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贲｜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
知识分子鞭笞知识分子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都是启蒙知识的主要传播者，他们为他人传媒启蒙知识，而他们自己也需要不断的自我启蒙。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是在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过程中取得的自我认知。
自古就有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往往是严厉刻薄，毫不留情，简直就是鞭笞。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云》里对苏格拉底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斥责哲学追求普遍性，将人从家庭和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关系中剥离出来；而哲学家则故意误导无知的蠢人，让他们落入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生活的深坑。18世纪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格列佛游记》里描绘了一个叫拉加多（Lagado）研究院的地方，那里的学者们从事的学术工作包括从黄瓜里榨取阳光、回收人类粪便以加工再生食品等。
《人文启蒙的知识传播原理》
徐贲 著
上个世纪末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成为一种颇为前卫的文化批评类型，1988年，英国记者和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出版了《知识分子：从马克思和托洛斯基到萨特和乔姆斯基》（1988）一书，描绘了一大群19和20世纪的大知识分子，他们聪明绝顶而自相矛盾，魅力十足而又十分危险。他们当中许多人行为失德，却声名卓著，所以随便在大街上找几个人都比这些不道德的知识分子要强。不幸的是，约翰逊后来也被他的情妇公开指责为“伪善之徒”。2002年文化批评家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出版了《心灵的生命》（Lives of the Mind：The Use and Abuse of Intelligence from Hegel to Wodehouse），刻画了一大群“犯傻的天才”知识分子，正如英国批评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说，“胡说八道的本事，蠢人根本不是天才的对手”。2003年，法官和法学教授理查德·艾伦·波斯纳（Richard Posner）在他的《公共知识人》（Public Intellectuals)一书里，讥讽知识分子不肯安分地当专业学者，专注于专业问题，而是偏偏要对公共事务说三道四，结果出尽洋相。
知识分子因为犯傻或不专业而胡说八道，这正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知识分子和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书里的基本论点。那么，谁是索维尔所说的“知识分子”呢？与许多繁琐的知识分子定义不同，索维尔提供了一个简洁、实用、有效的定义，是这本书里最有特色，也最有启发价值的部分。
索维尔把知识分子定义为“那些工作始于观念也终于观念的人”，“知识分子的特质与他们寻求的角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既适合于正宗的知识分子，即那些从事的工作是以制造观念为终端产品的人；也同样适用于通常意义上的知识阶层，包括那些所持观点中反映出知识分子理念，处于知识分子核心圈外的广泛地带的人们”。知识分子定义的核心是“观念”（ideas）和“工作”（work），他们“同他人一样，拥有知识和观念的混合体”，那些有丰富专门知识但不甚关心观念的人不是知识分子，而那些有知识而又以观念为“毕生事业”的人才是知识分子。按照这样的定义，启蒙知识的传播者显然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因为启蒙知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观念的更新。
索维尔说，工程师、建筑师、金融家、医生、律师等职业人士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所专长的知识需要智力（intellect），但并不因为拥有这样的知识而被当作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甚至大学人士，如会计学、外语、体育、护理、数学、计算机知识的教授们，也经常并不从事知识分子的工作。相反，有的非大学人士，如索维尔青睐的美国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少数诗人、出版人、刊物出版者，却可能因为从事知识分子的工作而成为知识分子。
