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屏 | 论中世纪英国的共同体思想与文学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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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屏 教授

论中世纪英国的共同体思想与文学想象

原文载于《外国文学》2023第3辑，经编辑部与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审美研究” (19ZDA293)

摘要：中世纪英国文学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从英雄史诗到罗曼司经历了600余年的漫长历程。作为世界古典文学遗产的组成部分，中世纪英国文学折射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共同体思想与文学想象如影随形，相辅而行。那些在英国文学史上步入经典行列的传世佳作不约而同地将共同体作为文学想象的客体，并且在反映社群的生存状态时体现出强烈的命运意识和共同体理念，从而不仅为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书写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后历代英国作家提供了一个绵亘不绝且内涵丰富的创作题材。本文旨在考察中世纪英国共同体思想对文学想象的影响，探讨几部经典名作中的共同体表征，并揭示 “诺曼征服” 所引发的英国共同体思想和文学想象的深刻演变。

关键词：中世纪英国文学  共同体思想  文学想象

中世纪英国文学典籍纷繁，源远流长，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开山之作《贝奥武甫》(Beowulf, 800 A. D.) 问世到马洛礼 (Thomas Malory, 1405-1471) 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 1470)，经历了600余年的漫长历程。作为世界古典文学之林中的一大景观，中世纪英国文学覆盖了整个英国文学历史的前半段，不仅为以后600余年的文学想象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而且也形成了某些题材与形式的规律性沿革与流变。值得关注的是，文脉绵长的中世纪英国文学折射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即多部在英国文学史上拥有一席之地的经典力作不约而同地将 “共同体” 作为文学想象的重要客体。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往往是作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社会群体与其中个体的境遇和命运的生动写照。不少作家在描写人的社会角色、话语权利和精神诉求时体现出强烈的 “命运” 意识和 “共同体” 理念。在对中世纪英国文学历史做一番哪怕是最粗略的浏览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自英雄史诗《贝奥武甫》起，英国文学中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一脉相承，绵亘不绝。例如，乔叟 (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 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 1387-1400)、兰格伦 (Willian Langland, 1332?-1400?) 的《农夫皮尔斯》(Piers the Plowman, 1360-1399？)、高尔 (John Gower, 1330？-1408) 的《呼号者之声》(The Voice of Clamants, 1382) 和民间诗人创作的《罗宾汉民谣集》(The Ballads of Robin Hood, 1495) 以及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等古典作品都已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共同体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英国文学不仅深刻蕴涵了对共同体的丰富文学想象，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历代作家对共同体建构与解构的双重美学选择。显然，作为英国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民族身份建构的深度参与者，中世纪英国文学见证了共同体思想与文学想象的历史变迁，历代作家对共同体全方位的美学表征无疑构成了本体论和认识论评价体系。本文旨在系统阐述中世纪英国共同体思想的成因与演进，并深入探讨作家对各类共同体的文学想象与美学选择。

