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和：父亲是学者，公公是理财家
作者简介：薛小和，《经济日报》高级记者。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4期（总第14辑）。
父亲：薛暮桥（1904—2005年）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自学了经济学、历史、哲学、英语和世界语。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从事农村调查，开始对经济学的研究。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军部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1943年起，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长。1948年起，历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秘书、国家经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1954年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想起写这样一篇文章是源于我公公的去世。我虽然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但这是第一次失去至亲至爱的亲人，心中的痛楚不是“悲痛”二字能表达的。我作为公公的小儿媳妇，几乎没有和公公婆婆共同生活过一天，除了在公公患癌症住院后去值过几次班外，没有尽过孝道，老人走后，我心中的愧疚和公公婆婆对我多年的慈爱和宽容始终充盈在心间。我从小就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和丈夫结婚后也一直住在父母家中，因我们家子女少，父母又比公婆在年龄上大10岁左右，所以我们夫妻一直在这边照料。对待父亲，不仅是生活上的照顾，1986—87年间，我还给他做了一年的秘书，以后的10年中，由于我从事的工作与他的领域接近，我也断断续续地为他的写作研究做了不少打杂的事，特别是在他撰写《薛暮桥回忆录》期间，我基本上充当了文秘的角色，打字、复印、校对、联络以至参与讨论。持续多年的这样一种生活格局，使我对父亲知之很深，而对公公知之甚少。如果不是近些年来增多了与公公的接触，他老人家对我恐怕永远是一个让人敬仰但又感到隔膜的长辈。近些年，或许是因为公公退居二线工作不太忙想起了管理他那下海捞虾的小儿子，或许是因为我在《改革》杂志工作时因经费不足请他出面在石化公司募捐，或许是因为我们给他生了一个孙子让他多了几分挂念，总之，我和公公的接触多了，了解多了，也亲近多了。前些年，经常有媒体邀我写些父亲的文章，我觉得我驾驭不了父亲90年的历程，都被我谢绝了。现在，我仍然驾驭不了，但我想，对于父亲，我从女儿的角度，对于公公，我从儿媳的角度，或许可以写一篇比较软性的东西，记录下一些他们的言、他们的行，如果再能记录下一点他们的心路，就更好了，当然还有我对他们的感受，以此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情感。
一位是学者 一位是理财家
吴敬琏老师说：这两位老人很有代表性，一位是学者（我父亲），他从30年代研究经济学，中间经历了相信计划经济，后来又力主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的漫长过程，他代表了中国左翼经济学家半个世纪的心路历程；一位是更实际的理财家（我公公），他是懂得现代经济的专家，而不是那些“土八路”式的经营者。
父亲从小天资聪慧，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16岁时因家境败落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期间，父亲凭借自己良好的数学基础，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原定6个月学完的会计业务，车站的老会计因为一直没有培养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经多年没有休假了，看见父亲掌握会计业务的速度又惊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给父亲休假去了。
多年来，父亲被称作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但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的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另一方面是30年代追随陈翰笙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我觉得父亲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聪明、勤奋、持之以恒外，遇到陈翰老这样一位启蒙老师是他的幸运。陈翰老在研究问题方面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父亲跟随他从一开始就是脚踏中国的农村，从调查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扎扎实实地研究问题。有人曾奇怪，怎么父亲这一代经济学家多是江苏人，那是因为陈翰老带出了一批人，他们除了父亲外，还有孙冶方、钱俊瑞、姜君臣等。解放后，父亲的职位已比陈翰老高许多，但凡是与陈翰老一起开会时，父亲绝不坐在中央，总是让陈翰老坐中央，而且张嘴讲话，第一句肯定是：“陈翰老是我的老师。”
