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封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2期，总第46辑。

教学科研是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光教学不做研究，一般来说教学水平不会提高。光做研究不教学，其实也有损失，教学过程是对一门课程精读的过程，而且教学相长。上面这套说法估计是老生常谈，我想引入的是另一个内容——做经济学研究要不要参与实践？我与很多教师一样，并没有直接参与过社会实践活动，即使有点社会调研之类的，也是围绕自己的研究课题展开，不需要直接承担责任。经常会问自己，到实践部门工作一段时间会不会改变很多想法？实践过程到底重要不重要？这些都是见智见仁的问题，我无意妄加评论。前段时间读了《凯恩斯传》，对这个问题有些感想，在此乐于与大家分享。

原籍俄国的作家斯基德尔斯基著的这本《凯恩斯传》从1883年凯恩斯出生写到1946年离世，展现了凯恩斯作为一位经济学大师的卓越成就，以及作为一个凡人的多彩人生。读了《凯恩斯传》才搞清楚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都在财政部工作，编写大量的政府文件。从时间分配看，1906年他先在政府的印度事务部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在1908年离开伦敦回到剑桥，又于1915年回到伦敦为国家服务，一直在财政部工作，并与金融界联系密切，1919年底又回到国王学院授课，也就是说他在快要37岁的时候回归学术界。

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凯恩斯一直都是两条腿走路，他在学术界和政策界的成就可谓旗鼓相当。不可否认，聪明人无论做什么成功的概率都要高一些，但还是有个疑问，如果他一直在剑桥或伦敦经济学院这样的地方，会出现凯恩斯革命吗？他会说出“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去”这样不无嘲讽却极其负责的话吗？诚然凯恩斯这般的精英人物非一般人可比，但作为芸芸众生，更需要反思如何才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加有意义，并且能够身心愉快。我有如下的一些感想，并非想指点迷津，而是希望能引出更多的思考。

第一，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产生的土壤不仅仅是经济学理论，做研究离不开对现实世界的真情实感，凯恩斯的职业生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05年，22岁的凯恩斯开始跟着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学习经济学，马歇尔对他很欣赏，希望他成为专业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不大愿意，写信问朋友“你认为这有干头吗？我很怀疑。”可见，尚未接触社会时，凯恩斯似乎并不清楚经济学能解决什么问题。即使后来经济学的积累多了一些之后，他对经济学的理解也主要是微观方面的。一方面他喜欢研究数学、哲学、道德伦理这些非常思想性的学问，另一方面他在研究经济学的时候又倾向于从操作性的角度思考，他写信给朋友说“我发现经济学越来越有意思，我希望管理一条铁路或组织一个托拉斯，或者至少骗骗投资大众们”。

即使以当时的标准看，他也可以说是没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只是跟着马歇尔做了一个学期的助研。不想做经济学家的他，1906年认真准备了文职人员考试，考了第二名，第一名的进了财政部，凯恩斯只好进了印度事务部。凯恩斯不喜欢这份工作，着迷于写自己的《概率论》，于是又想回到剑桥，1908年他开始申请剑桥的研究员，但没通过。后来在庇古的帮助下获得一个讲师职位。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事务部的经历对凯恩斯后来在货币政策上的兴趣有很大影响，激发了他在货币问题上超群的想象力。他初回剑桥就把教学与研究方向定在货币方面，1909年凯恩斯讲授“货币、信用与价格”，开始的授课内容都是现炒现卖，负担很重。到后来他的课程都是货币及其在生活中的应用方面的，非常受欢迎。

     为做研究而做研究是件痛苦的事情，相信很多人有同感，尤其是做博士论文的人，找到一个能做的题目真费劲。做博士论文倒罢了，可以看成一种训练，即使没什么现实意义也可以接受。但工作之后再做研究，就不得不想清楚其意义所在。从一开头，凯恩斯的经济学就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针对当时的金本位制，他从印度的货币安排中得到启发，写了一系列文章，呼吁“发展一种更科学、更节省的制度”，称其为“金汇兑本位”。他到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做了6场关于“印度财政、货币和物价”的报告。1912年他决定暂时把概率论放在一边，而写一本关于印度的书，这本《印度的货币与财政》很快就写好了。其实这本书的内容超越了对印度制度的思考，阐述金汇兑本位制的种种优点。这应该是他的第一本书。此后凯恩斯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汇率政策对失业的影响，在1920年代，尽管其理论尚未成形，他凭借直觉反对英国恢复金本位制，认为金本位制是物价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中，他的观点独树一帜，最终没有被丘吉尔政府采纳。历史却证明凯恩斯是正确的。

第二，研究工具与研究思想相辅相成，采用规范严谨的方法论证问题当然是完美的手法，但研究工具不应成为研究思想发展和传播的桎梏。当今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当然是可喜的发展。但我们敢不敢说，今天的研究成果在思想上相比二三十年之前也有同样的进步呢？事实上，如今有些颇具思想性的想法由于方法和数据的限制可能直接被埋葬，而聪明过人的年轻学子们在追求技术精湛的时候可能已经迷失了方向。凯恩斯遭受的批评很多是与他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有关，早期的《概率论》就被剑桥天才拉姆齐认为是逻辑混杂，可凯恩斯并未因此否定自己，对拉姆齐却也倍加赏识。随着他在政府事务中越来越成功的表现，凯恩斯对自己的思想日益自信。他出版了《货币论》，其中的方程式混乱而不能令人信服，连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其引发的争议和启迪对于推动信贷和投资理论的发展无疑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完成前，凯恩斯讲授的课程以及与合作者卡恩发表的文章都没有能够表达清楚今天我们熟知的乘数理论和有效需求的概念。正如他自己对学生们说的，创造性的思想一开始是灰色的模糊的，在思想发展的后期才能找到精确的语言来描述它。