英国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与其古代旷日持久的社会动荡和挥之不去的命运危机噩梦密切相关。自公元前55年恺撒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公元前44) 率领罗马人入侵不列颠起，英伦三岛战事频繁，动荡不安，民不聊生。“这个时代……以政治和社会动乱为特征，包括两个时期的外国统治所产生的文化意义，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罕见” (Ackerman xi)。关于中世纪英国共同体思想的社会成因不妨借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Plato, 公元前427-公元前347) 和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公元前384-公元前322) 关于 “城邦” 的观点加以阐释。英语中community (共同体) 一词，源自拉丁文communis，意为 “共同的”。“共同体” 概念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其思想的起因是哲学家对人类群体生存方式的探讨。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以对话与故事的形式描绘了人类如何实现正义和理想国度的途径。他明确表示，“当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 (133)。而亚里士多德则在其《政治学》中更加直接地提出了城邦优先的观点。他认为，个体往往受到其赖以生存的城邦的影响，并从中获得道德感、归属感和自我存在的价值。“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让大家满足其需要……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8-10)。从某种意义上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是人们生存的必要环境并且可以塑造人的观点，对深刻理解中世纪长期处于动荡和战乱之中的英国人的共同体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果说中世纪英国文学生动反映了社会主体的境遇和命运，那么其丰富的文学想象始终受到共同体思想演化的影响。“英国文学不可避免地以多种方式反映席卷中世纪英格兰的重大文化演变” (Ackerman xi)。事实上，中世纪英国作家对共同体的探索几乎贯穿了社会与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在保存至今的 “大约三万行古英语诗句和不到一千页的古英语散文作品” (xii)  中，便有不少关于古代不列颠三岛凯尔特族人日常生活的描写，他们由于血缘、土地、生产和宗教等因素生活在相互割据的部落或城邦之中。这种早期聚集在恶劣生存环境中的氏族部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列颠人互相依赖合力生存的共同体意识。英国著名批评家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认为，这种建立在血缘、家族、土地和精神关系上的 “共同体相对较小，并具有一种直接感和地缘感” (qtd. in Miller 1)。这便是英国共同体思想的源头。当公元43年罗马人征服凯尔特人之后，英伦三岛这种原始的共同体意识随之有所进化。在罗马人长达五个世纪的统治期间，不列颠人纷纷建要塞、修堡垒、筑道路、围城墙，以防异域族群和凶猛野兽的攻击，从而进一步确立了 “抱团驱寒”、共同抗拒命运危机的观念。应当指出，这一时期不列颠部落族群的命运意识和集结方式本质上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早期在劳动谋生过程中形成的 “自然共同体”。公元5世纪中叶，居住在丹麦西部和德国西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并最终成为新的统治者。从此，英国开启了历史上以盎格鲁-撒克逊氏族共同体 (tribal community) 的社会生态和文化习俗为基础的古英语文学时代。

