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天津：能否再次成为北方开放之都

天津，号称津门，又名津沽，唐朝时就已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元朝时是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明成祖朱棣在天津设立军事要塞，明永乐二年（1404年）正式筑城，是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

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天津因漕运而兴、因开放而荣，拥有着刻在骨子里的开放基因、极为扎实的产业底蕴和厚实的人才储备。

曾几何时，天津是不亚于首都北京的耀眼存在、流量担当。建国初期，天津GDP一度是北京的1.5倍；改革开放前期，天津和北京也差距不大。甚至在2000年之前，天津还吊打青岛、郑州、杭州、合肥等一众城市，妥妥的北方明星。

但这座城市，却也成为了近年来中国北方诸多城市走向“落寞”的代表。

2023年，天津的GDP仅为北京的38%、重庆的55%、深圳的48%。与此同时，当年曾被天津吊打的青岛、郑州、杭州、苏州、合肥等城市，也正在快速赶上。这五个城市占天津的GDP比重，从2000年的67%、43%、81%、90%、19%，快速增长到2023年的94%、81%、120%、148%、76%。

2024年一季度，天津市GDP实际增速达到5.3%，和全国GDP增速持平，高于杭州（5.1%），但仍低于深圳（6.3%）、苏州（7.9%）、青岛（5.9%）等城市。

作为中国开埠较早（1860年）的城市，天津拥有中国北方重要港口，高校数量不亚于京沪，拥有全国排名第二的国家级新区、首批获批成立的国家级经开区、全国第二批获批的自贸试验区、中国-新加坡国家合作项目中新生态城等一系列重大功能平台和产业载体，在半导体、汽车等领域一度先发优势明显、底蕴厚实，何以走到如此艰难地步？

首先，让我们追溯一下天津的历史。

天津的枢纽地位，起源于元朝时期。十三世纪末，元朝定都北京后，为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花费10年时间，先后开凿“济州河”“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其中，天津至北京通州的运河称之为北运河，至山东临清的称之为南运河。南北运河在天津交汇，又在此经海河通向渤海。由此，奠定了天津枢纽门户的地位，也开启了天津开放发展的辉煌历程。

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12万人次的官兵，连同商船共3万艘。但当时的天津，仅作为内河漕运枢纽，还不是对外开放的门户。

明朝初期，因倭寇屡次到中国沿海抢掠骚扰，开国皇帝朱元璋不胜其扰，颁布禁海令，规定“片板不许入海”。期间虽然也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

清朝时期，中国最高掌权者自觉我泱泱中华帝国，各方面已是顶配，四海皆为蛮夷，不值得与洋人、倭奴交往，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沿袭明朝海禁成规，并以条规立法形式，严加限制对外贸易。为稳定海防，确保京畿安全，清政府在天津的滨海地区筑堤修坝、垒加炮台，严防倭寇入侵。

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兴起和生产力大爆发时期。沉醉于天朝上国辉煌的明清统治者，不仅未能关注到5000公里外正蓬勃兴起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甚至也没能注意到近邻日本及时学习西方、开展明治维新、国力迅速崛起的变化。

落后就要挨打，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故步自封，很快就导致中国和世界发展脱节，列强开始欺侮上门。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塘沽，占领大沽口炮台，并沿海河进犯津京，火烧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并逐渐形成了“九国租界”。

被西方列强打怕了的清政府，在改革派的推动下，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李鸿章等洋务派们深知天津作为畿辅屏障的重要地位，先后在这里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机器局、大沽船坞、轮船招商局等一大批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由此奠定了天津近代工业的基础。

北洋军阀时期，天津继续引领风气之先，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全面引入西式装备，并创办了北洋女子医院以及天津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第二家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后成立了天津造币总厂，并以此厂管辖全国各省造币分厂。

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已拥有1200多家工厂、20万产业工人，形成了纺织、化工、冶金、机械、印刷、食品等工业门类，工厂总数和投资规模仅次于上海，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业基地、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贸易口岸。

彼时的天津，妥妥的北方工业第一城。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北方城市中的引领者，开诸多风气之先。

