁小修——沈德符。

万历三十四年，沈德符遇中郎于京邸。中郎告诉沈德符：“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沈德符又说：“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这个“又三年”，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此年袁小修曾赴京会试。

而在前一年（万历三十七年），袁小修与刘承禧在当阳见过面（小修《游居柿录》云：“舟中晤刘延伯”）。

由此可见，袁小修在万历三十八年携有的《金瓶梅》全抄本似来源于麻城刘承禧。刘承禧的书又来源于徐阶。刘是徐阶的曾孙婿。这就是说《金瓶梅》早期流传的两条线索均与徐阶有关。

那么徐阶的全抄本又来源于何处呢?只能来源于王世贞。万历三十五年前后，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王大司寇凤州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万历四十五年前后，谢肇浙在《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中又说：“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可见王世贞确藏有《金瓶梅》全抄本。

徐阶与王世贞之父王忬是同僚，而且同受严嵩的排斥。王忬被杀后，严嵩又加害徐阶。嘉靖四十四年严嵩事败。徐阶反严氏父子亦毫不手软。最后置严世蕃于死地的正是徐阶。

同时，正是在徐阶的帮助下，王忬才恢复官职，王世贞也被重新起用为大名兵备副使。

王家有恩于徐家，徐家亦有恩于王家，两家不仅是一般的通家之好，而且是在反对严嵩专政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保护，亲密无间、休戚与共。

王世贞动意写作《金瓶梅》，对严嵩父子加以揭露和批判，这完全符合徐阶的愿望，必然会得到徐阶的支持和帮助。

反之，对王世贞来说，徐阶是他父亲的挚友，是自己的恩人、保护人和长辈，因此他动意写《金瓶梅》亦必然会告诉徐阶，并争取他的支持。

王世贞写完《金瓶梅》，其抄本他第一个要赠送的也是徐阶，这就是徐阶所藏的《金瓶梅》全抄本的来源。

根据《金瓶梅》早期流传的多种史料分析，《金瓶梅》抄本的源头似乎只能追到王世贞，加之当时社会上又盛传《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此中两者的内在联系，不就很能说明问题吗?

1、语言问题。

《金瓶梅》的主体语言是北京官话、山东土白，全书的字里行间，还夹杂着不少南方吴语。

朱星指出，“达达”一词，吴方言地区的苏州、常州、宜兴称父亲为“达达”。“鸟人”的“鸟”字，古音读吊，今吴方言称鸟正为吊。“忒不长俊”，“忒”，北方官话作“太”，而读入声，也是吴方言。

从书中的语言现象来推测作者，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他在北京生活过，熟悉北京官话，所以能熟练地将这种语言，作为《金瓶梅》的叙述用语；

2、他在山东地区生活过，熟悉多种方言土白，所以他能将当地人的语言写得准确、生动、传神。

3、他是吴语地区人，他的习惯用语是吴语，所以在不必要出现吴语的《金瓶梅》中会出现吴语。

王世贞正具备上述三个条件。

王世贞的祖籍是山东琅琊，本人曾做过山东青州兵备副使三年；他从小随父寓居北京，熟悉北方官话；他是江苏太仓人，正是吴语流行地区。

看来在当时的大名士中，符合这三个条件者，非王世贞莫属。

2、《金瓶梅》写了不少最高统治者的活动场面。

例如，皇帝驾出、百官朝贺、奏疏活动，以及蔡京生辰的庆贺场面，朱勔受群僚庭参的场面，西门庆等地方官员迎接六黄太尉、宋巡按、蔡状元等场面，都写得细致入微，生动逼真。

凡此种种，均能看出《金瓶梅》的作者不仅是大名士，而且是大官僚。非大官僚不可能有此阅历见识。王世贞不仅是大名士，而且是大官僚。

3、王世贞因为多次升调，到过不少地方。

《金瓶梅》中所见地名与王世贞生平经历相合。朱星指出，他做过山东青州兵备副使三年，他对山东地面最熟，淸河、临淸、泰山等地，写得很具体。

小说写到的城镇有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松江、湖州、严州等等，仅此一例就能证明，其作者社会经历之丰富。

