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二十四品｜张伯伟、卞东波《风月同天：中国与东亚》出版
《风月同天：中国与东亚》
张伯伟 卞东波 著
陈洪、徐兴无主编“中国文化二十四品丛书”之一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版。
导言
在前现代时期，东亚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世界，汉字是这个文明世界共通的媒介。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琉球诸国，共同构成了东亚汉文化圈。历史上东亚诸国一方面同属于东亚汉文化圈，人们内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观念、知识结构等，往往是根据某些基本原则而展开；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文化圈，里面的声音却是喧哗的，彼此之间既有相互交流，也有相互刺激，所以在其内部，也拥有着丰富的内涵。汉字是形成东亚汉文化圈最根本的基础，而其中的支柱是儒家和佛教，在此之上所盛开的精神之花便是文学。本书将从汉字、儒学、佛教和文学四个维度来探讨东亚汉文化圈是如何形成的，她有什么样的特征，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汉字
汉字是东亚文明与智慧的载体，汉字在中国更被视作“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在政治运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历史与生命并不仅限于中国域内，在二十世纪以前，汉字一直是日本、韩国、越南的官方文字。汉字对东亚诸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汉字在东亚诸国流传的历史，就是中华文化在东亚兴衰起伏的缩影。日本、韩国、越南三国，古代时皆没有文字，汉文化传入后，皆努力学习汉字；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开始借汉字之形、音、义表示本国语音，即日本的“万叶假名”，韩国的“吏读”，越南的“喃字”。日本只借用汉字的形和义，而越南对汉字的形、音、义皆加以借用。其后，日本又利用汉字仿造出了平假名与片假名，越南则仿造出喃字。最后，三国后来渐渐发展出本国的表音文字，先后废除汉字。但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不可能完全废除汉字，所以目前日本、韩国又恢复了部分的汉字，而越南则完全使用罗马化的文字。本章简略考察了汉字是如何在东亚各国传播的，她负载的文明信息是如何扩散的，其本身又有什么样的演变。
儒学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绵延2000多年，不但是中国的文化主潮，而且是整个东亚地区共同的思想平台，儒家文化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形塑起到极大的作用。儒学在东亚诸国的传播与发展并非单线的影响，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也产生了很多著名的儒学家，他们结合本国的语境，扩展了东亚儒学的影响，也丰富了东亚儒学思想的内涵，呈现了各自不同的特色。本章从史的角度，对儒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的传播与发展作了简略的描述。
佛教
佛教是东亚汉文化圈重要的思想平台，也是东亚诸国共同的精神纽带之一。从佛教的传播路径来看，有所谓东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中国佛教就属于东传佛教。佛教传到中原大地后，不但在中土开花结果，而且继续东传，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朝鲜半岛和日本接受的是中国佛教传统，同时又形成了本国的特色。越南佛教则同时受到了东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影响。本章主要讲述了中国佛教如何在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传播的，以及古代时期，东亚各国之间的佛教交流。
文学
在东亚文明世界中，以中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最早也最为成熟。无论是文学的典范、文体的种类、作品的主题、文章的题材、作文的技巧以及文学评价的标准，中国文学都具有种子与核心的作用。而在东亚文明世界中的文学，尽管其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字的表达方式，但只有汉文学才享有辉煌的地位和崇高的荣耀。在古代东亚社会，虽然地域殊远，习俗各异，语言亦不相同，因为汉字是共同的文化载体与交流工具，所以东亚各国都有大量用汉字书写而成的文学作品，这就是所谓“汉文学”，除了中国，它还包括了朝鲜汉文学、日本汉文学、越南汉文学和琉球汉文学等，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东亚汉文学的世界。东亚汉文学世界的形成离不开中国文学的霑溉，本章简略描绘了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文学经典如何在东亚汉文化圈流传的，如何产生影响与变异的，以及中国与东亚诸国之间的文学交流。
【选读】
让我们首先打开一幅亚洲地图吧：东边是太平洋，南边是印度洋，西边由亚丁湾和红海分开了亚、非，地中海、黑海、里海是她与欧洲的海上界限。在这4400平方公里的区域中，按照今天的划分，习惯上称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和北亚。其中包含了世界上四大古代文明，分别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而从历史上来看，有的学者把亚洲区分为东南西北四个不同的历史世界，这就是1、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世界；2、与中国北部相接的北亚世界；3、南部的印度世界；4、印度的西邻如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家构成的西亚世界[ 参见田村実造《アジア史を考えゐ——アジア史を構成すゐ四つの歷史世界》，中央公論社，1990年版]。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再集中一些，打量一下东亚历史世界吧：这是一个以中国文明为轴心，随着文明的进展和扩散，其影响逐步渗透和抵达周边地区和民族，最终完成的一个汉文化圈的区域，并且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按照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说法，“这样的‘东亚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其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中间的河西走廊地区东部诸地域”[ 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89页]。