1949年，新中国首家国营证券交易所——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成立；1951年，天津投资公司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只股票——天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是全国首家公布外汇牌价的银行；天津成为第一个开展私营行庄联营的城市。

1949年到1957年间，天津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4.7%，经济效益与上海同列全国之冠。1950年，天津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的28%，居全国各省市第一位。

北天津、南上海，是近代中国发展版图上最亮的双子星。

彼时的深圳，还是个小渔村，还在静静等待着邓公为它画的那个“圈”。

改革开放初期，天津在改革破冰、开放合作方面一度走在全国最前列。

1974年，禹作敏担任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党支部书记，此后的十余年，他把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打造成为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创造了乡镇工业发展的奇迹。

1992年，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经过多方考察，决定在天津开发区建设在华第一家工厂，将半导体和传呼机放到天津生产。到2006年，摩托罗拉仅天津公司的销售额就达到100亿美元，占天津市工业产品销售额的10%以上，出口额占到天津市出口总额的18%以上。不仅如此，摩托罗拉还被称为通信业的“黄埔军校”。三星、LG、索尼、小米、联想等行业巨头最初的技术团队、高管人才，几乎全部出自摩托罗拉。

2000年，日本丰田汽车进入中国，在天津成立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威驰、花冠、皇冠、卡罗拉等车型品牌。至今仍停留在天津人记忆中的天津大发黄色面包车、天津夏利红色出租车，曾经创下连续18年占据国内汽车销冠的纪录，一度占据中国出租车市场的80%份额。

2002年，韩国三星进入中国，同样把手机生产业务放到天津。鼎盛时期，天津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之一，年产手机多达１亿部。

而那时的华为，还坚定着不做手机的策略；小米公司，还要在8年之后才会成立。

可以说，在半导体、汽车、手机等领域，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天津在全国是执牛耳般的存在，拥有极为扎实的产业基础。

但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2010年以来，天津持续近150年的领先和辉煌却悄然画上了句号。其发展的脚步开始慢于深圳、上海、广州、杭州等一众南方城市。

2018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天津GDP挤水分，被下调了5500亿元，全国城市GDP排名一下子从第六掉到了第十，排在苏州、成都、武汉、杭州等城市之后。其后还有青岛、宁波、无锡、长沙等城市步步紧逼。

2023年，上海浦东新区GDP为1.68万亿元，增长7.2%；而天津GDP为1.67万亿元，增长4.3%。上海浦东新区正式超越天津。回想2017年，天津的滨海新区就宣布GDP破万亿，超过上海浦东新区。时至今日，滨海新区虽然仍然排在国家级新区的第二位，但和浦东新区已不可同日而语。

过于依赖外资企业，没能及时抓住产业转型和升级机遇，没能把握中国自主品牌快速崛起机遇，或许是天津近20年来放慢脚步的一个原因。

当新世纪初摩托罗拉、三星手机让天津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智能手机时代悄然到来。2009年，华为正式进军手机领域。2010年，苹果公司推出iPhone 4，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同一年，小米公司成立。

仍然沉迷于功能机时代的摩托罗拉，没能跟上时代大势，在苹果推出iPhone 4后的第二年，将沉疴深积的移动业务拆分，连同位于天津的工厂一起卖给了谷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而三星手机也因为对中国市场不够重视，加之“华米OV”等国产手机品牌的挤压，导致其市场份额快速下滑。摩托罗拉、三星的没落，直接导致天津的半导体产业出现断崖式下滑，大批技术人才、业务骨干和高管流失。

智能手机市场需求的大爆发，带动了芯片设计、新型显示、存储、电池、手机软件、通讯等产业的蓬勃发展。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合肥、杭州、青岛等城市，敏锐把握这一机遇，大力推进芯屏产业发展，推动京东方、华为、小米、长鑫存储等企业迅速崛起。

同时，随着我国大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以风光储氢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迅速进入爆发期。锂电池技术日益成熟和成本持续降低，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迅速成长，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等一批电动汽车自主品牌快速崛起，成为资本市场追捧明星。如今，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光伏面板、风机、锂电池的产量和出口量，均已达到世界第一，并仍在快速攻占全球市场。