中世纪英国共同体思想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社会分隔与治理中逐渐繁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下，不列颠的大片土地上出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氏族部落。异邦的骚扰和侵犯不仅使部落族群常年处于焦虑和紧张气氛之中，而且还不时引发氏族部落之间的血肉征战和互相倾轧。无休止的相互威胁和弱肉强食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氏族共同体挥之不去的噩梦，使其长期笼罩在命运危机的阴影之中。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数百年的冲突轮回最终产生了七个军事实力较强、领土面积较大的王国，其中位于北方的诺森伯兰和南方的威塞克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较为发达，后者的繁荣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国王艾尔弗雷德大帝 (Alfred the Great, 849-901?)。经过联合、并吞和重建之后，不列颠剩下的这些部落和王国成为建立在文化、方言、习俗和生产关系之上的氏族共同体，其结合机制、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与公元前凯尔特人的 “自然共同体” 不尽相同。引人注目的是，在罗马人入侵到艾尔弗雷德大帝登基长达近千年的历史中，英国始终处于混乱无序、动荡不安之中。持续不断的异国入侵和部落冲突几乎贯穿了英国早期历史的全过程，从而强化了不列颠人的 “命运危机” 意识和加盟 “共同体” 的欲望。威廉斯认为，历史上各类 “共同体” 大都具有“一种共同的身份与特征，一些互相交织的直接关系” (qtd. in Miller 1)。从某种意义上说，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氏族共同体依然体现了个人需要联合他人，以集体的力量来弥补独立生存与自卫能力不足的社会特征。应当指出，作为人们互相依赖，合作谋生的社会组织，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氏族共同体无论在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社会管理方面都比罗马人统治时期的部落城邦有所进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特征。更重要的是，虽然盎格鲁-撒克逊人生活在诸多分散独立的氏族部落中，但他们似乎拥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除了具有相同的习俗和生产方式，他们似乎都向往大自然，崇拜英雄人物，赞美武士的勇敢和牺牲精神。由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共同体人口有限，规模不大，因此其中的个体之间在宗教思想、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精神诉求方面体现了威廉斯所说的 “共同的身份与特征”。显然，氏族部落共同的身份、境遇、习俗和观念为古英语诗歌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留下的文学遗产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无疑是英国文学的开山之作《贝奥武甫》。这部令英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史诗以古代氏族共同体为文学表征的对象，通过描写主人公为捍卫部落族群的生命财产奋力抵抗超自然恶魔的英勇事迹，深刻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共同体理念，不仅为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书写开了先河，也为历代英国作家提供了一个绵亘不绝的创作题材。“这部史诗的统领性主题是 ‘共同体’，包括它的性质、偶然的解体和维系它的必要条件” (Williamson 29)。不仅如此，以现代目光来看，这部史诗的价值与其说在于成功描写了一个惊险离奇的神话故事和令人崇敬的英雄人物，倒不如说在于反映了氏族共同体的时代困境与顽瘴痼疾，即旷日持久的冲突轮回和命运危机。“这部史诗中一个核心主题是社会秩序所遭受的威胁，包括侵犯、报仇和战争，这些都是这种英雄社会固有的且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却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生存” (28)。引人注目的是，《贝奥武甫》的冲突轮回主题，在主人公与妖魔的三次殊死搏斗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奥武甫与恶魔的斗争既是善与恶的较量，也是一种对氏族共同体生存威胁与冲突轮回的象征性演示和集体意识的拟人化表征。就此而言，《贝奥武甫》通过描写人类与超自然邪恶力量之间的斗争破天荒地折射出文学作品的象征意义。显然，以妖怪面目现身的格兰代尔母子和火龙，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和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如果说格兰代尔连续十二年对丹麦王国的袭击、其母亲的疯狂报复以及后来火龙对耶阿特王国的发难均暗示了来自共同体外部无休止的威胁与破坏，那么主人公三次奋勇迎战恶魔的场面则象征着部落之间流血冲突的不可避免和循环往复。显然，《贝奥武甫》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早反映氏族共同体困境的诗歌，同时也是一部在人物塑造和主题表征方面具有象征意义和示范作用的经典作品。以 “冲突轮回” 这一顽瘴痼疾为焦点，对氏族共同体的混乱与危机给予丰富的文学想象，无疑是这部英雄史诗在千年文学史上不断经典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英国历史上，“诺曼征服” (Norman Conquest, 1066) 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终结和氏族共同体的衰亡，同时也引发了中世纪英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变迁。“诺曼征服” 不但开启了英国的封建时代，而且形成了新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并进一步加剧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分裂。在中世纪封建体制中，英国社会逐渐分化为贵族、僧侣、骑士和平民等主要阶层，每个社会阶层都有各自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诉求，并且都希望维护各自的利益与主张。封建贵族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利和统治地位，纷纷建立各自的武装和堡垒，外防侵略，内压动乱，并经常为争权夺利而与异邦发生征战，互相倾轧。构成中世纪英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另一股势力是各级教会。以大主教为首的僧侣阶层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而且还得到了罗马教皇的大力支持，并在法律和意识形态等重大问题上具有不容置疑的话语权。作为社会第三股势力的骑士是一个虽依附贵族与教会却惯于我行我素的侠义群体，他们精通武术、行侠仗义，热衷于追求个人的荣誉和尊严，是英国封建社会中不折不扣的另类。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则是绝大多数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平民阶层 (包括相当数量的农奴)。因难以维持生计，平民百姓对统治阶级强烈不满，经常聚众反抗。始于1337年的英法百年战争和肆虐于1349-1350年间的 “黑死病” 更是令平民百姓不堪其苦，从而引发了1381年以瓦特·泰勒为首领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就总体而言，中世纪英国社会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由封建主和大主教组成的统治阶级与广大平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英国各阶层的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强化。封建贵族、教会僧侣、游侠骑士和劳苦大众似乎都出于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的需要在思想和精神上归属于各自的阶级，并逐渐形成了抱团取暖的观念，从而使英国首次呈现出地位悬殊、权利迥异、贫富不均和观念冲突的多元共同体结构。值得一提的是，由于 “诺曼征服” 之后英国人的阶级观念和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因此阶级观念与共同体意识往往互相融合。然而，两者虽然十分相似，但却不尽相同。正如威廉斯所说，“个人是通过阶级将自己与社会联系起来的，但阶级所关注的重点与 ‘共同体’ 或 ‘联合体’ 不同，因为阶级不是面对面的聚集，而是像 ‘社会’ 一样，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101)。从某种意义上说，“诺曼征服” 之后英国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取决于人的家庭出身、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而且还与人们的身份认同、共情能力、价值观念和精神诉求等心理因素密切相关。这种现象在宗教共同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应当指出，“诺曼征服” 导致的英国社群格局的蜕变对共同体思想的分化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诺曼征服” 这一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英国此后二三百年的意识形态、文化生活、民族心理和文学想象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如果说此前异邦的多次入侵加剧了英伦三岛的战事与割据，那么，“诺曼征服” 不仅结束了英国反复遭受异邦侵略的局面，逐步形成了由贵族骑士、神职人员、平民百姓构成的三大社会阶层，而且也为这片国土带来了法国习俗和欧洲文化，并使其逐渐成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引人注目的是，当时英伦三岛的语言分隔对共同体思想的分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宫廷、贵族庄园、法院和学校中，人们基本使用法语，教会牧师更多地使用拉丁语，而广大平民百姓则大都使用本土英语。三种语言同时并存的现象不仅加剧了社会分裂，而且不可避免地筑起了社会与文化壁垒，并导致英国各阶层共同体思想的进一步分化。当然，长达两百年的语言分隔现象也为文学的创作、翻译和传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在中世纪英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英国社会的共同体思想分别在宗教文学、民间文学和罗曼司 (romance) 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中世纪英语文学以多种声音表达，并采用不同风格、语气和样式描写了广泛的题材” (Abrams 6-7)。与此同时，中世纪法国文学、意大利文学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也相继在英国传播，尤其是但丁 (Alighieri Dante, 1265-1321)、彼得拉克 (Francesco Petrarch, 1304-1374) 和薄伽丘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三位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的作品对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人文主义和共同体思想的表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世纪英国宗教文学 (religious literature) 在社会中广为流传，为思想禁锢、行为保守的宗教共同体 (religious communities) 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 “诺曼征服” 之后的三四百年间，由于英国地方教会和僧侣支持及赞助宗教文学创作，因此用法语、英语和拉丁语撰写的宗教文学作品大量产出，并源源不断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作品基本摆脱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宗教诗歌中的多神教成分、英雄事迹和冒险题材，而是沦为教会和僧侣用以灌输宗教思想、宣扬原罪意识和禁欲主义以及教诲劝善的工具。中世纪英国的宗教文学作品种类繁多，包括神话故事、圣人传记、道德寓言、说教作品、布道、忏悔书和牧师手稿等等。宗教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赎罪意识和向往天堂的心理，并助长了基督徒精神上的归属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英国宗教文学不仅有助于巩固教会与僧侣的权威，传播基督教正统教义，而且也是各地教区大小宗教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催化剂。以现代目光来看，中世纪绝大多数宗教作品并无多少文学价值可言，只有《论赎罪》(Handling Synne, 1303-1338?)、《良心的责备》(The Pricke of Conscience, 1340）和《珍珠》(The Pearl, 1370?）等少数几个作品保留至今。应当指出，虽然有组织或自发形成的各类宗教共同体唤起了人们创作和阅读宗教文学的兴趣，但13至15世纪英国的文学想象和文学出版的整体发展却受到了限制，以至于批评界往往将英国文学的这段历史称为 “停滞时代” (the age of arrest；Long 97)。由于人们的创作和阅读空间被铺天盖地的宗教作品所占据，因此英国非宗教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步履维艰。“读者会感受到这种停滞现象，15世纪和13世纪创作的罗曼司几乎毫无区别，两者往往分享类似的情节” (Abrams 7-8)。就此而言，中世纪宗教文学虽然在劝导教徒弃恶从善和激发他们的精神归属感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明显缺乏原创性和美学价值。“中古英语缺乏原创性的部分原因，是许多宗教和非宗教作家试图在其作品中反映中世纪基督教教义的僵化原则” (7)。显然，中世纪英国各级宗教组织不仅助推了思想保守、精神压抑的宗教共同体的形成，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作家的创作灵感与想象空间，从而影响了英国文学的创新发展。