严州是个小地方，一般作者不会涉及。王世贞做过浙江右参政，曾驻严州，并写有诗一首《严州有感》。

王世贞是个大文学家，能写小说、传奇剧本。其知识之渊博，在前后七子中，以其为最。

朱星指出，《金瓶梅》可谓“愽学小说”，非愽学者是无法为之的。

如第29回“吴神仙贵贱相人”，第46回“妻妾笑卜龟儿卦”，非精于此道者无法写。

王世贞的《四部稿·说部》中有《宛委余编》，收集了大量的众多门类的文化知识。《宛委余编五》中有详论推命星相知识。

第50回给李瓶儿診病，医案就写了380多字。《宛委余编五》中就记载了不少医药知识。

此外，《宛委余编二》专论冠服古今演変，对妇女画眉式样、梳髻式样都有考证；《宛委余编十三》中有文字音韵知识；《宛委余编十五》中有书画知识；《宛委余编十六》中有弈棋和饮食知识，还记录有“蔡太师京厨婢数百人，庖子亦十五人”等；《宛委余编十七》专论道释。

《金瓶梅》中写到“妓鞋行酒”，王世贞就亲自实践过“妓鞋行酒”。小说中写了很多道教活动，其仪式、其排场，不熟悉道教者是无法为之的。

王世贞信道入迷，编写《列仙传》一书，还离家住在道观中修炼，搞房中采补术。如果王世贞没有大规模的知识储备，金瓶梅如何能写得如此多姿多彩。

经过吴晗的“致命的一击”，王世贞说的信奉者已少得可怜。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沉思，人们终于从对吴晗的考证结论的迷信中觉醒过来。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王世贞说的研究重新崛起，且硕果累累。1979年，朱星先生首先发难，打响了第一枪。

嗣后，1987年至1990年周钧韬连发《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等三文，专为王世贞说翻案，并在重申王世贞说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1999年，许建平在《金学考论》中用四个外证七个内证申述王世贞说。

2002年，霍现俊在《金瓶梅发微》中，从外证、内证两方面，全面予以论证。此外，对王世贞说作进一步论证的还有黄吉昌、李宝柱、李保雄等学者。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与《金瓶梅》作者研究是重中之重的大热门课题。在近几十年间，金学界已提出了五六十个候选人。

但没有哪一个比王世贞更具有权威性。朱星先生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在《金瓶梅》作者研究中建立了一大功勋。

但他在肯定王世贞的同时却否定王世贞的门人亦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欠妥。因为在《金瓶梅》中也有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

1、《金瓶梅》无论是在指导思想、思想倾向、艺术风格、人物评价、艺术水准上，都有不相一致的地方，情节发展中常常出现一些无头脑的事情，行文中还有许多错误和粗疏之处，文字的水准部分与部分之间，有明显的雅俗、高低之别。

因此，持非大名士说的研究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必为中下层文人（包括艺人）。

2、《金瓶梅》中有一些与故事情节发展关系不大的“夫子自道”式的感叹诗，可以说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自我嘲解。

如：“蜗名蝇利何时尽，几向青童笑白头”（七十二回）；“早知成败皆由命，信步而行黑暗中”（九十三回）；“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九十八回）。这些诗句，有的表明作者在功名上有所追求，然而天道不明，人生不遇，他的官途并不畅通，于是只能徘徊在黑暗之中；有的表明作者家境贫穷，生活困顿，处世艰难，饱经人生风霜苦寒，是个寄人篱下、踱入暮年的中下层文人。

显然，这些诗句的作者（或是抄引者），决不可能是官运亨通、锦衣玉食的大名士。

    3、从作者的文化素养来考察。《金瓶梅》中出现了不少常识性、史料性错误，徐朔方先生举出了许多处。

4、从《金瓶梅》的某些成就来考察。《金瓶梅》所写人物大多属于市井间下层小民，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行为，他们的语言，都写得入情入理，人物形象生动逼真。特别是对小民声口、民众语言的把握，可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说明《金瓶梅》某些部分的作者，决非是高高在上、脱离民众的大名士，而是直接生活在民众之中，对社会底层生活十分熟悉的中下层文人。

笔者根据这些内证提出，《金瓶梅》是大名士与非大名士的联合创作，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

