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传统蓝绿板块的松动与裂解

自2000年以来，台湾政治一直维持着蓝绿二分的板块结构，这种结构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两个主要政党把控台湾政党政治生态的外在表达。以现实主义视角来看，蓝绿二分的板块结构是泛国民党与泛民进党两大力量长期共存与博弈的外化形式，而台湾社会各种意识形态以及政党诉求均依托于上述政党结构展开。2024年“二合一”选举结果与以前相比的重大变化就是传统蓝绿板块的松动与裂解以及“中间”板块的扩大。民众党在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拿到了22.07%的政党票和26.46%的“总统”票，一跃成为台湾政坛第三大党，而且其不分区“立委”达到了8席，加上“立法院”三党不过半，民众党成为关键少数，彰显其地位更加重要。民众党政治版图的扩张意味着传统蓝绿二分的政治板块格局开始出现了实质性变化，台湾政党政治生态重构进程进入了加速阶段。

从选举结果看，国民党颓势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有加速的迹象。关于这次国民党失败的原因，相关分析大多集中于技术层面，诸如“蓝白合”失败、候选人提名失误等。技术层面当然是重要的直接原因，从国民党的征召提名，到选举中的议题处理，均有可以改进之处，此外诸如国民党人才的缺乏，以及侯友宜缺乏群众魅力的人格特征等，至少都不是国民党的加分项。此外，选战策略的老旧也屡遭诟病，诸如过度倚赖“陆军”和组织动员，却不重视网络的“空军”造势，且要求显得老气，难触动年轻世代等。不过这些相关分析大都无法证伪，即历史没有办法假设，绝大多数情况下均无法验证这些分析的正确性。同样一个问题，诸如“蓝白合”破局，有的评论者说没有“合”成功是“下架民进党”失败的根源，但也有评论说“合了也未必能赢”，这个问题如何验证？不得而知。这种无法证伪的分析（猜测）反倒可能成为政治分析的迷雾，增加了政治生态走向分析的难度。

从结构维度看，国民党的困境并不是今天形成的，概括来讲其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理念。自从“反攻大陆”的诉求逐渐消散之后，国民党基本就没有提出过能够凝聚共识和指引目标的政党理想，这对一个政党的长期发展来说是致命的；二是组织削弱。国民党本来是资源分配型结构的政党，民进党上台以后，加大力度“追杀”国民党，尤其是加快对“党产”的追讨，导致国民党运转的动能越来越弱，基层组织被破坏殆尽，动员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三是自身组织结构老化，难以吸引年轻人加入。近两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可以看出，国民党能得到的青年支持不过两成，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每四年增加的约100万左右“首投族”中，成为国民党支持者寥寥无几。这些深层问题国民党一直没有解决，成为其无法突破发展困境的主要束缚。本次选举国民党候选人得票率比政党得票率还低，这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一方面说明国民党的基本盘仍在，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国民党维持基本盘的能力越来越弱。

虽然赖清德以稍高于40%的支持率赢得了最高领导人选举，但以民进党为首的泛绿阵营这次选举中也遭遇到了大幅度削弱。有评论认为，竞选期间台海兵凶战危、民进党贪污滥权两大议题，获得选民高度认同，加上7年多来低薪、高房价问题更严重，近3年物价飞涨，年轻人生活愈来愈艰困，年轻选票大量流向民众党，因而赖清德只得到40%基本盘支持。不过如果仅从执政绩效来看，泛绿势力的削弱似乎有过分简化之嫌，对于极力民粹化的民进党而言，执政绩效并不是决定其支持度高低的关键因素。民进党所谓“执政包袱”即执政失能失德问题固然严重，诸如“废核”政策的处理、缺电问题无法解决、日益恶化的“少子化”、缺乏实效的长照、跳票的社会住宅承诺以及质量日趋下流的高等教育等都是显例，却未必如民进党执政期间当政者“仇恨值”增加但又受到权力庇护引发的反弹伤害更大。民进党的难看“吃相”使其形象不断受到打击，经过舆论充分发酵后，成为削弱绿营支持度的重要推手。