毋庸置疑，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世纪宗教共同体文学想象的杰出典范。在这部故事集中，作者生动塑造了中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形象，并巧妙地将形形色色的朝圣者描写成同时代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共同体，充分反映了14世纪英法战争、“黑死病” 和农民起义背景下的宗教气息和英国教徒的道德困惑。这部诗体故事集不仅展示了极为广阔的社会画卷，而且深刻揭示了英国封建社会宗教共同体的性质与形态，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诗歌中出现的包括乔叟本人在内的31位前往坎特伯雷的朝圣者几乎代表了中世纪英国社会的全部阶层和所有职业，包括武士、乡绅、尼姑、牧师、商人、学者、律师、医生、水手、木匠、管家、磨坊主、自由农、手工业者、法庭差役和酒店老板等等。《坎特伯雷故事集》在展示朝圣者的欢声笑语和打情骂俏的同时，反映了中世纪英国教会的腐败和堕落，并不时对某些朝圣者的贪婪和荒淫予以鞭挞和讽刺。概括地说，《坎特伯雷故事集》在描写宗教共同体方面体现了两个显著的艺术特征。一是人物形象的多样性。此前，英国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过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尽管乔叟笔下的人物形形色色，高低贵贱、文武雅俗者一起涌入作品，但是他们都愿意结伴旅行，并且都对讲故事和听故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显然，《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人物美学不仅揭示了中世纪英国宗教共同体结构的松散性及其成员的混杂性，而且也折射出教徒之间的共情合作意向。事实上，除了结伴前往坎特伯雷朝圣，共同完成这一宗教意义上的旅行之外，朝圣者们编造故事和分享趣闻的兴趣，以及互相之间微妙的精神联系体现了宗教共同体的共情能力与合作愿望。二是人物形象的现实性。乔叟笔下的宗教共同体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这些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人物形象既是乔叟熟悉的，也是读者喜闻乐见的。如果说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是中世纪英国宗教与文化的微型载体，那么他们所讲的故事则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朝廷官员，乔叟似乎不愿公开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他在作品中淡化了14世纪的英法战争、黑死病和农民起义等严重事件引发的社会动荡，而是着力描写朝圣者们在看似轻松愉快的旅行途中的互相嘲讽，从而使宗教共同体成员表面上的快乐情绪和互相取笑掩盖了英国社会的严酷现实。然而，朝圣者们的故事中不时表露出对中世纪英国社会、政治和宗教腐败的鞭挞与讽刺。引人注目的是，朝圣者们一路上的言行举止颇具讽刺意义。尽管他们似乎对上帝怀有虔诚之心，并对正统的教义教规报以尊重，但不少朝圣者暴露出人性的弱点，他们自私、卑鄙、粗俗、狡诈或下流，并且在旅行途中不时挖苦、捉弄、谩骂或攻击他人，体现了中世纪英国部分教徒的言行不类和人性弱点。尽管如此，作为中世纪英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坎特伯雷故事集》不仅充分展示了一个精彩纷呈的多声部世界，而且深刻反映了宗教共同体的集结形式与精神面貌，并成功地向读者展示了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社会场域。