本书就是想和读者分享以下一些学习和思考的结果：这样一个汉文化圈是如何形成的，她有什么样的特征，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所谓汉文化圈，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汉字。在这样一个文化圈中，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识得汉字，并懂得如何使用。虽然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也创造出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如朝鲜的谚文，日本的假名，越南的喃文。尽管这些文字都是根据汉字的部首加以分合，或者由汉字的草书、楷书转换而成，但是与真正的汉字相比，这些本民族的文字就没有多高地位了。“谚文”又称作“方言”，这可不是英文dialect的意思，而是指与汉语相对应的“本来的朝鲜语”，蕴含着“乡巴佬的话”的意思。日语的平假名、片假名，从名称上就告诉我们，这些文字是“假名”，汉文才是“真文”、“真字”、“真名”。在这样一个文化圈中，读书人使用汉字，就是高雅的、时尚的。用汉字撰写的作品，称得上是优雅的、有品位的。而使用谚文、假名、喃文写出的作品，只配称作“俚语”、“俗讴”，或者是“女文字”、“女流文学”。这样的观念甚至延续到二十世纪，比如日本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池田温就说，他们家族中的命名，男性都用汉字，女性则用假名，所以他的曾祖父名春苗，祖父名菊苗，父亲名醇一，两个叔父分别名真吾、兼六，而两个姑母则名ふき、ふさ。他和弟弟一名温，一名笃，皆出于《三国演义》第十回中“太守陶谦字恭祖，为人温厚纯笃”[ 《私と漢文·名前》，《漢文入門》，吉川弘文館，2006年版]。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命名上也显示了出来。根据佛经里的说法，文字的创造是由三个人完成的：老大名叫“梵”，造出的文字从左向右书写；老二名叫“佉偻”，造出的文字从右向左书写；老三名叫“苍颉”，造出的文字从上向下书写。（《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世界上所有文字的书写方式，不外这样三类，而从上向下的书写习惯，就是汉文化圈所保持的特征，无论是谚文、假名还是喃文，都是如此。当然到了现在，书写习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要是放在历史上，就称作“胡化”），日常的书写也就改变为从左向右的横写方式了。但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西洋文化开始较多地进入东亚地区，朝鲜人在北京有机会见到西洋文字，他们还贬称为“谚文”，并且看不起那种“横写为行，从左而起”的书写方式。十九世纪末，西洋与东亚的往来已多，各国不同文字纷纷展现在东亚读书人面前，有的朝鲜人还在设想，要使西洋各国一概仿效“华夏文字”，那就和汉文化圈诸国一样，虽然字音有差异，但字义和字形相同，全世界“书同文”，识得汉字就可以行遍天下了（崔汉绮《四海文字变通》）。虽然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设想未免幼稚可笑，但在当时汉文化圈尚未崩溃之际，产生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
在汉文化圈中的知识人看来，“华夏文字”并非外国文字，几乎就可以等同于自身的文字，甚至比本民族的文字更属于自身。因为有很多知识人，就是以不识本民族文字为标榜、为自傲的。比如朝鲜时代理学家宋浚吉的父亲就对他说，自己“未习谚字”，理学家朴世采也说自己“不识谚字”，著名文学家朴趾源则公然宣称：“吾之平生，不识一个谚字。”朝鲜时代另外一个文学家南公辙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在朝鲜正祖时代（相当于清乾隆、嘉庆之际），有一长者见到一群少年在传看乾隆的书法，便惊讶地问道：“乾隆还懂书法吗？”少年纷纷说：“是啊。”长者不信，拿在手上反复观看了许久说：“这真的是乾隆写的字吗？”少年说：“当然是啊。”长者仍然忍不住嘀嘀咕咕：“怪啦怪啦，这个夷狄学写我国的文字，怎么会写得这么好呢？”（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四“汉字”）在这位朝鲜长者看来，“华夏文字”是汉文化圈所共有的，反而是作为夷狄的满人——虽然当时入主中原并当上了皇帝——不能掌握的。这虽然是一个很特殊的故事，但是把自己归属于同一个汉文化圈中，把汉字当成自己的文字，这在当时同文诸国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具有普遍性的。
不过，正如当时很多读书人认识到的，虽然在汉文化圈中大家使用同样的汉字，但读音却有着很大区别。如果彼此相见，不能用语言直接交流，只能采用“以笔代舌”的方式，即“笔谈”，也就是通过书写汉字来进行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他们习惯于这种方式，也精通于这种方式。在外交场合，有时尽管翻译在场，他们也却而不用，仍然以笔谈进行直接交流。这种方式也引起了欧洲人的观察和注意。比如十六世纪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神父，曾援引一位商人的话说：“从占婆到日本陆地的京都，人们都读汉字书籍。”[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等著，王锁英译《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十六世纪手稿》，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1998年版]他还记录了另一位葡萄牙商人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z）的观察，日本的僧侣“都能够阅读和书写中国语，但却不能说，所以都和中国人笔谈，因为中国人也不会说日本话”[ 这一资料的日译本见岸野久著《西歐人の日本発見—ザビエル来日前日本情報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89年版。]。沙勿略本人后来也有同样的观察记录：“虽然是相同的字，日本人读时用日语，中国人读时用中文。虽然说话时互不能通，但书写时仅凭文字便能相互理解。他们的口语不同，但字义相通，所以彼此能够理解。”[ 河野纯德译《沙勿略全书简》，平凡社，1985年版]可见这种笔谈的方式不仅在东亚知识群体中有所自觉，在局外人也是有所关注的。
字形相同而字音不同，固然不妨碍笔谈；但字音相同而字形不同，有时却难免造成误解。民国初期的董康曾四次东游日本，留下了《东游日记》，其中就记载了一件笔谈中发生的故事：一中国人初到日本，与日本人笔谈。日本人想要表示关心慰问之意，询问他是否寂寞。“寂寞”一词的日语发音是さびしい，而同样的发音在日语中还有另外一个字“淋”，于是笔谈中就出现了“先生淋否”的表达。中国人大惊，以为日本警察厅要侦察他是否得了“淋病”（性病之一），乃传为笑谈（《东游日记》卷八）。好在这样的误解只是偶尔发生，多数情形还是如大河内辉声的诗中所云：“不假辩官三寸舌，只挥名士一枝毫。莫言东海几蛮语，叙谈通情何可劳。”（《大河内文书·戊寅笔话》第三卷第二十五话）
——选自张伯伟、卞东波著《风月同天：中国与东亚》“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