如果再进一步讨论，泛绿板块的松动与政党政治系统内部结构及运行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泛绿阵营的存在以泛蓝阵营的存在为前提，两者是互为镜像的存在。民进党长期在国民党的压力下生存，突破压力成为民进党的潜在意识，民进党以“派系共治”以及“内斗服从外斗”的生存模式保证了党内团结，也保证了对国民党的战斗力。不过随着国民党的衰弱，外部压力减弱了，民进党必须面临斗争模式转型的问题，但从目前来看这种转型是非常困难的。民进党执政之后，迅速走向腐化，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腐败起来更加没有顾忌。“新潮流系”就是典型例子。民进党重新执政的八年中，“新系人马把政治触角伸向社会各角落，把政商关系织缝得你侬我侬，退休大老甚至干脆摇身变成企业家，和执政同志分工吃铜吃铁。”民进党执政时间越久，因为资源分配而产生的矛盾越多，内部凝聚力当然会相应减弱。另外，随着时间出现的内部权力结构沉淀与老化，导致政党运行机制弱化，民进党“国民党化”的倾向非常明显。从趋势来看，随着泛蓝的弱化，泛绿阵营的生存也会面临日益加重的危机。

这次选举展现出来的传统蓝绿板块松动与裂解具有趋势性与结构性意义，不能简单认为是台湾社会对执政失能失德的“民意反弹”。从近20年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反映出来的支持度变化趋势来看，国民党如果不能从结构上进行脱胎换骨的调整，未来将很难再有执政的机会。但这种改革又谈何容易？网络上劝国民党改革者众，但到底如何改？很少看到有可操作的设计。国民党的弱化对台湾政党政治而言意味着一个重构过程的开始。民进党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可能会走向威权化，但台湾地区已经较少威权化的土壤，因而民进党更有可能被迫进入一个重构的过程，其中包括其政治动员模式、政党文化，派系结构，都会有比较大的改变。在过去的30多年中，民进党在青年人中成功建构出“反威权”的观念，并以此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红利。经过近8年来民进党执政的消耗，这种“红利”已经被挥霍殆尽。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讨论民进党“独大”还为时过早，因为台湾政党政治生态仍在剧烈变化之中，以目前政党体系结构的不稳定性而言，很难判断说短期内台湾地区会形成民进党“独大”的政党体系。

2024年的“二合一”选举中，除了蓝绿白三党，其余政党的政党票均未能超过5％的门坎，可以认为是“全军覆没”。曾经在台湾政坛搅动风云的亲民党、新党、“台湾基进”“台联党”、社民党等，经过这次选举之后大概很难重回昔日盛景了，曾经风光一时的“台联党”，党主席刘一德选后请辞，甚至建议解散“台联党”。2015年脱胎的“时代力量”，经过短短八年的时间即迅速泡沫化，核心力量黄国昌投入柯文哲旗下，将以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身份回归“立法院”。小党的普遍泡沫化原因非常复杂，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支持者的稳定性难以保证。对从传统板块中分裂出来的政党而言，如果不能进一步扩大支持基础，则出道即巅峰，大概分裂出来之时就是政治版图最大之时，随即就会走入逐步萎缩的漫长下跌之路。过去台湾政坛上这些第三势力基本没有脱离蓝绿板块的范式，自然无法摆脱与两个大党的同质性竞争，当然会受到蓝绿板块挤压而逐步萎缩。因此第三势力的发展关键在于跳出蓝绿思维，设计出合理的发展路径，而不能依靠所谓“民意觉醒”“青年觉醒”等模糊说辞。从一般的政治学与心理学实践来看，社会民众没有那么容易“觉醒”，民众需要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出政治能量，故能组织群众者得先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社会“觉醒”能不能成为第三势力突破蓝绿政治板块的利器，关键还在于他们能不能展开有效动员。

民众党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第三势力的发展路径在于，柯文哲及民众党的政治支持是通过选举逐步累积起来的，而不是从哪个板块分裂出来的。或者说，蓝绿板块本来就有分裂的趋势，柯文哲逐步吸收了这部分分裂出来的政治支持，并推动了蓝绿板块的继续分裂。这种政治支持转移首先是从青年群体开始的，盖因为青年群体尚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支持倾向，政治观点相对来说更加易变，同时也更容易受到议题的影响。有评论认为这次选举中青年选票的流向，代表着一股年轻选民对蓝绿旧政治、老人政治、家族政治的不满，尤其是对一直以新政治自我标榜的绿营中出现的“新党国体制”以及“政二代”“家天下”的不满。民众党政治支持的重要来源是“首投族”以及20-39岁年龄层的选民，一般认为对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基本盘没有多少触动。这次选举中这一年龄层选民612万人，以投票率67%计算，其中约233（56%）万票投给了柯文哲。不过从这次369万多的得票情况来看，40岁以上的选民也有部分流向了柯文哲，这意味着其动员策略已经开始撬动蓝绿板块的基本盘。