此外，以社会底层，尤其是被压迫农民为主的平民共同体，也在中世纪英国文学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当时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诉求，成了民谣和民间抒情诗等通俗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平民共同体的发展与14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动荡密切相关。日趋沉重的封建压迫、百年英法战争和肆虐横行的 “黑死病” 导致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引发了以瓦特·泰勒为首领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在英国各地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平民共同体的队伍持续壮大，形成了英国社会中命运相连、互相同情与支持的平民共同体，其抗议封建压迫，反对残酷剥削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思想情绪在当时的民谣、抒情诗和讽刺诗等通俗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在反映平民共同体心声的作品中，有些已经步入了经典行列，其中包括高尔的《呼号者之声》和民间诗人创作的《罗宾汉民谣集》等作品。前者体现了贵族诗人高尔对农民起义军奋勇反抗封建统治的复杂态度与矛盾心理，而后者则是民间匿名诗人根据历史事件采用简朴语体写成的歌谣，表达了普通百姓对农民起义的同情与支持。由于平民共同体代表了中世纪英国通俗文学的主要读者群体，因此民歌、民谣和抒情诗的社会影响力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在反映中世纪平民共同体的生存状态和普通人的心声方面最成功的作品，莫过于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尽管这部作品因包含了说教成分而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它抨击奢侈浪费和腐化堕落的行为，并倡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勤奋劳动最为高尚等观念，对英国中世纪以降的平民百姓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人公皮尔斯既是真理的化身，也是平民共同体的代言人。由于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是中世纪英国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因此兰格伦以宗教寓言的手法，通过诗中人物关于当时盛行的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以及对寻求 “好、更好、最好” 的一连串梦想来探讨人世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其笔锋流转徘徊于《圣经》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诗人向读者揭示了农夫辛勤劳作而贵族坐享其成的极不公平的世界，充分反映了平民共同体追求平等、自由和幸福的心声。就美学价值而言，《农夫皮尔斯》不仅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早采用梦境形式观察社会的寓言诗，而且也是中世纪最优秀的讽刺诗。作品对教会和社会管理机构的贪污腐败和渎职行为进行了严厉的鞭挞，尤其对那些本该在道德上成为民众楷模的神职人员的腐化堕落予以辛辣的讽刺。同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教主和牧师们自以为知识渊博，满腹经纶，是人们的精神导师，但唯独农夫皮尔斯在不公平的、暗无天日的世界中为广大民众阐释真理，指点迷津。总之，长诗《农夫皮尔斯》首次以善良的穷人为文学想象的客体，成功塑造了希望以汗水播种，以辛勤劳动换取美好生活的中世纪农民形象，深刻揭露了英国社会的腐败与不公现象，并充分表达了平民共同体的自由民主思想，成为中世纪英国文坛的经典力作。

