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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宁｜论丽兹·洛克海德诗歌中的女性声音
【作者简介】
何宁，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学院院长。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出版专著《哈代研究史》和编著《20世纪英国文学史》等。
何宁 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当代苏格兰诗歌研究” (18AWW009)。
内容提要：女性诗人在英国战后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当代苏格兰首位女性民族诗人，丽兹·洛克海德的诗歌创作展现出了对文学中女性身份呈现的探索，是当代苏格兰文学的标志。她的诗歌作品通过对文学经典的重写，以多样化的形式来探讨女性通过文学创作的发声之道。洛克海德的诗歌同时思考了女性的身份问题和苏格兰的民族身份问题，以自己独特的风格来探讨当代苏格兰社会的重要议题。洛克海德对苏格兰诗歌传统的发展让她成为当代文学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声音之一。
关键词：苏格兰；洛克海德；女性主义；诗歌
战后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是女性在文学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战后英国诗坛代表苏格兰民族发出女性声音，以诗歌创作参与当代苏格兰民族文化建设的是诗人丽兹·洛克海德 (Liz Lochhead)。作为20世纪70到80年代英国唯一具有广泛影响的苏格兰女诗人，洛克海德以自己的创作推动了当代苏格兰诗歌的前行，成为激励和鼓舞女性从事诗歌创作的标志性人物。当今苏格兰文学中涌现的新生代女性诗人，大多是在洛克海德的鼓舞之下投入诗歌创作的。
在数十年的诗歌创作中，洛克海德最突出的标志和特色始终是对女性身份的书写与思考。虽然与同时代的其他女性作家一样，洛克海德的创作与女性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她的诗歌创作正处于苏格兰民族走向觉醒的过程中，因此其诗歌创作中对身份的探讨又融入了民族身份建构的因素。著名诗人和评论家里亚赫 (Alan Riach) 指出，洛克海德对两性关系和家庭、情感等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在回避严肃重大的问题，而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 (157)。洛克海德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她通过诗歌中不同的女性声音，将对性别身份和民族身份的探索都予以呈现，既推动了女性对自我的认同，也助力了苏格兰民族意识的成长。
作为摩根 (Edwin Morgan) 之后的第二位当代苏格兰民族诗人 (the Scots Makar)，洛克海德的诗歌作品中女性声音的表征从自我声音的抒发，到重写经典文本来发声，再到与女性经典作家形成合声，她对不同路径的探索为当代诗歌中的女性声音呈现提供了多重可能性，成为当代女性诗歌的标志性人物，提升了苏格兰诗歌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
时代女性自我声音的抒发
正如评论家所赞许的，洛克海德的作品首次将 “令人注目的女性主义声音” 引入了苏格兰爱情诗歌 (Mackay 177)。她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注重探索当代女性意识和声音，尝试以时代女性的声音来书写当代女性的现状与困境，挑战英国诗歌的传统。直到20世纪70年代，苏格兰诗歌还主要由男性诗人主导 (González 107-08)，洛克海德的诗集《春日备忘录》(Memo for Spring) 改变了这一状况。诗集中的作品以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当代情感关系中两性地位的差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夜之后》(“Morning After”)。作品中的女性叙述者发现自己与爱人手中的报纸犹如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两人关系的不平等。“我” 看的是《每日镜报》，而 “你” 看的则是《观察家报》(161)。洛克海德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双关：Mirror 和 Observer，指的既是当时英国报纸的名称《每日镜报》和《观察家报》，同时也成为诗歌的女性叙述者与男性对象之间的转喻。