“工作”指的是对一个人来说是“首要的事情”（primary occupation），尽管他未必以这件事情来谋生。“观念”指的是对历史、人性、人生、社会、政治等具有普遍意义的大问题的看法，这些经常是一些不那么切身的问题，正如唐纳德·坦嫩鲍姆在《观念的发明者》（Inventors of Ideas）一书里所说，“历史——人类生活的记录——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悲惨和充满苦难的，它是否有意义？在什么基础之上？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政体或政府是什么？人们是否应当有绝对的、全面的自由来质疑这样一个政府或与其相关的经济制度？为什么？什么是人性？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如何与关于政府和公共利益的观念相联系？”那些把思索这类观念问题当作人生大事的人们，便是知识分子，他们传授的是与人文启蒙有关的知识。
很显然，传授专门技术知识并不等于传播与人文启蒙有关的知识。启蒙知识分子传播的是与思想和观念有关的知识，其中包含对人的“才智”的特殊理解。如索维尔所言，理解和运用复杂观念的能力不只是“智力”（intellect），而且更是“才智”（intelligence）。才智还包括：在选择相关解释因素时，在为任何新出现的理论确立实证检验时的严谨判断，以及这种严谨判断与智力的结合，“才智减去判断就是智力”。这个对智力和才智的区分是为了指出，有的观念是愚蠢的——愚蠢是智慧的反面，是危险的，相对而言，迟钝是智力的反面，则比较不那么危险。人文启蒙要开启的是人独立思想和判断的能力，它要克服的与其说是人的无知，还不如说是人的愚蠢。无知可以通过一般的学习变得有知，而愚蠢则必须通过启蒙才能走上智慧之路。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愚蠢都是可以启蒙的，受民族主义情绪支配的知识分子的愚蠢就是一种对启蒙油盐不进的愚蠢，不仅是个人愚蠢，而且可能成为一种公害。2017年，某出版社出版了湖南某博导教授写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该书作者声称，经过他的研究，古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统统都是由中国移民创造的。该作者还公然宣称，德国人与法国人的祖先都是由古代中国的人演化而来，连英语与英国人都发源于大湘西的英山，连日本人，韩国人，东南亚人，也都是来源于此地。作者由此还断言，世界上一切文明，都是发源于中国。这不是普通人的愚蠢，而是“高级知识分子”才会表现出来的愚蠢。由于它顶着知识权威的光环，它对其他人还起到强化了愚蠢的作用，不少人对这位教授的“研究成果”表示赞赏，称“这种观点可以提高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自夸道，“华夏先进了一万年，落后了一百五十年”。
在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了典型的“不明智的智力”，一种虽不迟钝，但却极为荒唐的愚蠢。乔治·奥威尔在《民族主义的基本问题》（Notes on Nationalism， 1945）里说，“一个人需要是知识分子才会相信这种事情，普通人是不会当这种傻瓜的”，这句话被表达成了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话，“一些观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知识分子才会相信，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会相信那些观念的程度”。奥威尔说的就是那种信口雌黄的知识人士。他们之所以成为公害，是因为他们为情绪性的民族主义煽风点火，火上加油，让它变得更加虚假不实、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以至完全丧失了理性。
激进和保守的文化政治方略
索维尔认为，对是非、善恶缺乏判断力的知识人士几乎是20世纪的特产，“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支持者；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内的知识分子支持者。……斯大林、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人”。奥威尔、阿伦特、朱特都批判过这样的知识分子，索维尔的批判与他们不同在于，他不仅强调判断力的重要，而且更是从知识分子的“圣化理念”来寻找他们“不明智的智力”的原因。
“圣化”（anointed）原意是“受膏”，即用芳香的油、奶、水、融化的黄油或其他物体涂抹身体，人和事物受膏，标志其引入了神圣的能力，灵或神，也可被视为使人或事物摆脱“魔鬼”的危险影响，是健康和精神的保护。圣化理念包括开启崭新未来的美好主义、梦想、乌托邦想象等等。它经常是一种浪漫想象、幻觉或故意编造的谎言和欺骗，但却能让人陶醉于其中。希特勒德国的纳粹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前苏的斯主义都曾经是对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有诱惑和吸引力的圣化理念。索维尔认为，圣化理念对左派知识分子——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的影响更大，也更广泛。