中世纪英国社会中一个特立独行、超尘拔俗的群体无疑是骑士共同体，其精神面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罗曼司中得到了生动反映。作为以描写游侠骑士的传奇经历为主的文学体裁，罗曼司无疑是封建制度和骑士文化的特殊产物。作品中的骑士大都出身贵族阶层，他们崇尚骑士精神 (chivalry)，即一种无条件地服从勇敢、荣誉、尊严、忠君和护教等信条的道德原则。就此而言，骑士像贵族一样，均属于中世纪英国封建社会中利益相关且拥有共同情感的上流社会群体。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不同的是，罗曼司中的主人公不再为部落族群的利益赴汤蹈火，而是用所谓的 “爱” 和武器来捍卫封建制度和个人荣誉，并以此体现自身的美德和尊严。应当指出，中世纪罗曼司所反映的骑士群体既是英国历史上的 “过客”，也是封建制度孕育的 “怪胎”，其社会角色在本质上只能算是统治阶级的附庸。事实上，罗曼司所描写的浪漫故事与传奇经历并非骑士生活的真实写照，而是对英国骑士共同体的一种理想化虚构。

在描写骑士共同体的罗曼司中，马洛礼的散文体小说《亚瑟王之死》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亚瑟王之死》生动塑造了英国小说的第一代人物，并开了小说共同体书写的先河。这部作品以挽歌的情调描述了封建制度全面衰落之际骑士共同体的道德困境。整部作品在围绕亚瑟王的传奇经历、丰功伟绩和最终死亡展开叙述的同时，详尽描述了亚瑟王与以 “圆桌” 为象征的骑士共同体中其他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情感纠葛。骑士共同体中的兰斯洛特、特里斯川、高文、加兰德、帕斯威尔和佳瑞斯等人的形象与性格也描写得栩栩如生，他们的冒险、爱情和决斗等传奇经历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书中既有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争风吃醋和残酷杀戮的场面，也有男女之间花前月下的绵绵情意。在诗歌一枝独秀的时代，马洛礼别开生面地采用散文体来塑造封建骑士形象，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应当指出，作者笔下的人物属于一个由少数游侠骑士组成的共同体，他们崇尚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使其成为中世纪英国社会的 “另类”，与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丝毫关系。显然，骑士共同体既是英国封建制度的代表，也是中世纪骑士文化的象征，对封建时代的上流社会具有明显的美化作用。然而，《亚瑟王之死》虽然试图歌颂骑士精神，却在字里行间暴露出诸多传奇人物的行为与骑士精神不相符合的事实。在作品中，人物原本以 “忠君” 或 “护教” 为宗旨，后来却滥杀无辜；原本为了保护女士，后来却因与他人争风吃醋而进行决斗；原本看似一位正直的勇士，后来却沦为荒淫无度者。此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其中不乏讽刺意义。显然，《亚瑟王之死》深刻揭示了中世纪英国骑士共同体的道德困境与衰落过程，对当代读者全面了解英国历史上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具有参考价值。