作为报纸，《每日镜报》以娱乐和体育新闻为主，而《观察家报》则以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深入报道和分析为主。报纸选择上的不同暗示了双方在阅读趣味以及思想意识上的差异。从社会角色的层面来看，女性被设定为男性的镜子，只能反映男性的喜怒哀乐，无法具有自己独立的形象和声音，而男性则是女性的 “观察家”，随时观察和监督女性，决定女性的命运和未来。由于这种社会权力的赋予，诗歌中的男性可以头都不抬地让女性叙述者帮他递报纸。叙述者以 “发抖” 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认为男性对象翻阅报纸的速度太快、态度太随便，说明她对这些动作中隐含的价值观批判十分清楚 (Crawford 57)。诗人精确而简洁地呈现出女性对情感关系的担心，将女性与男性之间在社会权力上的巨大差异生动地展现出来，对男性权力提出批判，成功为女性发声。
洛克海德关注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通过批判男性主导的传统在诗歌中抒发出女性的声音，被评论家博伊德 (S. J. Boyd) 称为 “启示之声” (38)。诗歌《选择》(“The Choosing”) 通过对比两位女性的成长经历，进一步探究了社会传统对女性的压抑。诗歌中的两位女性人物玛丽和 “我” 曾经在各方面都几乎一样：同样羞涩而聪明，家境也相似。随着岁月流逝，两人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 继续进入高中学习，而玛丽的父亲 “不相信高中教育／尤其是对女孩来说” (185)。玛丽随家人搬走后，两位天赋相似的女性就此开始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洛克海德将两人的重逢安排在十年之后，“我” 从图书馆回来，正好在车上遇到故人：“玛丽／和她那个子高高的丈夫，／卷曲的头发，眼睛里／没有别人只有玛丽”(186)。叙述者在时隔十年之后拥有了知识，而玛丽则拥有了爱她的丈夫，两人的生活截然不同。洛克海德通过玛丽与 “我” 的不同际遇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和自我意识加以呈现和思考，深刻批判传统的父权社会价值观。玛丽虽然和 “我” 一样聪慧，却没能接受高中教育。这并不是她自己的选择，而是她的父亲基于性别为玛丽做出的决定。然而，洛克海德并没有简单地将教育作为改变女性社会身份的灵丹妙药。诗歌的叙述者虽然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但依然要面对社会传统的压抑。接受教育的女性获得个人独立但无法获得传统主流社会的认可，处于边缘地位。洛克海德通过玛丽与 “我” 的对比，将女性的两难处境生动地展现出来：或是选择依靠美丽的身体获得男性的青睐，或是依靠自身能力对抗传统而获得自我的独立。诗歌的叙述者反思玛丽和自己的生活，意识到她们对生活的选择其实并不是自己做出的，揭示出女性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现实。虽然诗歌的标题是 “选择”，但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其实是没有选择的，只能被动接受他人的安排。
洛克海德除了从情感关系和女性教育方面来呈现和思考20世纪中期的女性生存现状和社会地位，还通过挑战英国诗歌传统来批判传统的社会秩序，发出具有独特风格的女性声音。诗歌《我的春日备忘录》(“Memo to Myself for Spring”) 在开头就应和着英国诗歌中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四月／四月一日你肯定会欺骗我／我不再是／任何人的傻瓜” (194)。在英国诗歌传统中，最具影响的以 “四月” 开头的诗歌是乔叟 (Geoffrey Chaucer) 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的《总序》和艾略特 (T. S. Eliot) 的《荒原》(The Waste Land)。正是由于艾略特对乔叟以来的英国诗歌传统的反叛，造就了现代主义诗歌的美学，而两位诗人对四月的不同书写也构成了英国诗歌传统中的经典。与《坎特伯雷故事集》和《荒原》的厚重不同，洛克海德秉承一贯轻灵婉转的风格，在作品中展现女性无法摆脱的困境，构建苏格兰女性的叙述声音。乔叟的 “四月的小雨最为甜美” (3) 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文精神复苏的喜悦，蕴含着乐观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艾略特的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55) 表达出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与创伤，通过现代主义对传统的颠覆来警醒和救赎，而洛克海德的 “四月一日你肯定会欺骗我” (194) 质疑的则是现代社会中造成女性困境的社会传统，以婉转的声音来对抗传统的强大力量。