父亲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一位曾在英国攻读经济学的博士对福特基金会的美国人说，你要想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你就必须读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父亲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了解，完全来自于实际工作和不断的调查。我们家里有很多经济学的书，但父亲很少读这些书，他阅读的东西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调查研究报告等从实际中来的文字。他写作时，桌子上除了一本稿纸、一支笔，就是一本统计资料；到外地去写书，就带半箱子稿纸，一把笔，一本统计资料，所要写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在1975年恢复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动笔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父亲最具有学者风范的是他不断思索、不断追求、勇于否定自己的精神。他从1948年在西柏坡时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文革”被打倒，他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里辛勤地工作，为建立和完善计划体制呕心沥血。正因为如此，他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文革”前，他曾有过两三次对计划体制非常委婉的批评，但都因形势所迫，一露头就收了回来，即便如此也付出了一些政治上的代价。1976年“文革”结束后，父亲终于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一步一步地系统深入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1980年后，更是亲身参加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中，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同年夏天，由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和父亲代表体改办在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做的《说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从改革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父亲这个老牌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站出来批评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体现了他不断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也更使这种批评和否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对于父亲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治学精神，吴敬琏老师有着非常经典的概括。他在1994年10月召开的“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上有一个书面的贺词，贺词说：“您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的体验，又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对于解放后的经济发展，更由于亲身参与最高领导层决策而对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然而您从来不凭感觉办事，也从不固守老经验。我感到您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即使到了70开外的高龄，仍然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使您的思想始终站在我国理论界的前列。到了耄耋之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您在1990年针对当时保守思想回潮写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这两篇宏文，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您具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这就是认真求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如果说父亲是聪明的话，那么我的公公则是精明。第一次领教公公的精细是多年前为一位当时在计委工作的朋友向公公说情要房子，我想说情这种事就是说一说而已，所以朋友的住房情况我也没问，没想到公公却问得极详细：他现在住多少米，准备要什么样的房子，他的级别，来计委的时间，等等。我张口结舌，一句也答不上来。这下我知道了，你要想和公公谈件事，脑子里没有十个八个的数字就别想谈。
公公的精明是与生俱来的，他的学历也不高，可能初中都没有毕业。他曾对我说，他在小学期间至少是初小阶段经常逃学，而且是整月整月的逃学，但这并不影响他优异的数学成绩。可以说，他是带着算盘走入革命队伍里来了的。公公去世后，翻看公公的日记，随处可见这样的算账段落：“听取茂油乙烯部介绍他们的情况，他们当前的生产搞得很好，有可能今年完成30万吨乙烯目标，但经济效益仍很差，没有还本付息的能力。根据现有的原料价及成本价，推算明年的生产、财务状况，仍按乙烯产量30万吨，全部产量达80万吨，只能创造效益8.95亿元，不提折旧，也只能抵掉应付的本年利息15.85亿元的一部分，仍亏6.9亿元。即使在改造之后达到40万吨，争取超产13万吨，由此创利3000元/吨，也只能创利3.9亿元。不能将利息垫付、退税及注入投资，都被应付利息吃光，无法增加资本，不能减少债务，所以如何解决负债问题，还要另想办法。”
陈锦华说:“人俊同志的精明、精细，在与他同时代的所谓‘三八’式的老干部中是被广为称道的。”公公是个理财高手，再加上他的坚持原则、严肃认真，他为国家的许多重大投资项目把住了关口。陈锦华回忆说，公公在1972年从“五七”干校回到计委后，参与了一批从国外引进的大型石化、冶金项目的审批工作。“人俊同志不怕别人说他‘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反复计算数字，坚持原则，不讲情面。”在关于上海石化总厂的铁路和黄浦江大桥建设问题上，上海在上报计划任务书时提出，利用张泾河水运作为主要运输方式，并算了经济效益账，安排疏浚后充分使用。但是到了审批扩初设计的时候，上海又提出要新建铁路、建设黄浦江大桥。“人俊同志主持审查，他讲你们本来算的账很好，利用张泾河水运，运力、运量可以平衡，又经济又快，为什么现在又要建铁路、建大桥，增加很多投资？他坚决不同意。‘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曾插手此事，圈批了有关材料。他坚持不同意，表现了不畏权贵、不避风险的原则精神。”
