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在腠理，不治恐深！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铜川市民苏先生的妻子与朋友合开了一间烧烤店，去年暑假期间，亲戚家的两个孩子来店里帮忙，被铜川市劳动监察保障支队以雇佣童工为名处罚2.5万元。因为店方一直没有缴纳罚款，今年6月铜川市人社局申请了法院强制执行。
对于这个处罚，店主苏先生感到十分委屈和不解，他说:“我不是不想掏罚款，就是想不通亲戚家两个14岁和15岁孩子在我店里帮忙，怎么就成雇佣童工了？”
另外据苏先生说，“去年暑期有两名未成年人来我店里应聘服务员，看着年龄不大，我就要他们的身份证，直到第二天还未能提供，我就把他们辞退了，当时也没有发工资，谁知道他们就把我们告到劳动监察部门。”
接投诉后，铜川市劳动监察保障支队到苏先生店里调查取证时，发现苏先生店里亲戚孩子也是未成年人。苏先生称，“我们本来就没给亲戚孩子发工资，但劳动监察保障支队的工作人员说，只要补签劳动合同，再把孩子送回家就没事了，没想到最后会罚款两万五千元，这个处罚太重了。”
“劳动监察支队的工作人员‘诱骗’我们与孩子签署了劳动合同，随后做出2.5万元处罚。当初他们说签了合同再把孩子送回去就没事了，我们也没当回事，但是今年6月9日我们收到了法院的执行裁决，还把我名下的车都冻结了，我觉得很冤枉，亲戚家的孩子在我店里帮忙，怎么就成雇佣童工了？”
苏先生还说，“我觉得他们是在钓鱼执法，‘诱骗’孩子签合同是为了固定证据。”
（二）
其实何止是苏先生不解，就是广大网友也是不解。我们知道，不论是劳动监察保障支队的罚款，还是法院的强制执行，肯定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但这种处罚形式是不是太过了？在光明网这条新闻下面的评论就说明了一切。
就像评论区里有位网友的发问，如果烧烤店是自己父母开的，未成年孩子帮忙，父母答应给1500元，这算是雇佣童工吗？
如果这也算的话，那么贫困地区农村里下地干活的孩子比比皆是，许多山区的孩子为了分担家庭劳动，割草喂鸡、洗衣做饭、帮带弟妹等等类似的报道屡见不鲜，是不是这些孩子的父母也该受到处罚？
有位律师也在评论区里说:
“但劳动监察保障支队的工作人员说，只要补签劳动合同，再把孩子送回家就没事了”重点在这里，如果属实妥妥钓鱼执法。
且不说疫情三年，民生多艰。就是说好的“执法有温度”体现在哪里？如果这样也算是有温度的话，那这个温度应该是绝对零度。
其实最近这一两年，与罚款相关的新闻屡屡冲上热搜:
河南平顶山，因卖3公斤豆芽，亏本6毛钱，百货铺被市监局罚款11万元；
福建一男子，卖豆芽赚了5元，被罚10万；
老农卖芹菜，赚了14元，被罚10万元；
2022年，河南小苏自己从批发市场进了四斤豆芽，净赚八毛，却被执法部门罚款10万元等等，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与上述对小商小贩重拳出击，巨额罚款的事例相比，山东某医院非法占地罚款540元，张珊珊核酸造假罚款7.35万元的新闻，更让人惊掉下巴。
通过对比，不由得让人产生疑问，我们的执法标准是不是太不一致了？
长此以往，我们一些基层部门的公信力恐怕要陷入“塔西佗陷阱”，这是需要有关部门警惕的。
“病在腠理，不治恐深！”
1、无处不在的“境外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