从民众党的发展情况大致可以推论出台湾地区第三势力的发展路径。首先，第三势力的发展一定以蓝绿等主要板块的松动与裂解为前提，因为台湾的政治支持总盘子只有那么大，第三势力与蓝绿板块本来就是零和竞争关系，其扩张一定意味着其他板块的萎缩；其次，在第三势力发展路径问题上，不太可能以政党协商的方式展开所谓“合作式整合”，更多是采用“分解—吸收”的方式实现整合，目前看主要方式是在民众党政治版图扩张过程中完成对其他小政党的收编。在这次选举中民众党吸收了深绿的陈昭姿以及从“时代力量”退出来的黄国昌，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这种整合方式客观上起到的作用是在意识形态上“去蓝绿板块化”。因此有评论者认为民众党已经成为“绿色政治移民”的中途站。这些“移民”对“台独”的基本教义已生批评意识，更对民进党在清廉政治及民主操持上的腐败产生憎恶。不过这些“移民”目前来看是“去意识形态”的，像陈昭姿这样主张“台独”的政治人物却跟着主张“台独都是骗子”的柯文哲嗨翻了天，“不能不说是政治奇观。”当然这种观点还是从蓝绿板块的视角去讨论民众党的发展问题，但从实际操作上来看，民众党却恰恰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淡化蓝绿标签。

对于台湾绝大多数政治人物而言，意识形态问题从来都不是严重的羁绊，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根本上说是政治机会与政治收益问题。其实不光蓝绿阵营中的边缘性政治人物如此，青年选民群体同样如此。相对于国民党与民进党而言，青年选民群体在民众党这里看到的机会显然远多于国民党与民进党，因为民众党尚处于扩张时期，政治版图的扩张与人才的需求形成较大落差。民众党充分利用这个优势，以低门槛、易参与的游戏化动员方式，提升支持者的参与感，进而提升支持者的归属感。民众党汲取当年蔡英文发动“小猪扑满”捐款及结合“网红”的经验，成功利用小额捐款策略号召“小草”认同，并发起由支持者轮流扛着阿北“人形气球”接力行走千里等造势活动，组织起很成功的社会动员。蓝绿板块边缘性政治人物及青年选民群体向第三势力移动的情形可以认为是台湾社会对蓝绿政党政治结构固化的反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标示台湾地区政党生态的发展方向。

 3   青年群体投票取向及对未来政治生态的影响

第三势力能否站稳脚跟并实现稳步扩张是未来台湾政党政治生态能否打破蓝绿板块结构的关键。由于民众党的支持多为青年选民，因此这个问题涉及两个面向上的讨论：青年政治支持的变化逻辑以及近年来政治动员模式的变化及其影响。一般而言，决定青年选票流向者并非一定是侧重于经济物质层面的执政绩效。许多分析往往夸大“青年困境”，强调薪资较低、房价高等问题，可能会引发“青年群体不满”，但仔细考察的话，这些大都是假问题。在绝大部分社会，初入社会的年青人当然只能从低层干起，薪资低及买不起房一般是正常的。同时决定薪资是否增长更多是整体大环境的因素，并不是哪个政党可以快速解决。这些情况青年群体当然知道，因这些问题引起的“不满”能有多强？相比之下，青年政治支持流向主要受“议题效应”与“同侪效应”两个因素影响更大。民众党在选举动员后期开展的“小草运动”，就是利用议题来唤起青年群体的参与热情。民众党投入选战的年青人大多没有选战经验，他们以热情与信念为号召积极奔走，进而建构出了较强的“同侪效应”，取得了较好的动员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稳定青年选票的两个主要因素是“理念沉淀”与“组织接纳”，即经过参与认同相关理念，从而变成比较稳固的“铁票”，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提供上升机会进而形成归属感。