洛克海德在早期诗歌创作中，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探讨了女性在20世纪中期的境遇，对女性心理的呈现细致入微，对社会传统的批判婉转而深刻，成功发出了苏格兰女性诗人的声音。评论界普遍认为，《春日备忘录》的出版意味着苏格兰诗歌中真正出现了女性传统 (McCulloch 58)，而洛克海德正是这一传统的奠基人。
重写经典赋予女性新声
如果说洛克海德在早期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苏格兰女性诗人声音，那么在诗集《格林姐妹》(The Grimm Sisters)中，她通过对西方文学经典的重写，试图全面颠覆男性叙述传统，在作品中建构和推广女性文学传统，形塑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女性声音。作为欧洲文学的经典，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在世界文学中具有深远影响，也成为不少作家重写经典的选择。英国著名小说家卡特 (Angela Carter) 在1979年出版了《染血之室》(Bloody Chamber)，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包括格林童话在内的传统故事。洛克海德以诗歌的形式将卡特的女性主义思想进一步推进，在《格林姐妹》中充分利用童话故事所赋予的想象空间，呈现了女性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困难、苦恼和选择，将经典重写作为女性作家的发声之道。
诗集采用传统故事集的手法，以《讲故事的人之诗》(“The Storyteller Poems”) 作为开篇之作。诗歌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 “讲故事的人” (“Storyteller”)、“父亲” (“The Father”) 和 “母亲” (“The Mother”)。在 “讲故事的人” 中，诗人塑造了一位女性故事讲述者：“讲故事是她的工作。/ 这就像织布，/ 收集稀薄的空气织就这一最最有力的 / 线” (79)。诗人将讲故事与纺织相比，以此来引发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思考。纺织是社会传统为女性设定的工作，而洛克海德把讲故事与之对等，喻指女性在叙述传统中被忽视的地位。在社会传统中，讲故事的人往往参与着对社会文化的塑造，因此，讲故事的人在洛克海德的诗歌中具有深刻内涵，并不仅指文学传统中的故事讲述者，而是包括了在社会文化层面叙述故事、将思想变为现实的思想家和文化人。在传统的故事集中，讲故事的人有男有女，所以洛克海德诗歌中的女性讲述者并没有颠覆传统。真正发人深思的是诗歌中的叙述声音，究竟是谁在讲述 “讲故事的人” 的故事？诗歌中的叙述声音引发对故事讲述传统的疑问，而这也是洛克海德在《格林姐妹》中所要颠覆的——以男性为主的文学叙述传统。
“父亲” 的叙事背景以 “睡美人” (“The Sleeping Beauty”) 为主，诗人对男性传统的 “过分保护和压制” 直接予以批判，认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让她从摇篮里就开始熟悉／并向她解释它们具有伤害她的力量”(80)。洛克海德在此讨论的并非格林童话时代的性别观念，而是20世纪中期的性别观念。她旗帜鲜明地指出女性需要男性保护的性别观念早已过时。如果说 “父亲” 是对传统叙述中男性权力的批判，那么 “母亲” 则是对传统叙述中女性形象的质疑。“母亲” 以 “白雪公主” (“Snow White”) 的故事为主线，诗人将社会传统中善恶两种母亲形象加以对比，展现传统叙事中塑造女性形象的简单化，指出父权社会道德规范对女性自我选择的压抑。洛克海德从人物塑造、叙事声音和社会传统等方面对压抑女性声音的传统权力机制提出挑战，揭示了传统故事是如何设计出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不利的结局的 (McMillan 32)，以温和又略带嘲讽的语调批判了社会对女性社会角色的限定和对女性叙述传统的压制。
与《讲故事的人之诗》一样，诗歌《三个转折》(“Three Twists”) 也讲述了三个不同的故事，包括 “拉庞斯特尔斯金” (“Rapunzstiltskin”)、“美女与” (“Beauty & the”) 和 “离开城堡之后” (“After Leaving the Castle”)。“拉庞斯特尔斯金” 是洛克海德对格林故事集中的两个故事《侏儒怪》(“Rumpelstiltskin”) 和《莴苣姑娘》(“Rapunzel”) 的混合重写。《侏儒怪》和《莴苣姑娘》中都有主人公因为物质需求而被精灵人物带走孩子这一情节。在《侏儒怪》中，磨坊主女儿为了生存而与侏儒怪交易，将稻草纺织成为金子，在《莴苣姑娘》中，莴苣姑娘的母亲因为要吃女巫的莴苣而失去了女儿，女儿与王子在经历磨难后生活在一起。糅合这两个故事的诗人不但看到了两个故事的相似之处，更敏锐地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女性在传统权力结构中的特质：在这两个故事中，女性都是物化的欲望交换品，对自己的命运毫无发言权。她们貌似是故事的主角，其实却是服务于权力系统的边缘人群。
