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我从1984开始研究《金瓶梅》, 本文是我在1985年发表的第一篇金学论文。美国学者韩南、中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认为，《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四年。
而我在此文中的考证，确认是万历二十三年。此文发表后得到王汝梅、孙逊等先生的支持并立即在论著中引用。
后来黄霖先生发表《关于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载《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认为：我的“论证颇有问题，以往的结论不能推翻”，仍按万历二十四年为是。并对拙文提出驳论。由于我当时正在赶写他文故未答辩。嗣后凡学界谈到成书问题，当然还是“以往的结论不能推翻”。
这个问题说小不小，说大不大，还是讨论清楚为好。这是我三十五年后的今天，重新刊布此文的原因，以就教于诸家与黄霖先生。
在16世纪末叶，我国明代诞生了一部著名的现实主义巨著，它就是世情小说（或称人情小说）《金瓶梅》。我国明代中后期，是一个充满着黑暗和罪恶的时期。《金瓶梅》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它通过对一个典型的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发展史的描写，深刻地暴露了上至皇帝宰相，豪绅官吏，下至地痞流氓的种种罪恶和丑恶的灵魂，表现了“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前景。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乃是我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它在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刚刚萌芽的时代，就突破了古典小说的旧观念，提出并实践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系列小说创作的新观念，表现出近代小说的显著特征，标志着我国小说艺术的成熟和发展。
作为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高峰的《红楼梦》，亦深受它的启迪和影响。但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和其他原因，它一直没有广泛流传，人们对它的研究与其他著名小说相比，显得非常薄弱。直到今天，我们仍处于挖掘、整理资料和开展初期研究的阶段。本篇着重对《金瓶梅》的早期流传作些初步的考证和研究。《金瓶梅》大约成书于明代嘉靖末年到万历初年这段时间（或称隆庆朝前后），初刻本则问世于万历四十五年以后。在初刻本问世前的二十多年，已有抄本流行于世。从现有史料考察，《金瓶梅》出现在人世间的第一个信息，是由明代著名文学家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中透露出来的。现将此信抄录如次：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中郎：《锦帆集·董思白》)现在要搞清楚的是，这个《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到底出现在哪一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博士在《〈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一文中认为，此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我国学者中，台湾魏子云教授、大陆不少研究者均持此说。笔者原来亦信从此说。后来通过考证，形成了新的看法：此袁中郎致董思白书，只能写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秋，而非万历二十四年十月。
此信所言：“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韩南博士等认为，这是指万历二十四年九月，袁中郎陪陶石篑所谓“共游洞庭山”的事。根据是陶石篑的《游洞庭山记》。这一点，魏子云先生说得很清楚。魏先生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中说：“这一封信，写在万历二十四年十月间。这年，陶望龄（石篑）曾于九月二十四日到苏州，与袁中郎游谈多日。此事，陶望龄在所写的《游洞庭山记》的序文中，记有年月，是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可以对证上袁氏的这封信。”(《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陶石篑的《游洞庭山记》确实记了万历二十四年九月见访袁中郎游洞庭山事。但魏子云先生没有看清楚，陶石篑所记的这次访游，与袁中郎致董思白书所谈的完全是两码事。请看陶石篑的《游洞庭山记》：岁乙未，予再以告归，道金阊。友人袁中郎为吴令。饮中，语及后会，时方食橘，曰：予俟此熟当来游洞庭。明年夏秋中，中郎书再至，申前约，而小园中橙橘亦渐黄绿矣。遂以九月之望发山阴，弟君奭，侄尔质，曹生伯通。武林僧真鉴皆从。丁巳抵苏，止开元寺。中郎方卧疾新愈，谈于榻之右者三日。壬戌始渡胥口，绝湖八十里、登西山宿包山寺。癸亥步游……甲子取径……乙丑游……，丙寅东北风大作，明日雨，又明日大雾……，明日登……，始涉湖而返，距其往七日矣……。（陶石篑：《歇庵集》卷十三）陶石篑，即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会稽人。万历十七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三。初授翰林院编修，后官终国子监祭酒。以讲学名，入公安之林，与中郎相交甚厚。