2024年的“二合一”选举显示的政党政治生态变化昭示了网络动员时代的全面到来。近年来的台湾选举中，网络与社群媒体已经是选举的主战场之一，各政党候选人在选举期间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议题攻防争取选民支持，更是在新媒体文化下，不得不努力经营的选举策略。青年选民政治参与程度提高本身就是网络动员扩大的结果，而青年选民支持度大幅摇摆则显示出网络动员时代的政治支持变化特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网络早已进入台湾的社会生活，但以网络为基础的政治动员却是随着交互式媒体的爆发而出现。从政治动员的本义来说，参与式互动对选民投票倾向可以产生较大影响，因而交互式媒体的发展对政治动员影响既深且巨。从政治实践层面看，2013年以来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大幅增加，青年世代成为影响台湾政治生态变迁的关键力量，在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时代力量”崛起的过程中，青年群体都扮演了关键角色。如果对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度增加的轨迹与交互式媒体发展轨迹进行拟合，可以发现二者具有高度相关性。2024年“二合一”选举中民众党在组织较弱的情况下利用网络动员取得快速扩张，使网络动员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再一次得到了充分体现。

网络动员时代的到来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传统政党政治运作模式，其中尤为重要者是对政党的组织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传统政党政治中，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结需要通过政党组织来完成，政党成为这种沟通的重要中介。政党中介对议题的讨论提升民众的政治知识，汇集公众的意见，活络了政治参与，成为政治动员重要的基础。在网络时代，候选人通过交互式平台可以和支持者直接互动，候选人个人魅力的作用增强，政党的中介功能相应降低，因而在政党运作中组织的功能也相应调整。传统政党组织结构运转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对国民党这样的传统政党来说，拥有足够多的资源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因素。但网络动员的组织成本相对较低，如果说传统动员组织主要立基于地理分布的传统社会网络，网络动员则立基于观念聚合的网络平台，所以前者考验的是对社会网络系统的渗透与掌控能力，而后者则主要考验议题建构与平台运营能力。当然，网络动员也有自己的问题，候选人想长期维持其魅力有一定的困难。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多年，但2024年“二合一”选举中在台北的得票率居然低于台中等地。这种情形被认为“距离”对候选人魅力具有一定影响，即朦胧可以产生神秘感和吸引力。不过，网络动员的这种特征也决定了其以议题为中心的动员方式，这是未来政治动员重要发展方向。

网络动员的特征在青年选民群体中表现最为充分。这一方面在于青年群体是网络社群的主要成员，另一方面更在于网络动员更加契合青年群体的年龄及心理特征。青年群体的政治倾向处于形成阶段，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同时青年群体在政治观点建构时期充满着实践与尝试的激情。青年选民总是选举中比较活跃的群体，近十年来甚至充当了引领风潮的角色。同时青年选民的投票取向从特质上来说是世俗化与去意识形态化的。这里并不排除青年选民有时有意识形态化的表现，但从实践上来看这种表现更多是组织化之后的结果，并非是青年群体固有特征的展现。一度吸引许多青年选民支持的民进党为了迎合台湾青年的偏好，长期以“去政治化”“生活化”“娱乐化”“草根化”“形象化”“具体化”“日常化”等策略作为民进党拉拢年轻族群的主要方针。政党或者政治人物能否争取到青年选民支持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系统的组织性行为派发出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需求与欲望。虽然激发上述欲求的路径不一，但政治力量组织引导和青年群体参与、集中并形成政治支持这一模式是其底层逻辑，鲜有变化。在这一逻辑之下，然后就是文宣的问题。青年政治动员的核心在于建构一个故事，以承载青年对未来与政治的想象。杜圣聪认为，选举文宣的主导权取得，关键在于文宣主导者是否掌握“说故事的力量”，并且是否能说一个“好故事”，并扮演军师或策士的角色，引领竞选团队走向胜利。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青年选民群体，只要这个故事能够激起青年群体普遍的渴望、恐惧、厌烦甚至是错觉，并能通过“同侪效应”迅速传播出去，基本上可以意味着对青年群体动员的成功。