诗歌中的王子带给女主人公丝线让她自己编织逃亡的梯子，但当她问起具体究竟何时离开的时候，王子却回答道：“‘我将尽我所能，’ 他庄重承诺，‘但／这不可能的任务 (她痛苦地呻吟了一声)／需要再多些时间。’他对她微微一笑” (Lochhead 90)。女主人公对此反应激烈，割下了自己漂亮的头发，与父权社会中将女性身体物化的传统决裂。从象征意义而言，她所割弃的是被父权传统所压抑和奴役的女性身体，体现出现代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洛克海德以两个故事的混杂来展现传统社会对女性压抑的同质性和普遍性。《侏儒怪》中的磨坊主女儿得到传统认可，骗过侏儒怪，成为王后，而《莴苣姑娘》中的女主角历经艰险，才被王子拯救，最终也成为王后。前者的能力在于创造物质财富，后者的财富则是其本身，女性身体的物化正是洛克海德试图从传统中割弃的部分。
“美女与” 以《美女与野兽》的故事为背景，挑战的是传统的审美理念。诗歌开头描写野兽的恐怖让美女伤心哭喊，但叙述者却对美女充满信心：“三天又三夜，再耐心地过三年，／我相信你一定会赢” (91)。美女最终赢得了胜利，但却并不是传统中的将野兽变为王子，而是自己也变成了野兽，从而与对方旗鼓相当。洛克海德设计的结局挑战的首先是传统对女性的期待：即女性需要顺服于男性的审美价值观，保持美女的形象。其次，她所挑战的是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变成野兽意味着美女将拥有野兽的力量，成为人们畏惧的所在，从而掌握了与男性一样的社会权力。《三个转折》的第三部分 “离开城堡之后” 中，女主人公的独立意识更为强烈。她在离开城堡之后，开始无视传统社会的规范，尝试建立女性主导的生活方式。
洛克海德在《格林姐妹》中借用传统故事的情节，对现代社会女性的困境加以书写，在揭示出童话故事反复内化两性之间权力不平等的同时，也通过重写和改编传统故事来展现出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和对自我身份的追寻。洛克海德通过讲故事的人这一形象，力图重新构建一种属于女性和苏格兰的叙事传统，从而彻底抛弃男性主导的英国叙事传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通过诗歌中对多重叙事声音和叙事进程的建构，她的确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以重新审视男权社会所信奉的社会目标的合理性 (Balinisteanu 349)。
作为成功的经典重写，《格林姐妹》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歌作品。评论家斯塔福德 (Fiona Stafford) 指出，洛克海德对人们熟悉的神话和传说的女性主义批判，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又在这一打破的过程中进行了艺术创造 (239)。在《格林姐妹》中，作为女性诗人的洛克海德努力通过对传统故事的改编，全面颠覆男性叙事传统，分析和展示男性权力话语的结构，挑战一直由男性主导的文学传统，尝试为女性在传统之外发声，发展新的女性诗歌传统。洛克海德在诗集中对以格林童话为代表的西方民俗文化和以希腊罗马神话为代表的西方精神文化都加以重写和解构，体现出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反思。就当代苏格兰诗歌而言，这部诗集是苏格兰诗歌对欧陆文化的全面思考，打破了苏格兰诗人传统上局限于苏格兰本土文化或英国文化的取向，让苏格兰诗歌走向世界。对欧陆文化的现代性反思使得苏格兰诗歌进一步现代化，得以融入当代世界英语诗歌的传统。
对话女性经典形成合声
英国文学传统以男性作家为主流，但历史上也不乏出色的女性作家。创作《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的玛丽·雪莱 (Mary Shelley) 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诗集《梦到弗兰肯斯坦》(Dreaming Frankenstein) 中，洛克海德以对雪莱及其名著的叙写，融入对堕胎等敏感社会议题的呈现，从社会权力结构和现代性两个层面来探讨女性身份，把经典女性作家的声音与自己的思考融合起来，从而在当代文学中构建出具有历史感的女性文学传统，与英国文学中的男性传统分庭抗礼。