在索维尔那里，圣化理念的对立面是悲剧理念。悲剧理念也就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的保守主义理念，“人类极为艰难地保留着文明的薄纸，借助脆弱的文明来逃避混乱与野蛮状态”，在“谦和和谨慎”的基础上，人类从经验中不断成长”。这是一种历经沧桑、饱受忧患、了然人世苦痛、洞察人性幽暗和邪恶本能的智慧，“那些看到了更多生活的挫折、弊病和变态的人，并不会去提出所谓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人看到人类的悲剧处境。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人们在物质的生活世界里，既囿于个体的局限，又受制于社会的局限”。与圣化理念的改天换地宏图大志相比，“悲观理念认为人类文明仅仅维持本身就需要巨大、不懈的能力；这些年来须依靠经验的实践，而不是‘振奋人心’的新理论”。
其实，不只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人士，就连看似激进的法国启蒙哲人也都是悲剧理念信奉者。在法国相对稳定的君主专制统治下，法国启蒙哲人的政治哲学是相对温和的。在他们那里，提出怎样的政治哲学或理论，以什么样的话语来表述，与他们传播的知识和运用的传播方式一样，都是政治方略的一部分，因此需要放在实际的政治环境里去理解。这种政治方略把启蒙者的自我保全放在第一位，然后才谈得上反对什么或要求什么。一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所有启蒙者的基本政治方略。启蒙者不会像革命家那样去鼓吹革命，他们知道鸡蛋碰石头会是什么结果，至少在政治方略上也不会像革命主义那样公然主张带有危险的圣化理念。
伏尔泰、狄德罗和他们的许多同道把改革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开明专制上，不要说革命的火药味，就连反叛的情绪也都很勉强。卢梭是他们中间最激进的，但是，即便政治激进的卢梭，在与17世纪的洛克相比时，他的政治理论在对待专制的问题上也要间接和软弱得多。这是他们两位对美国建国和宪政建树的影响一强一弱对比鲜明的一个主要原因。洛克说，统治者必须把人民置于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与同意的政府形式之下。但在卢梭那里，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只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并不涉及政治权力。他也不认为任何暴力革命会带来一个道德的共同体。他认为，人们必须自由地建立和加入某种新的契约共同体。有了这样的契约，共同体才能使他们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使他们摆脱腐朽的文明。
索维尔用区分圣化理念和悲剧理念来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批判，与马克·里拉在《危险的心灵：政治中的知识分子》和朱特在《未竟的往昔》中的知识分子批判取向是一致的。里拉认为，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来说，重点不在于他们是否应该参与政治，而在于如何参与政治，以怎样的价值立场，为何目的而参与政治。里拉所担忧的是知识分子由于陷入精致的思想游戏而忘记了“哲学与政治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因而无视哲学或理论被“被暴政滥用”或被政治势力操控的可能。里拉所说的那种“暴政”就是与民主相对立的“专制”（tyranny），当知识分子对自己可能帮助暴政或专制政治的危险丧失警惕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会在“不计后果”和“不负责任”的歧路上越滑越远。里拉触及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过去一个世纪的欧洲历史中，在民主国家、法西斯国家里，都有许多哲学家、作家和法学家支持和捍卫极权主义的原则和它的可怕统治。知识分子本该对极权暴政抱以警惕，怎么反倒会背弃自由和独立探索的理想？又怎么会在立场上赞成专制制度下的大规模压迫和因此造成的人道苦难？”
这是每一个历史学家在确认某个权力时必须明察的，确认希特勒的权力与确认美国革命后的宪制权力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性质，因为这两种政权有道德本质的区别，考验着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力。丧失这一判断力的结果是历史真实感和反思能力的退化，很多敏感的或拖而不决的困难议题会因此在历史书写者（和为他们叫好的读者）眼里变得不再是问题，他们会有意无意合理化他们的当下处境，甚至生出我们最幸福的自豪，无知无畏与有知无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同样不断重复“凡是存在的便是合理的”这个教条原则，同样培养出一种保卫当下的本能。
美国已故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对知识分子丧失道德判断力充满忧虑，他认为，知识分子最珍贵的是他们的道德真诚。道德真诚的根本要求就是摆脱“服从思维方式”，保持个人思想和判断的自由与独立。他讨论的三位法国知识分子（布鲁姆、加缪、阿隆）的最大共同点便是他们的“勇气与正直”。虽然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的厌恶、怀疑、蔑视或嫉恨之下”，成为“某些重要方面的‘局外人’”或“背时者”，但他们都能避免陷入党派同路人的处境。当政治暴力和迫害无情而血腥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那些斯大林主义同路人“使劲忍气吞声，帮社义祖国的大审判和古拉格说话”。后来又有了别的同路人，“这是反殖民主义作家的处境，他们费尽唇舌，为推翻了一个帝国的另一个帝国的独裁……开脱；同时，这也是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主义’的处境，他们强迫自己去理解……‘文’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的意义，证明他们的行动实属正义”。那些同路人知识分子在政治和道德上“不负责任”，不是因为某种政治权力强迫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党同伐异的思维和理论方式，无视具有普遍意义的是非原则。