朱星认为王世贞门人参与《金瓶梅》创作，是不合理的。因为书中涉及当代人太多，他写这书根本不让人知道。唯一可能的合作者是其弟，决不是什么门人。

但他又注意到《金瓶梅》满文译本的序中提出，《金瓶梅》作者为芦楠。芦楠是王世贞的门人。

朱星说：“楠騒赋最为王世贞称。满文译本序文上提出，可能有所据。我设想芦楠落魄到吴，找王世贞。王可能把他留下，帮助自己写和誊抄《金瓶梅》。”

可见朱星已承认，作为王世贞门人的芦楠可能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但他没有能跨出最后一歩，提出《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则重要史料：清无名氏《玉娇梨•缘起》指出：“《玉娇梨》与《金瓶梅》，相传并出弇州门客笔，而弇州集大成者也。……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实得其详。”

这就是说，《金瓶梅》是按照王世贞的指导思想，在他的统领下，主要由门人写出来的。

朱星虽然没有能提出《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但已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边缘。他的探索在当初是很有意义的。

应该说他提出这一论断，实为难能可贵。朱星所谓《金瓶梅》是“一部明末社会史”，就是说《金瓶梅》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明代末年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

他指出：“明朝到嘉靖万历年间已经腐败不堪，所以到崇祯朝就瓦解崩溃，不可收拾。……《金瓶梅》一书深刻地反映了明朝社会的腐朽、黑暗。也提出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败亡的原因。它概括了这一历史时代的社会面貌。”

他对《金瓶梅》中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加以全面研究。在经济方面，朱星指出：那时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

西门庆有钱不到农村买地，而是放高利贷、开店、开解当铺，又搞长途贩运，赚取高额利润。而农村经济破产，必然造成农民卖儿卖女，其身价仅数两银子，且终身为奴。

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5]

朱星不仅研究了《金瓶梅》中反映的当时的新兴的工商业者和破产农民的生存状态，还研究了当时的货币、物价、苛捐杂税等状况。

金瓶梅的版本系统非常复杂，研究的难度很大。1935年，周越然发表的《金瓶梅版本考》，写得极为简单。

朱星先生对他能见到的版本“细加对勘”，但仍为简单一般。这是时代、条件所限，当不应苛求。但有两个是与非的问题可以说说。

他为我们保存了一段重要史料。关于当年发现、影印《新刻金瓶梅词话》的经过，他作了详实的记录。

他是这样写的：我曾请问吴晓铃同志是怎样发见的，他告诉我此事可问旧琉璃厂古书铺文友堂的孔里千同志。他现在是今琉璃厂古书装订部的老工人，快六十岁了。

他记忆很好，告诉我说：“文友堂在山西太原有分号，收购山西各县所蔵旧书。在民国二十年（1931）左右，在介休县收购到这部木刻大本的《金瓶梅词话》，无图。当时出价很低，但到了北京，就定价八百元。郑振铎、赵万里、孙楷第等先生都来看过。最后给北平图书馆买去了。”

到民国二十二年，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隅卿）先生（曾在北大兼课）集资，用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把这部书影印一百部，五十二回缺二叶，就用崇祯本配补上，但不大衔接。又把崇祯本每回前的图一百叶，每回二幅，合印成一冊添附。共二十一本。

解放前夕，这部木刻本被携往台湾。

一九五七年才由文学古籍刊行社根据影印本再版，内部发行。这是这部书的历史经历。这段史料本无关宏旨，但我不记，以后就无人知道了。

这是朱星先生在1979年见于文字的一段记载。但在吴敢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史》中却有另一个版本。其文字如次：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载有胡适1961年6月12日的一次谈话：“这部《金瓶梅词话》当初只卖五、六块银元，一转手就卖三百块，再转手到琉璃厂索古堂书店，就要一千元了。当时徐森玉一班人怕这书会被日本人买去，决定要北平图书馆收买下来。大概是在‘九一八’之后抗战之前的几年内。那一天夜里，已经九点了，他们要我同到索古堂去买。索古堂老板看见我去了，削价五十元，就以九百五十元买来了。那时北平图书馆用九百五十元收买一部大淫书是无法报销的。于是我们——好像是二十个人——出资预约，影印一百零四部，照编号分给预约的人。我记不起预约五部或十部，只记得陶孟和向我要，我送他一部。也就在这时候，这书被人盗印，流行出去了。”[6]