张皓若讲起他在兰州炼油厂工作时的事，那时公公作为石油部的领导人多次到兰炼检查工作。张皓若说：“向李部长汇报工作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问的问题都很具体而且深入，从炼油的能耗到综合利用，你必须细致准确地回答，一点也不能打马虎眼。”在以后的工作中，张皓若也曾多次向公公请示工作，“他总是非常实事求是，从不凭主观愿望办事，而是认真地分析客观条件，把账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把道理讲给你听，比如讲烧油电站改烧煤，他把建设成本和烧煤成本算给你听；讲推广散装水泥，他把制水泥纸袋的油松产量和成本算给你听。不容你不服。”张皓若说：“许多部门和地方搞业务的同志账都算不过他。他在新中国的部、委首长中有着出众的经济头脑。”
公公在计委有一个外号叫“点子李”。他头脑灵活，经常出些好点子。而他出的点子没有一个是拍脑袋拍出来的，都是出自无数个数据及这些数据之间的反复比较，所以这些点子都是些高招。70年代末，由于当时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有关方面决定以油代煤，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这样，按照当时的国际价格计算，一年就要烧掉50亿美元的原油。1吨油顶替煤当燃料价值无几，要把它用来加工成油品、工业原料、合成材料，其价值要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公公对这些情况很清楚，也很着急，认为不能把宝贵的财富糟蹋掉了。1981年3月，他正式向国务院提出了以煤代油的设想，有目标、有政策、有措施。后来他亲任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主任，开始了有计划地压缩烧油的工作。到1998年，累计压缩烧油2亿吨，其中85%用于出口，换取了大量外汇。压油取得的效益，共建设了300亿瓦的燃煤电站。这是大主意产生的大效益，对国家的贡献无法计算。
公公退居二线以后宝刀不老，仍在为他所关心的每一个问题一一算账。翻阅他遗留下的资料，里面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某一问题数据的统计表。针对有人提出北京将缺水20多亿立方米的预测，他曾对北京的缺水问题做过详细的调查，在给刘琪市长的信中提出“北京的缺水形势不像预测得那样严重”的观点。公公的这个观点是建立在一系列数据基础上的，它们包括：北京的降水量、降水利用量、蓄水量、工业用水的需求、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的比率、农业用水量和城市生活用水量等等。之后，他又提出六项充分利用降水以及节水、调整水价的措施。翻看公公给刘琪的信，里面充满了数字和实际情况，以公公当时80多岁的高龄，还有如此精细的数字化思维，不能不让人叹服。
都是共产党人 都信守实事求是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学者。父亲回答说：“我希望我是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确实，父亲自加入共产党那天起，特别是30年代后有了学者身份、40年代后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以后，一直是给自己这样定位的。这种定位使他70多年来，始终把党和人民、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自己的命运如何，都与党的事业荣辱与共。但是，在信念坚定的同时，这种定位也给他造成很多矛盾，特别是当他的理论观点与党的正式文件不协调的时候，这种矛盾甚至会导致痛苦。
1982年5—9月间，按照赵紫阳总理的授意，为配合党的十二大的理论准备工作，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型理论讨论会，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参加讨论会的有300多人，累计召开大小讨论会不下70次，讨论历时4个月。会议开始时是在十二大以前，9月份十二大召开后，这个讨论会于9月底结束。理论界的同志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众所周知，父亲的理论观点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商品经济的，而当时的中央精神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父亲知道自己的党的高级干部，应当与中央保持一致，所以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凡是公开发表的文章都遵守了中央当时的提法，自己的一些不同意见只是在允许的范围内以补充解释的形式提出。但即便如此，在1981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一份材料中，他还是因为强调市场调节而被列为第四类人中。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授命组织这个讨论会感到非常为难。当然，为难归为难，对于父亲这种老共产党员来说他只有一种选择：在5月4日的动员报告中，父亲为自己的主张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这个说法有毛病”，但他同时向大家提出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希望大家敞开讨论。
我猜想这种矛盾决不止一次，这只是比较典型的一次，应该还有更痛苦的。我记得在1978年初，当时“四人帮”虽已打倒，但党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在2、3月间，父亲去参加五届人大，听罢当时国家计委领导在人大做的计划报告，父亲回到家中非常生气，以致拍着椅子的扶手失声痛哭起来。他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报告还是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里，不讲改革，不图指导方针的改变。我当时在工厂做工，父亲说的不大懂，不知该怎样安慰他。以父亲那样平和、内向、长于忍耐的性格，急到痛哭的地步真是急到了极致了。因为急，所以“文革”后一恢复工作，他就到基层去调查，摸清国民经济的情况；因为急，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闭幕，他就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呼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那时党内政治生活开始正常了，但父亲还是因为他的改革主张受到了批评，有党组的正式批评，也有多年的老领导的不满甚至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尽可能地坚持了他的主张，很多时候是在忍耐和等待中坚持的。