从陶氏《游洞庭山记》可知，陶与袁会见有两次（当时袁中郎任吴县县令），一次是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秋，袁中郎到任的那一年，陶氏路经吴县。他们是否一起游了洞庭，陶氏没有说。另一次是万历二十四年丙申九月，陶氏明说，中郎卧疾新愈，谈于榻之右者三日，壬戌日起游洞庭西山达七天之久，未及中郎一词，可见中郎并没有陪陶氏同游。这样矛盾就出现了。中郎致董思白书言明，他和陶氏谈了五天后同游洞庭。而从陶氏《记》中看出，他们只谈了三日，以后中郎并没有陪他们同游洞庭。从这个矛盾中，笔者依稀想见，中郎致董书中提到与陶氏同游洞庭，是万历二十三年秋的事；而陶氏《记》所记的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的事，这一次中郎没有陪同。袁中郎的《陶石篑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一诗，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陶氏见访，游毕洞庭告归时，袁氏所写的送别诗。是诗写了陶氏见访到告别的全过程：一揖径登床，草草寒暄而。执手不问病，捧腹但言饥。……欲穷人外理，先剖世间疑。五行何因起，天地何高卑?鹄乌何白黑，日月何盈亏?生胡然而至，死胡然而归?天胡然而喜，鬼胡然而悲?事无微不究，语无响不奇。独不及臧后，一切细碎事。元旨穷三日，清言畅四肢。爱君深入理，恐我倦伤脾。未作经年别，先为五日辞。入宫寻西子，涉水吊鸱夷。七十二螺髻，三万六玻璃。……归来为我言，山水见须眉。……一番铜铁语，万仞箭锋机。病得发而减，客以乐忘疲。流连十许日，情短六个时。……（袁中郎：《锦帆集》）将此诗与陶文《游洞庭山记》对照起来读，不难看出，两者同记一事。例如，陶文曰：“中郎方卧疾新愈”，袁诗云：“执手不问病”，“恐我倦伤脾”，“病得发而减”，可见中郎在重病中。
万历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中郎得疟疾病，一直病了四五个月。陶文曰：“谈于榻之右者三日”，袁诗云：“元旨穷三日”，两人相见后畅谈了三日，记载完全一致。另外，陶文所记，此行“丁巳抵苏”，“壬戌始渡胥口”，到庚午才“涉湖而返”，前后约十五天。袁诗云：“流连十许日”。如此看来，袁诗与陶文一样，记的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陶石篑见访并游洞庭一事。而这一次陶氏游洞庭，中郎有没有陪同呢?前已讲到，对此陶文没有明说，而袁诗则明说的。例如，袁诗云，陶氏见访谈了三天后，“未作经年别，先为五日辞”。辞者，去游洞庭也。陶氏游了七天，袁诗又云：“归来为我言，山水见须眉”。中郎这些话足以证明，他在万历二十四年九月确实没有陪陶氏兄弟共游洞庭。这么一来，韩南博士等认为袁中郎致董思白书写在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就没有根据了。因为此信中说：“剧谭五日”，而陶文、袁诗均讲“三日”。袁信、袁文出于一人之手，时间先后仅一月而已，记忆的误差也不会这么大。而更为重要的是，袁信明讲：“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可见袁氏陪陶氏同游了洞庭，而且兴致极高。而袁诗则明说，他没有陪陶氏同游洞庭。显而易见，袁信与袁诗并非指同一件事。
既然前已证明，袁诗所指的为万历二十四年九月陶氏见访并游洞庭事，那么，袁信所言陪陶氏同游洞庭，就决不可能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这一次。韩南博士等可能没有查阅袁中郎《锦帆集》中的这一首诗：《陶石篑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因此不清楚此年（万历二十四年），袁中郎未陪陶氏游洞庭一事，而只根据陶文来考证袁信，故有此误。以上考证只能证明，袁中郎致董思白书并非写于万历二十四年。这也就是说，《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并非出现在万历二十四年。那么，它到底出现在哪一年呢?我们还得从考证袁中郎致董思白书的作年着手。袁中郎致董思白书清楚说明，“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他确实是陪陶氏同游过洞庭的。此事还有没有其他证据呢?有。请看袁中郎的《西洞庭》文：西洞庭山，高为缥渺……，山色七十二，湖光三万六。层峦叠嶂，出没翠涛，弥天放白，拔地插青，此山水相得之胜也。……余居山凡两日，蓝舆行绿树中，……天下之观止此矣。陶周望曰：余登包山而始知西湖之小也，六桥如房中单条画，飞来峰盆景耳。余亦谓：楚中虽多名胜，然山水不相遇，湘君、洞庭遇矣，而荒迹绝人烟……(袁中郎：《锦帆集》)这是一篇西洞庭山的游记。文中只出现两个人：袁中郎自己和陶周望（即石篑）。而且他们一起面对诸峰，分别作了洞庭西山与西湖，洞庭西山与湘楚山水的对比研究。他们一起同游过洞庭山，这是确切无疑的了。那么这次“同游”是哪一年的事呢?这直接关系到《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的年代问题，因此必须搞清楚。