道德论批判及其局限
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批判不同于道德论的知识分子批判，道德论批判瞄准的是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堕落、浅薄虚荣和自私动机，试图从知识分子的个人性格、人格特征、个人利益和学术品质去寻找他们背叛社会责任和道义使命的原因。这样的道德论批判虽也有助于我们思考知识分子需要具备的素质和品格，但却有着明显的局限。
第一种是把道德生活视为知识分子发挥社会作用的条件，加缪在小说《堕落》中暗示这种对萨特等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在他眼里，这些知识分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表面上才高八斗，实际上腹中空空；表面上视死如归，实际上胆小如鼠。加缪借主人公克拉芒斯之口指出：人不审判自己，就无权判决别人;人要想成为法官，就要先做杆悔者。加缪因为自己能坚守个人和政治道德，和布鲁姆、阿隆一起被托尼·朱特视为法国公共知识人的典范，他们最大的共同点便是他们的“勇气与正直”。
但是，从道德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人无完人，谁又在道德上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呢？过高的道德要求会变成在道德上的求全责备，因此会有因人废言之弊。一个人私生活的不足甚至不检点不能抹杀其思想的贡献。但是，对于从事道德教育或规训的人士（如牧师和教士、政治辅导员、管制者），个人的道德倒应当是必须言行一致，否则就会被人视为伪君子，提倡再好的道德，也难以对他人有说服的效果。至于像伏尔泰和卢梭（还有鲁迅）这样的启蒙者，他们在普通人眼里的那种道德缺失更多地表现为性格的怪癖或生活方式的不拘小节上，不应该作为否定他们社会批判观点或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理由。
第二种是用“浅薄虚荣”来否定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这在当下对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蔑视和妖魔化中是最常见的理由。“浅薄”是一个主观的判辞，可以指非原创型的知识，也可以指相对于“专业”知识的那种浅显易懂的知识。在用词上，“浅薄”和“浅显”的不同在于，浅薄还暗示“错误”和“误导”。其实，绝大多数的启蒙知识都不是，也无需是原创型知识，启蒙传播的是已有的，但许多人还不知道的有用知识，学术观点是不是“前沿”不是首要的考量，相比之下，可读性、针对性、问题意识更加重要。启蒙知识传播的目的不是让人们在知识上变得“专业”起来，而是获得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受到教育的了解”。
启蒙知识传播方式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知识的简化、通俗化、局部化和具体化。这在启蒙型的时评、文化评论、事件分析或其他短小论述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今天，在大众媒体上进行的政治哲学、刑法学、比较政治学等启蒙知识传播，有哪一种不是以浅显易懂和能让受众喜闻乐见为首要考量的呢？浅显易懂和深入浅出经常是一种学问深厚，举重若轻的结果。
今天，对批判型知识分子另一种常见的指责就是，他们只讲批评，却不涉及自己的批评能力。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提出批评之前，需要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没有能力就应该闭嘴。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十二号军规”式的指责：你要批评吗？那你先证明你有能力。但你不能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因为你很浅薄。这就像要求一个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健康人证明他是健康的一样，你想要走出精神病院吗？那你就得先证明你是健康的，你再怎么证明也是白搭，因为你是神经病，你的证明不算数。知识分子言论不是真理而是看法，看法是否有道理，他是否有能力证明自己的看法，都需要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通过验证才能知道。所以，得先让知识分子说真话，先别管他说得对不对。事实上，在知识分子不能自由说话的社会里，其他人不管多有能力，又何尝能自由地说真话呢？事先要求有能力才能发言，不过是为了封口和堵嘴罢了。
