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执业律师 刘志锐，欢迎作者投稿。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最近在国内上映。但是从排片和反响看，只能是“上映”，而不是“热映”。不过，法律人眼中的《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或许有更多引人思索之处。理查德·朱维尔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一名安保人员，他第一个发现奥林匹克公园有炸弹，也正是因为他的及时发现，那次爆炸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当时所有的媒体都将他捧为“英雄”，可是FBI随后怀疑他是炸弹案的始作俑者，媒体的风向也随之转变。一夜之间，理查德·朱维尔从英雄坠落为疑犯。尽管最终，理查德·朱维尔被证明是无辜的，FBI也抓到了真正的炸弹凶手，但是媒体对他名誉所造成的损害永远也无法挽回。这部电影没有采取堆疑点，再反转的方式进行叙述，而是从主人公的视角，展现整个故事。其中展现的罪案侦查方向与自制、媒体的监督与边界、律师的执业与当事人的感受，值得深思与警醒，尤其是在权利觉醒、媒体成长的当下。片中没有过多交代朱维尔成为嫌疑人的来由。如果有，那么朱维尔曾工作的大学的校长向警方反馈的信息可能是第一来源。但是，这不足以成为警方的判断依据。要知道，这只可能是警方的无数线索中的一个。是什么让这种怀疑成为方向呢？在肖警探的描述及记者凯西的追问中，以往案例中的嫌犯特征画像“符合自杀式爆炸者的特征”为侦查指向朱维尔提供了支持。当信息显示朱维尔在物理上不可能有从打公用电话的地方回到现场充分时间时，警方又怀疑朱维尔有同伙，并提出其他同伙作案的案例。看，怀疑你总是有理由的。而朱维尔身上的缺点成为了坚定这种怀疑的支持理由。朱维尔假冒警察、被学生投诉、逃税，甚至其伙伴小时候炸老鼠洞。这不就是很多普通人的样子吗？所以，每个人距离成为嫌疑人的距离都很近。朱维尔经过88天就冤案得洗，而国内的被告人需要做8年、18年、28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可能得以平反。那么，影片中的肖警探并没有个人倾向，这种找不到根源的偏见难治？还是破案压力、上级督办、个人名利欲望等更难治？媒体的报道，让主朱维尔成为英雄，但时间，只有三天。又是媒体，让朱维尔作为嫌疑人天下尽知。这种反转，与其说是媒体喜欢，不如说是大众喜欢。成为英雄，似乎应该完美无瑕。但英雄，却总有不为人所知之处。自己完美无瑕，也不能保证下一代完美，下一代完美，也不能保证子孙找的媳妇不去故宫撒欢。作为第四种权力，媒体具有天然的力量。但是媒体报道和监督的边界在哪里？媒体的自制在哪里？似乎，人只能无奈的接受了媒体皆有立场的现状。肖警探最后说，自己还是坚信朱维尔有罪。真实事件中，有两个媒体坚持不道歉。似乎，警察和媒体都在按照规则正确行事，但是朱维尔母亲的眼泪却是那么真切。这种真切，不是所谓的权利保障，不是律师劝告朱维尔不要说话，而是所有的规则操作者需要深刻自省，所有的司法从业者需要自我不断涵养。因为沃森对朱维尔的尊重，两人多说了几句话。数年后，沃森成了律师。因为不喜欢被人指手画脚，他自己开律师行。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律师对个人面对国家机器时发挥的帮助作用。但是关键时候，朱维尔能想到律师，这才是根本。在国内，这叫做法律意识，虽然国内的律师在国家机器面前很衰，但是，当自己无力呼救时，至少是获救的机会。凭不做亏心事，还不足以不怕鬼叫门。有时候，执行职务的，不一定就能至始至终代表国家和法律，这么认为的，有点儿笨。笨蛋并不可怕，可怕是不笨但坏。剧中，沃森因朱维尔没有提前说明自己曾假冒警察而发火，朱维尔因沃森不让说话而发火。律师是按照经验和规则去保护客户，客户也不是被动的，朱维尔对司法和警察是尊敬的、甚至是崇敬的。这就是区别所在。在面对调查时，朱维尔能说出一段无法提前编排的话语：“当我来到这个大楼，看到墙上的徽章，我是相信的。但是现在我不相信他了，你们有证据起诉我吗？你们在我家，在我妈妈的保鲜盒里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了吗？我可以忍受，配合你们调查，但是如果你们在我身上多浪费一分钟，就少了一分钟去寻找真正的罪犯。如果罪犯再次作案，保安还会像我一样工作吗？”
当一个制度，不能面对这样的追问，不能回答这样的追问的时候，就无法避免出现炸弹。当一个司法从业者，不能面对这样的追问，不能回答这样的追问的时候，他可能只是在以法谋食、悖法害世。往期文章：员额法官：案件提交审委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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