有人可能会说，这就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的那一次。这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只要将这篇袁文（《西洞庭》）与上述的陶文（《游洞庭山记》），袁诗（《陶石篑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作些比较，即可看出其不同之处：一、 袁文曰：“余居西山凡两日”，陶文却说：“距其往七日矣”（陶文对游西山的每天的活动记之甚详）。两者所记游山的时间差异甚大，足证所记非同一次游山事。二、 袁文记载游山所见是：层峦叠嶂，出没翠涛，弥天放白，蓝舆行绿树中。可见此游天气晴朗，山青水明。袁氏的心情亦极好。而陶文所记游山所见的是：丙寅东北风大作，明日雨，又明日大雾，欲去不可，雾稍霁舆与行，湖滨去湖咫尺不能辨。可见此游天气极坏，陶氏十分狼狈。此情此景，两文所记天壤之别，怎么可能是同一次游览呢?三、 袁文明确记载与陶氏同游，而袁诗又说得分明：袁氏未陪陶氏同游，更可证这完全是两次不同的游览。万历二十二年甲子冬，袁氏三兄弟均赴京。十二月中郎谒选授吴县令。万历二十三年乙未二月，中郎由京赴吴，三月间到任。万历二十五年丁酉春辞官去职。是年三月即离吴暂居无锡。因此，中郎在吴只万历二十三、二十四年两年时间。在这两年时间中，陶石篑来吴见访中郎共两次。在陶氏《游洞庭山记》中可知，即前所述，第一次是万历二十三年乙未，“时方食橘”可见是秋天。第二次即是万历二十四年丙申九月。前已考定，袁陶同游洞庭，不可能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的事，那么二者必居其一，袁、陶同游洞庭必然是万历二十三年秋天的事。这就是说，是书必然写于万历二十三年秋袁、陶同游洞庭以后的一个月，即万历二十三年深秋。这就得出了笔者考证的第一个结论：《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深秋季节。
二、此信所透露的《金瓶梅》传世的信息是否是第一个。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对此信是否系伪托，有疑虑。他说：“这封写给董其昌的信究竟是不是中郎所写?已很难肯定。”又说：“袁中郎有没有写过给董其昌的这封信?……只要寻到经袁小修审订的那部《袁中郎全集》及袁中郎生前的家刻等诗文就可以证明。”（魏子云：《金瓶梅探原》。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版）魏先生因为没有看到袁小修审定的本子，而产生疑虑，这种对待学术问题的谨严态度，是很可贵的。值得庆幸的是，袁小修编的《袁中郎先生全集》（万历四十七年刊于徽州）中也有这一封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书中“独恨坐无思白兄耳”句乃为“独恨不见李伯时耳”。早于袁小修审定本的还有吴郡袁叔度（无涯）书种堂写刻本七种中，有《锦帆集》，刻于万历三十七年。其中也有此袁中郎致董思白书，全文与袁小修的审定本相同（其中五个字的异文亦为“不见李伯时”）。在袁小修审定本前后的刻本，还有绣水周应麟校刻《袁中郎十集》（万历刊），何伟然编《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万历四十五年刊）、陆之选编《新刻钟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崇祯二年刊）等，都收有此信。所不同者，周本的五字异文为“不见李伯时”，与小修本同；何本，陆本则改为“坐无思白兄”。看来，袁中郎书原文中的五字为“不见李伯时”，小修审定本及此前之刻本均如此，这是忠实于原文的。到万历四十五年何伟然编本出，此五字才易为：“坐无思白兄”。由此可见，由袁小修审定的刻本中有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足证此信确出于中郎之手，而非伪托。后刻本中虽有五字之异文并不影响此信的内容及其真伪问题。此外，此信之真，还可以从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九，第979条得到证明（详见下文）。袁中郎致董思白书所透露的《金瓶梅》传世的信息到底是不是第一个?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从现有史料可知，较早见到《金瓶梅》抄本的，还有王宇泰、文在兹等人。
考屠本畯《山林经济籍》的记载，刘辉同志认为，王宇泰大约在万历二十年“请告归里”之前就购得《金瓶梅》抄本二帙（刘辉：《北图馆藏〈山林经济籍〉与〈金瓶梅〉》，载《文献》1985年第2期），但这仅仅是推测而未据有铁证；
考薛冈《天爵堂笔余》记载，美国学者马泰来先生认为，文在兹在北京见到部分《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在万历二十九年前后（马泰来：《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载《光明日报》1984年8月14日），但亦未拿出铁证。且这个时间比万历二十三年还晚了几年。
由此可见，能考知确切年代的最早透露《金瓶梅》抄本传世信息的，只有袁中郎致董思白书。
因此，在新的史料发现以前，我们只能以万历二十三年，为《金瓶梅》抄本传世的最早年代。
当然，我们知道将这个时间作为《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的时间，依然是相对的。
因为袁中郎在致董思白书中明明写着，中郎的半部《金瓶梅》抄本是董思白给他的。那么董思白又是在什么时间得到《金瓶梅》抄本的呢?
或者从根本上讲，《金瓶梅》的第一个抄本是哪一年问世的呢?由于史料缺乏，目前我们还无从考知。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将来了。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文联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1985，第3期。收于三卷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时更名为《袁中郎与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收于台湾版《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时更名为《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与韩南 魏子云先生商榷》，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