在各大城市的竞逐下，新能源产业成为我国少有的起步就位列全球第一阵营、且技术上基本未被西方“卡脖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天津，在这一轮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大浪潮中，虽有预判，甚至早早开始布局投入，但缺乏南方城市的“赌”性和韧劲。

比如，2008年，合肥砸下全市财政收入的1/3，成功吸引京东方第6代面板项目落地，时至今日合肥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显示产业基地之一。

“十二五”时期，上海把集成电路产业作为重点领域发力猛攻，时至今日张江集电港已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集成电路产业园区。

2007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正式开建，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韧劲，把生物医药产业做成苏州“首位产业”，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3800家，产值超过上海位居全国榜首。

深圳比亚迪宣布全面停产燃油车，将所有研发和产能全部“赌”向电动汽车，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商，带动深圳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之都。

新兴产业的风口，一旦错过，可能就很难赶上了。就像摩托罗拉手机，一旦错过智能手机风口，就连自身都被分拆、分割、分食。就像三星手机，一旦败退中国市场，再想回到中国，也基本上没有机会了。

这些外资品牌败退中国市场的背后，是中国企业技术实力的迅速提升和自主品牌的迅速崛起，以及民族自信下的国民价值认同。对于城市的执政者而言，这也是大趋势的一部分。

图源：包图网（素材编号：pki91890）

仍然拥有厚实产业底蕴、扎实人才储备、开放门户优势、重要枢纽地位的天津，如何把握时代机遇，重塑发展优势，再度扛起北方城市发展大旗？在我看来，关键要依托四个传统优势，着力构筑四大新优势。

第一，依托产业底蕴优势，着力构筑产业新优势。天津在电子、汽车、装备等产业领域底蕴深厚，集成电路、车联网、航空航天等领域发展势头较好。要抓住国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机遇，把握新兴产业风口机遇，着力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型显示、集成电路、5G通讯、机器人、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瞄准重点风口，集中资源实行攻关突破，在部分领域加快形成全国头部优势。巩固重点产业链优势，增强产业粘性、韧性，鼓励链主、链核企业创新发展，持续提升产业高度、深度，打造京津冀新兴产业发展高地。

第二，依托人才储备优势，着力构筑科技新优势。天津拥有50多所高校，每年高校毕业生近20万人。尽管北京和南方城市吸引力更大，但调查表明，仍然有超四成的毕业生意愿留在天津发展。要充分利用天津人才优势，积极为毕业生和各类人才创造就业机会。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元宇宙、自动驾驶、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建设一批共性研发平台、实验室、大型设备仪器，积极鼓励从0到1的创新突破，支持交叉性学科建设发展，全面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瞄准天津有优势的未来产业领域，积极构建一批应用场景，探索“未来场景＋试点示范+推广应用”的全周期场景设计机制，为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和产业化提供最大力度支持。

第三，依托开放门户优势，着力构筑开放新优势。立足天津开放底蕴，着力培育通道型、平台型、制度型、都市型、海洋型“五型”开放新优势。用好天津外资基础好、国际化营商环境佳的优势，积极对接“边境后”议题，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大高标准经贸规则压力测试力度，在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市场准入、投资便利化、安全例外、跨境流动等方面率先探索，建立健全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制定实施国际经济组织引进培育扶持政策。积极发起或参与国际标准制订或修订，增强国际开放中的话语权。

第四，依托枢纽通道优势，着力构筑服务新优势。发挥天津作为京津冀门户和枢纽的优势，着力增强对京津冀、对全国的辐射服务能力。发挥产业带动优势，推动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在京津冀拉长产业链，积极推进产业跨区域合作，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积极推进科技创新跨区域协同，推动重大科技创新京津冀联合攻关，推进京津冀专业人才资格互认，推进跨区域“一网通办”。深化自贸试验区合作，推动京津冀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着力提升京津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增强天津口岸、自贸区对京津冀服务能力，推动京津冀优势产能、优质装备、适用技术和标准借助天津“走出去”。

*题图来源：天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