第三种是用“自私动机”来否定批判型知识分子的作用，这在今天的反知识分子理由中也是重要的一条。其实，著名社会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早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就已经描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热衷于批判，是因为他们靠批判为生，只有批判才能显示他们的存在价值，才能获得他们想要的社会位置。相对宽容的社会特别盛产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因为它有合适的言论条件。熊彼特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与资本主义同时登上历史舞台。正是资本主义引发的世俗化浪潮使他们步出修道院，成为波希米亚式的学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批判比阿谀奉承更能为他们带来荣誉和报酬，所以，为生存计，他们多数选择了批判。喜欢新思想的王公贵族是他们的服务对象，是他们的主人(patron)。这时的主人是个体性主人(individual patron)。到了18世纪中前叶，知识分子的生存依靠慢慢由个体性主人转变为集体性主人(collective patron)——资产阶级公众。伏尔泰选择浅显、生动、奔放、诙谐的文风，就是为了扩大自己作品在资产阶级公众中的吸引力，受到名利双收之效。
用“名利双收”“沽名钓誉”这样的理由指责知识分子，从道德现实主义来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斯密在《国富论》里从道德现实主义来看待一般从业者劳动对社会的贡献，他说，“我们不是借着屠夫，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知识分子的知识劳动和贡献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说，人文启蒙的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传播某些必要、美好公共价值的知识人呢？
社会需要这样的知识人，是因为他们倡导的那些美好价值是稀缺的东西，而不是已经过剩。这些价值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宽容、正义、真实、诚实、善良、美、同情、人道主义。社会并不是借着知识分子的完美德行和高尚人品而得益于他们所传播的美好价值观念的。即便他们虚荣、骄傲、自大、自以为是，那又怎么呢？反过来，难道不能说他们有进取心、荣誉心、自信心、勇于担当，敢为天下先吗？评断动机的好坏或者是否纯粹，陈述的只是一种主观的看法，并不是客观的事实。
嘲弄专家、鄙夷名人、蔑视大师是当下很盛行的社会心态，这也许说明一般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盲目崇拜权威了。但是，这种怀疑或否定应该是理性的，而不是情绪性的。许多人都是抱着偷窥或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待一些知识权威们糟糕的私生活，而不是真的对知识分子的德操或献身真理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这种道德要求主要不是他们私生活里的道德操守（各人对私领中的道德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今天一般也不去干涉别人的私生活），而是针对他们公共言论与公共行为是否一致。正如《行为糟糕的哲学家》一书里所说，值得关注的是“（哲学家）糟糕行为与其鼓吹的公正和真实相矛盾”。而且，这样的关注也能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智慧并不一定带来理智的生活。哲学的博爱对人类的脆弱从来都是没有免疫力的，我们也不能指望那些大师拥有的感情或性生活达到与其名声和思想般配的高度。不管他们的生活多么愚蠢，多么糟糕，他们对人类思想和自我理解的贡献都是巨大的”。
由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的公共言论和行为会带来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有的有益，有的有害。说真话有益，说谎话有害；揭露真相有益，隐瞒真相有害；真实历史有益，伪造历史有害；忏悔罪过有益，隐瞒罪行有害；呼唤正义有益，粉饰太平有害；为百姓和弱者发声有益，对权贵谄媚和奉承有害；反对暴政和专制有益，明里暗中支持暴政和专制都有害。如何在这许多“益”和“害”之间进行判断和选择，如何永远站在“益”的一边，这样的判断和选择对于负有启蒙责任的知识分子来说，自然要比对普通人更加重要。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他们提出比普通人要高一些，但不是完全不同的道德要求。更重要的是，启蒙知识分子把知识和学识从书斋和专业学科里解放出来，像新闻记者那样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像哲学家那样开导他们体悟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像心理医生那样帮助他们排除内心的隐秘焦虑和障碍，像船夫那样一趟又一趟地将载人的渡船从愚昧、迷信的此岸划向明智、清醒的彼岸。不管他们是否符合人们头脑中的完美道德标准，他们毕竟是在做着有益于我们大家的事情。
本文选编自《人文启蒙的知识传播原理》，注释从略。特别推荐阅读作者相关著作。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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