不过这种“说故事力量”产生的影响随着年龄层的上升而递减，即随着年龄增加，政党支持粘性也相应增加，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其“铁票”基本都集中于40岁以上的人群中。随着年龄增加，选民政治支持稳定性逐步增强，这是普遍现象。一般而言，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开始稳定下来，个人的观念系统也经过时间沉淀逐步稳固下来，而且经历过长期的政治动员，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大部分选民早已被纳入政党的各类政治组织结构中去，并结合利益关系，建构出了稳定的归属感。这个时候一般的“故事”很难改变这部分民众的政治倾向。网络平台为青年选民追寻自己的政治想象提供了快捷与廉价的渠道，同时也为政党动员提供了高效的工具。具体到青年选票的流向，这里存在着“想象竞争”的问题。有绿营学者在谈及这次选举中民进党青年选票流失时说，“自媒体潮流下，流传快速的短影音，已逐渐从娱乐取向，横跨到新闻与政治领域。这些年轻人爱看的短影音，成为散布假信息的温床时，对执政者相对不利。”但问题是，民进党无论执政与否，对网络动员都极度重视，也有强大的网军，而且撒谎、诬蔑、造谣的事都没少干，但还是挡不住青年选票的流失。从根本上说，青年政治支持流失主要原因在于民进党执政时状况迭出导致的政党形象崩塌，同时由于党内结构固化无法给青年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他们已经无法为青年群体提供其想要的政治想象，自然也无法激起支持的热情。而这个时候民众党的出现填补了这个空白，从而吸引了大量的青年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党未来如果能够加强组织力量，同时不断吸引青年选民的支持，有可能逐步沉淀下来一部分基本支持者，并以此为基础累积起与民进党和国民党进行博弈的政治资本。

 4   台湾政党体系的演化方向

讨论台湾政党体系不可避免会涉及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台湾政党体系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二是台湾政党体系是否稳定。前者涉及台湾政党体系的基本结构，而后者则涉及政党体系的演进方向。从20世纪90年代国民党“一党独大”到进入21世纪前20年两个政党轮流执政，再到2024年选举中展现出来的国民党持续萎缩、蓝绿板块裂解与民众党力量扩张的趋势，台湾政党体系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目前又进入到重构的关键节点。以台湾地区的选举制度而言，简单多数决的最高领导人选举制度“理论上”说有利于形成两党制，即政治系统中居于垄断地位的两大政党通过定期选举轮流执掌执政权的政党制度模式。不过上述“两党制”的理论前提是选民与政党的理性选择逻辑，即实力较弱的政党为使胜选而选择结盟使选票集中，选民为保证自己的投票效用最大而选择弃保。但在台湾地区的选举语境中这两个前提都是成问题的。台湾地区的选举中充斥着情感动员、强组织动员等“前现代”的动员形式，政党体系演进取决于情感与组织为核心的政治支持板块移动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政治板块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蓝消绿涨”的趋势延续到现在。如果政党支持板块结构不能稳定下来，台湾很难形成稳定和连续的两党体系。

从支持板块变动的角度来看，台湾政党体系演变是通过长时段世代政治更迭方式完成的。早在上个世纪中期，李普塞特关于世代政治的研究发现，在特定的阶层和特定的教育、宗教或种族群体内，不同的年龄组在政治忠诚上有巨大差异。不同的年龄意味着生活经验的不同，至少以两种方式影响政治行为：其一是通过代际差别，其二是通过社会经验典型模式上的差别。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原因，台湾世代间的政治差异非常明显，2016年以来台湾地区的选举实践非常清晰地显示出这种差异性较大的世代政治对台湾政党体系的深刻影响。青年选民以其不同于中老世代选民的政治认知与投票倾向逐步改变政治板块的构成，从而实现政党生态的更迭与变迁。这也是台湾政党体系难以保持稳定性的原因。2024年的“二合一”选举中，支持民众党的年轻团队摆脱传统蓝绿动员的旧模式，利用新媒体平台，在青年群体中掀起了风潮。这部分青年政治支持未来如果能够沉淀下来，将会构成民众党的支持基础，这意味着世代政治更迭与政党支持板块重构同时完成。易言之，台湾世代政治观念差异在很大程度决定了政党体系的稳定性，只有在这种差异性逐步减弱，各个板块取得的青年选民政治支持比例大致均衡的情况下，政党体系才有可能逐步稳定下来。

台湾政党体系承接自1945年以来族群矛盾的余绪，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民进党与国民党两个主要政党殊死斗争的结构，2000年后形成蓝绿对立的格局，此后一直维持着“蓝消绿涨”的局面，演变到2024年的“二合一”选举已经出现了稳定的所谓基本盘“绿大于蓝”的情形，政党体系重构再次加速。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政党不断极化其政治立场尽可能多地收拢政治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剧烈的社会变化推动政治支持板块持续变化。尤其是近10年以来，台湾社会形成了具有网络化、年轻化、民粹化特征且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的社会力量、政治敏感性极强的社会舆论以及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方式，既冲击了过去习以为常的精英主导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又催生出新的选举动员模式，改变了主要政党的社会基础。自从开启所谓“民主化”进程以来，台湾政党体系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变化，目前来看距离形成稳定的政治支持板块结构仍有不小距离。别的不说，仅青年群体变动不居的政治支持就足以对政党体系的稳定性形成持续性冲击。