两个版本差异不小，孰是孰非，很难辨明，只能寄望以后的考证了。

此外，这部书影印了多少部？说100部者有之，说104部者有之，说120部者有之，说200部者有之。又是一个孰是孰非问题。

1995年，吴敢先生在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得见此书。封面书题《新刻金瓶梅词话百回坿绘图》。

小本，盖影印时缩小也。书末朱色钤印古佚小说刊行会会章，又朱色铅印一行：本书限印一百零四部之第部，空格处楷书墨填：拾伍。

1999年，吴敢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见此本又一部。

末册末叶亦有朱色铅印一行：本书限印一百零四部之第部，空格处楷书墨填：陆拾陆。[7]如此看来，古佚小说刊行会当年影印104部，已可证实。

《金瓶梅》的初刻本是明万历丁巳年（1617）刻于“吴中”的那个本子。朱星在《金瓶梅》版本研究中提出，在丁巳本前还有一个万历庚戌年（1610）刻的庚戌本。

万历庚戌刻本才是《金瓶梅》的初刻本。此观点来源于鲁迅先生，但已被考证证明是错误的。

朱星没有看到鲁迅的错误，反而竭力为之辩解。

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中指出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

鲁迅《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的依据，是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金瓶梅）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台湾魏子云先生根据民国（1933年）《吴县志》考出，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事。既然“马仲良时榷吴关”是万历四十一年，那么沈德符所说的“马仲良时榷吴关”以后的“未几时”，《金瓶梅》才在“吴中悬之国门”。

由此，魏先生认定，《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三十八年）。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就遭到魏子云的强烈否定。

笔者查了明崇祯十五年（1642）、凊乾隆十年（1745）的《吴县志》，均无“马仲良时榷吴关”的记录。民国《吴县志》的记载就更可疑。后来笔者终于在淸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中找到了根据。

《浒墅关志》卷八“榷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条全文如下：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 马之骏，字仲良，河南新野县人，庚戌进士。英才绮岁，盼睐生姿。游客如云，履綦盈座。徵歌跋烛，击钵阄题，殆无虚夕（原刻为“歹”，似误——笔者改），世方升平，盖一时东南之美也。所著有妙远堂、桐雨斋等集。

淸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离“马仲良时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仅相距60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国学者雷威尔的疑问；《浒墅关志》表明，主事任期只有一年，前后均不能延伸。

万历四十一年任是马仲良。之前万历四十年任和之后万历四十二年任都另有他人。

马仲良绝对不可能从万历三十七、八年就开始连任（他在万历三十八年才中进士）。这就进一步确证，鲁迅先生认定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是根本不存在的。朱星先生也跟着错了。

朱星认为，早期的《金瓶梅》“原无淫秽语”，现存的词话本才被掺入大量的淫秽语，成为一部“秽书”。他的结论是错误的，《金瓶梅》原本就有很多淫秽语。

朱星此论的根据是：袁中郞最早见到抄本时，说它云霞满纸，而未说“秽黩百端”。

袁中郎之孙袁照在《袁石公遗事录》中说过：“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

清末王昙在《金瓶梅考证》中更说：“金瓶梅原无淫秽语。”

朱星自己的说法是：《金瓶梅》作者是“大名士”，“我相信这个大名士的个人创作是有为而作，其目的在深刻揭发其淫恶行为，不在其淫乐动作的描写，决不屑用淫词秽语来取悦世俗”，后来“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因而成为蒙诟的主要口实”。

上述诸说之目的在于，袁照是“为尊者讳”；王昙是为了把他和蒋剑人作了大量删削“淫秽语”的冒牌货说成古本《金瓶梅》，以此标榜他们发现了所谓真正的《金瓶梅》；朱星先生则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

但事实上《金瓶梅》从它诞生起，就有关于性行为描写的所谓“淫秽语”。《金瓶梅》的抄本和初刻本（约刻于万历四十五年）都已失传，我们已无以寓目。但明末淸初见到者不乏其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说词中得其消息。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三，第979条）

……（前文已引述，此处不复引）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日：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之病死。[8]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李日华说《金瓶梅》是市诨之极秽者。

《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羼杂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元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是，必为赝作无疑也。（《啸亭续录》卷二）

好了，不必再引了。早期的《金瓶梅》抄本和初刻本确实有大量的淫秽语，而决不可能是洁本。

 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