纵观中世纪英国长达600余年的共同体思想与文学想象的演进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诺曼征服” 不仅对英国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使其发生了两个深刻演变。其一，“诺曼征服” 之后，英国的共同体形态呈现出从社会结构简单、缺乏安全保障的氏族共同体到权力悬殊、贫富不均的多元共同体的演变过程。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伦三岛大小不一、分散独立的氏族部落构成了共同体的社会基础。这些部落族群往往具有血缘、宗教、土地和劳动关系，由族长、头领或大王统领。这种氏族部落社会结构单一，民生基础脆弱，管理体制落后，决策手段简单，族群生存缺乏安全保障，从而不断引发部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互相剥夺。氏族共同体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命运危机意识在《贝奥武甫》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引人注目的是，“诺曼征服” 使英国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宗教势力的蔓延，英国人的共同体思想出现了分化，从而形成了教会僧侣、贵族骑士和平民百姓等贫富不均、地位悬殊的多元共同体形态。“诺曼征服” 之后英国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诉求在《坎特伯雷故事集》《农夫皮尔斯》和《亚瑟王之死》等经典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毋庸置疑，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结构单一、体制落后的氏族共同体演化成权利迥异、思想分化的多元共同体，与 “诺曼征服” 之后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

其二，“诺曼征服” 之后，英国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呈现出从英雄膜拜到共情合作的演变过程。读者不难发现，《贝奥武甫》中氏族共同体所面临的旷日持久的冲突轮回和命运危机既反映了 “英雄时代” (the Heroic Age) 的武士精神和价值取向，也体现了部落族群恪守的英雄膜拜传统。对当时的武士来说，最崇高的美德是忠于国王和部落，最伟大的荣誉是创造英雄事迹。国王和部落头领既是人们崇拜的英雄和追随的精神领袖，也是亲自披挂上阵奋勇杀敌的英雄。例如，贝奥武甫虽已年近八旬，但毅然亲自为耶阿特王国出战除妖，在与火龙的殊死搏斗中献出了生命。显然，这种英雄膜拜和王者亲征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氏族共同体之间冲突的严重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英雄末路的悲剧。引人注目的是，“诺曼征服” 不仅引发了英国社会与文化的急剧演变，而且终结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流行的英雄膜拜传统。随着英国社会阶层和人口结构的不断分化，身份认同、精神联系和合作发展强化了人们的共同体意识与共情能力，希望在动荡不安的世道中凭借共同体的凝聚力来应对各种困境与挑战，从而产生了互相合作共谋发展的意愿。事实上，14世纪宗教共同体、平民共同体和骑士共同体的形成使英国的社群分化现象进一步蔓延。读者不难发现，《坎特伯雷故事集》《农夫皮尔斯》和《亚瑟王之死》等经典作品对中世纪英国各类共同体的价值观念、结合方式及其共情合作的社会成因等给予了深入的探索和生动的再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英国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从英雄膜拜到共情合作的演变过程，不仅完全符合一般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是 “诺曼征服”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导致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起，英国的共同体思想与文学想象如影随形，相辅而行，为英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中世纪英国600余年的共同体思想演进不仅对文学想象起到了催化作用，而且使共同体的美学表征在语言和体裁上经历了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从英雄史诗到罗曼司的历史变迁。毋庸置疑，中世纪英国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和演进使其内涵不断深化，并影响了日后历代作家的创作观念和美学选择。事实上，英国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既助推了一次次文学浪潮，也催生了一部部传世佳作。无论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还是在全球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突飞猛进的今天，发端于中世纪的英国共同体思想与文学想象的互动关系一以贯之，其演变的内在逻辑清晰可辨，并导致了文学中的共同体类型不断繁衍和书写方式日趋多元的发展态势。时至今日，英国作家对命运共同体美学再现的作品与日俱增，生动反映了大到世界、国家和民族，小到街区、社团和家族等社会群体的境遇和命运。毫无疑问，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起英国共同体思想与文学想象的历史变迁，将为我们深入研究文学中命运共同体表征和审美两个场域的历史、社会、政治与文化成因等深层次问题不断提供丰富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