从小到大，凯恩斯都被认为很有数学天赋，数学学得很好。但对于经济学研究，他更尊重现实，对于现实经济，他认为不确定性是首要的特征。他对数学和统计学在经济学领域的运用非常谨慎，强调在运用分析工具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更加重要，对于计量经济学用归纳法处理数据带来的局限性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对于不少在数学和统计学技术上较好的学者以为自己能够对人世间的事情得出精确的了解表示厌恶。基于他自己使用计量和统计方法后带来的问题，他最先提出这些方法在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是无能为力的，也是他一度热衷于研究概率论的原因。

第三，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大概是我们现在的政策研究过于粗略，名声不好。这里面好像还有种假设，做学术研究的如果要去做政策研究是完全可以的，只是不愿意荒废了自己；而做政策研究的要去做学术研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把自己定位于做政策研究要么是在功成名就之后，要么就意味着退而求其次，似乎存在着某种心照不宣的标准，一流人才做学术，二流人才做政策。凯恩斯估计会不在乎这种区分，而且这样的区分或假设在他那里也不堪一击。即使回到剑桥，他还是没有脱离政治和政策。他有更多的时间写作，初期写的都属当时的热点问题。凯恩斯的文笔非常突出，遣词造句精准而优美。他写了很多政策性的文章和报纸文章，主编和主笔一本影响力非常大的周刊，继续影响着政府的货币政策，这才有了1923年开始的“凯恩斯革命”。他的学术活动和实践活动从不冲突，反而相得益彰，凯恩斯在剑桥的努力使他小有名声，财政部写信给他希望他能为国效力。与其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凯恩斯去财政部工作的机会，不如说是他自己的才华，不用到实践部门就是人才浪费啊。他先开始是提供咨询，第一个项目就是解决当时的金融危机，直接为财政大臣服务。他反对黄金对货币政策的统治，提出黄金不是囤积而要消费的观点，挽救了英格兰银行的地位。1915年凯恩斯正式到财政部工作。财政部的经历让他初回剑桥就写了一部影响非常大的书，是关于对战后战争赔款问题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如果说之前的这些书还不够学术，后来的《货币论》和《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应该是学术探索过程的结果。

第四，做研究要敢于突破传统，挑战正统，不要怕犯错。我们越来越多地强调“创新”，另一方面我们又非常注重文献，文献固然重要，是研究出发的起点。但如果到了事事都要引文献，没有文献可引就不踏实，审稿人也不放过你的时候，越是创造性的思想就意味着风险也越大，让人望而却步，退守传统。凯恩斯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喜欢推翻旧的模式，建立新的模式。凯恩斯那一代人是读着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成长起来的，马歇尔的经济学不谈货币，主要研究竞争性均衡和资源配置问题，货币对此并没有影响。而凯恩斯却发表了《通论》，庇古和罗宾逊夫人对他的批评最为激烈，认为是对“传统大师”的背叛。凯恩斯上课的时候也喜欢攻击庇古的理论，学生们受到不同观点的冲击，迷惑而兴奋。凯恩斯在成功的同时其实也没少犯错，比如他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我们孙子辈的经济前景》两本书的缺陷某种程度上说明凯恩斯的思想不可避免受到其所处的阶层和环境的制约。他比较大的一个失误是没有预见到1929的大萧条，以及他对华尔街股市的错误预测，为此，他自己的投资也损失惨重。

第五，任何理论都不会是完美的，某一理论都有所聚焦的重点，甚至需要的时候可以向现实妥协。比如凯恩斯的通论主要讲需求不足引起的失业，忽略了其他因素引起的失业，包括结构性失业、供给方面的原因，但这不是他的理论研究的对象。他认为当时的重点在需求方面，而且未来也会是，所以称为“通论”。但这个“通论”其实不能解释后来的问题，如滞涨问题。被人广为病诟的是凯恩斯理论的短期特征，如另一位我一直敬仰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是反凯恩斯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减少失业的代价是通胀，需要回到自然失业率的理论。不过，谁也不能动摇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地位，他走出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开创了“宏观经济学”这一崭新领域。世事变幻，人才辈出，凯恩斯理论几经沉浮，却谁也不敢否认其现实意义。他对哈耶克强有力的回应充分反映了他务实的责任感：“从长期看，我们也许能够到达充分就业，但从长期看，我们都已离开这个世界。而在近期，如果任由失业增长下去，就可能出现革命”。后来哈耶克也承认，如果没有凯恩斯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糟。

第六，做研究不能少了责任感，务实的态度也是负责的态度。凯恩斯之所以后来回归到学术完全出于责任感。需要指出的是，他也不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或逃避现实，他仍然有其他用世俗的标准（地位和金钱）看更有吸引力的选择。我认为他富有挑战、充满智慧、硕果累累的人生处处闪耀的是对国家、对世界、对爱人、对朋友的“责任感”，由此，他理性、务实、又充满同情。他的夫人莉迪亚评价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斯基德尔斯基认为他还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熊彼特评价凯恩斯的爱国主义时说“他的建议永远是一种英国人的建议，他的建议总是从英国的问题出发”。凯恩斯关心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就业，希望社会大众都能拥有美好的生活。就做研究的方法看，他也有种责任感，即努力把经济学同常识结合起来，弥合“经济理论所得的结论和常识所得的结论之间的鸿沟”。我想凯恩斯是真正有能力的人，希望通过通俗的方式解释复杂问题，不担心有人说他水平不高，他可以引导潮流，而不需随波逐流。读这本书不由得被感染的正是凯恩斯这种超凡的理性和务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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