极化政治与反制力量之间的斗争一直是台湾政党体系变化的一条主线，也是影响台湾政党体系变化的重要因素。极化一般指政党等政治势力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分歧不断建构并强化观念区隔，并以此为中心凝聚政治支持。“统独”议题是民进党长期建构并据以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2024年最高领导人选举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民进党一直想强打“统独”议题，但“统独”议题却没有热起来，而且也没有阻止民进党的得票下降。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统独”议题就此失效。“统独”议题的降温更有可能是民进党在选情占优的情况下没有在这个议题上制造事端以及没有展开大规模的组织性动员所致。从晚近20年来台湾地区的选举实践来看，选举的世俗化、“去政治化”与极化意识形态对立和对抗之间的拔河一直存在，到底哪一种倾向占据上风则取决于实施极化战略的民进党的处境。民进党是岛内政治势力中推动极化政治最力者，尤其是在其处于不利情境时，推动极化政治动员策略的冲动更强。不过，每次大规模的极化动员之后社会都会有反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极化政治的天花板，当然这并不影响民进党未来继续利用极化对抗展开政治动员，而这种举动又会反过来影响国民党及民众党的论述及动员方向，进而对政党政治生态产生影响。

此外，一般讨论台湾政党体系时往往不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是将台湾政党体系默认为一个自主发展的系统。但是这种情况与事实不太相符，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对于台湾地区的控制及对台湾地区的重大影响是干扰台湾政党体系走向的关键因素。近年随着中美竞争态势的变化，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控制与干涉进一步强化，也更加直接。特朗普当政时期签署的所谓“台湾友邦国际保护暨强化倡议法案”（简称“台北法案”）甚至首次明确要求美国行政部门采取措施，对他国如何处理与台湾当局的关系进行干涉，并且就此建立起一种“赏罚机制”，为美国直接干涉他国如何制定两岸政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工具。美国对台湾地区选举的高度控制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每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前候选人都要到美国“面试”，如能得到高规格接待则喜不自胜。2024年选举中赖清德选择与美方关系密切的萧美琴作为副手，就有加强与美方关联的意图。如果从这个维度上看，台湾政党体系一定会沿着美国战略利益实施的方向展开调整，能够实现美国战略意图的政党自然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随着中美竞争的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台湾政党政治的控制还会进一步加强，从而对政党体系的演变产生进一步影响。

 5   结语

2024年台湾地区的“二合一”选举是一次内外环境均产生较大变化情势下的一次选举。外部方面，中美之间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控制加强，而大陆加大了对“台独”势力的打击力度。内部环境方面，泛蓝阵营的基本盘已经稳定落后于泛绿阵营。在国民党已经进行了充分动员的情况下，侯友宜仍然以较大差距败落，而且候选人得票甚至低于政党票，整体气势极度低迷。但国民党的“立委”选举却情况却好得多，以52席的总席次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以柯文哲为核心的民众党逆势崛起，政治版图迅速扩张，成为打破台湾政党政治版图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经过几年的发展，以交互式媒体为核心的传播渠道革命引发了政治动员模式变革，利用交互式媒体平台建构的政治动员平台增加了候选人直接与选民对话互动的机会，从而推动了魅力型领袖的兴起，选民有可能围绕某一个特殊事件或魅力领袖集结成“第三势力”或发展成第三党。台湾地区高强度的政治动员实践又有助于成就“第三势力”的热点人物，例如“白衫军运动”拱出了洪慈庸、柯文哲等；所谓“太阳花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时代力量”的形成，2024年“二合一”选举则促成了民众党政治版图的扩张等。从发展趋势来看，台湾地区的政党政治生态已经进入剧变的前夜，旧有的蓝绿格局即将被打破，而新的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未来政党体系一段时间内将会呈现出碎片化状态，如果叠加此前极化政治的影响，未来台湾政党体系将逐步进入“不稳定的极化两党制”时代。

*文章原刊于《台海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