诗集的同名作品《梦到弗兰肯斯坦》以雪莱创作《弗兰肯斯坦》的灵感来源为叙事对象，描述了弗兰肯斯坦进入创作者的身体和灵魂的过程。在洛克海德的笔下，雪莱创作灵感的来源过程是弗兰肯斯坦对女性作者的一种入侵：“或者他像一把银匕首划入／她的肋骨之间又让她隐秘地／再次愈合” (7)。进入 “她” 身体的弗兰肯斯坦不会轻易离开，而要 “他” 离开意味着 “解开缝起来的一切” (8)。诗人并没有将弗兰肯斯坦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存在，而是通过其对女性作者身体和精神的入侵将他与所有男性等同起来，从而呈现出男性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占有。洛克海德以女性作家为主人公，通过对她创作构思来源的描写来思考两性之间的关系，批判男性对女性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迫。作为在社会传统中得以发声的女性，女性作家的精神被男性入侵意味着女性的彻底失声。诗人借此指出，传统社会中女性作家的写作受到了传统的浸染，犹如弗兰肯斯坦侵入女性写作之中，而现代女性必须要与传统彻底决裂，才能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诗歌中的弗兰肯斯坦进入女作家的生活，“他来时带着一个名字／完全不是她的创作” (7)。这也喻示着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作家的写作受到男性权力话语的控制，而并非女性声音的呈现。
镜子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与女性具有深厚的关联，成为社会规训和控制女性的重要工具和传统之一。在被摩根称为 “重要诗作” (xi) 的 “镜子之歌” (“Mirror’s Song”) 中，洛克海德大声疾呼要砸碎镜子：“砸碎我这镜子玻璃／棺材，这／将你那最好的黑色自我冰冻的所在。／砸碎我，她将会砸回来——／没有你她一个手指也抬不起来”(74)。在诗人笔下，“你” 代表着现实生活中被传统束缚的现代女性，而 “她” 则是女性意识中独立、强悍且无所畏惧的自我。镜子是传统社会中价值观和权力体系的表征，只有打破它才能将女性的本能和自我释放出来。洛克海德通过想象中释放的女性自我，勾画出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改变社会的画面：她将颠覆社会中对于女性的各种偏见，自由自在地生活。砸碎镜子的目标在于打破社会对女性的限定：“她将揉烂所有／小册子和广告，撕碎／所有婚礼礼服，打破／所有高跟鞋冰柱／她将从山洞里爬出——／一个女性让她自己诞生了” (75)。
从砸碎的镜子中诞生的女性，不再关注现代商业社会用来束缚女性的商品宣传，与传统社会设定的女性角色告别，要成为一个不为传统所界定、塑造和认可，而是由女性独立创造的自我。通过与女性文学经典的对话，洛克海德试图构建一种不依附于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的女性文学传统，也即是她在诗歌最后明确提出的：“一个女性让她自己诞生了。” 如同评论家瓦蒂 (Anne Varty) 指出的，这并不是与儿童时代的告别，而是与女性的物质主义陷阱的决裂 (644)。尽管诗人和评论家怀特 (Christopher Whyte) 认为，男性作家对洛克海德并不惧怕，因此她得以被文学和学术圈所轻易理解和接受 (189)，但洛克海德的诗歌创作毫无疑问打破了一直束缚和压抑苏格兰和女性的 “镜子”，倡导并且身体力行地构建了独立于英国文学传统的苏格兰女性文学传统。正因如此，这首诗歌不仅在洛克海德的诗歌创作中具有重要价值，也是当代苏格兰诗歌和当代女性诗歌的 “重要诗作”。
洛克海德在近半个世纪的诗歌创作中，始终为打破女性的生存困境而思考和书写，为寻求女性的独立之路而求索与发声。从早期对女性声音的自我探索，到重写文学经典来为女性发声，以及融合女性文学经典形成合声，她以多样化的形式来探讨女性通过文学创作的发声之道。洛克海德将女性视角和轻松自如的风格带入苏格兰民族性的书写中，用民间传说和流行故事来质疑和重写父权价值观 (Tuma 736)，成功地将带有普遍意义的西方民间传说与苏格兰现实生活相结合，创造出带有鲜明苏格兰色彩的女性主义书写。同时，她的作品视野开阔，并不局限于苏格兰一隅，而是将对苏格兰民族和女性命运的思考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创作格局深广宏大。洛克海德的成功不仅鼓舞了女性诗人群体，还影响到当代英语诗歌的发展。苏格兰内外的诗人都从她对古老传说的重新解读中获益良多，而这种对传统的反思和书写也成为当代苏格兰诗歌民族性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
洛克海德的诗歌创作，无论是早期的委婉低吟，还是后期的高声呐喊，始终从诗人自己的内心出发，真诚而坦率地以诗歌为女性和苏格兰发声。她的诗歌作品彰显苏格兰民族文化，从全球视野来审视苏格兰民族的传统和现实问题，将女性身份问题和苏格兰民族发展融合起来思考，是当代苏格兰社会文化中最具影响的声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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