在党的纪律和个人观点的矛盾之间，父亲无论如何退守，都尽量坚守着一条底线，那就是实事求是。父亲是通过社会调查迈入经济学的大门的，所以，几十年来他已养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考方式和研究作风。阅读他的报告和文章可以看出，文章的行文也就是他的思考路线几乎成了一个定式，讲一个问题先讲现在的实际情况，再讲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及政策演变过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他在1982年7月给张劲夫的信中，对《物价管理条例》中仅把“稳定物价”放在首要地位，不提合理调整物价提出不同意见。他先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物价情况，理解“稳定物价确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的原因，再叙述了从1950年以来我国物价政策是怎样在“稳定”和“调整”二者之间平衡的，在物价上涨时着重于“稳定”，在物价趋稳时着重于“调整”，信中指出：“《条例》不是《暂行办法》，应该看得远一点，说得全一点。”“不提合理调整物价是不完全的。”
与许多习惯于从理论推导中得出结论的经济学家不一样，父亲更习惯于从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他不太注重概念，遣词用句也不大准确，他注重的是实际运行过程和结果，注重从实际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到处呼吁改革，几乎都是从20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讲起，他从20多年的曲曲折折中得出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结论，深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80年代中期他反对通货膨胀政策，也是历数近七八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甚至追溯到“大跃进”时期和山东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提出应该“管住货币、放开物价”而不是“管住物价、放开货币”。
学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共产党人则要改变世界。由于父亲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共产党员，所以他对社会经济现实总是保持介入的状态，始终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事业。有人很奇怪，父亲这样一个老计委，怎么能如此坚定地主张商品经济，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与父亲、公公等老一辈共产党员生活、接触，经常为他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公公在1999年初被确诊为肺癌，5月10日住院。在他住院的前两天，北约轰炸了我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他告诉我，当佳佳（外孙女）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当时的感觉比听到他被确诊为癌症时还要震惊。应该说，我听到他这个反应并不奇怪，他们就是这样一贯把党和国家的事业视为自己生命的，但我心中也有些酸楚，你都80多岁了，又得了癌症，我们都在为你着急，你却在为国家着急。
公公在1998年6月的一篇日记中写到：“昨夜1点忽然醒来，想起信息工业将飞速发展，表现在电子工业部分的速度几乎每一年半就出好几种新产品，这种不断出现的新技术趋势，将更快地改变全世界经济面貌。过去农业经济经过了四千年的发展，才进入工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只需经过二百年就要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看来不用二百年就可能完成知识经济的发展，那时物质将极大的丰富。从这一点看来，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就形成了。过去我不知道共产主义什么时候能实现，现在看单从物质基础的发展来看，只需二三百年就可以了。我们光设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用一百年，我就感到，可能不需要这么长了。”看到这里，我有点惊讶了，想想这是在20世纪末，有什么人能在半夜醒来时，为共产主义能早日到来感到欣慰，有什么人能把信息工业的飞速发展与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联系在一起，只有像公公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这些年，每当我接触到他们这一代人这种党性极强的言行时，我都会想，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事业当年何等魅力，吸引了中国的大部分精英到自己的队伍里，这些人对党的事业又是如此执着，今后的中国还会不会再有成批的像这样对信仰、对事业无比执着的人呢？
在“文革”期间，有一年在计划会议召开时，一位海军的领导对公公说，计委要拿出钱来，建造航空母舰。公公表示现在拿不出钱来，那位海军领导一听非常生气，说，你要拿不出钱来，就把你拉出去毙了。公公听完这话一言未发转身就走了。第二次公公再见到这位海军领导时，非常坚定地对他说，如果把我毙了能建造起航空母舰，那枪毙我多少回我都没意见，可是现在国家没有钱，现有的这些钱要建工厂，增加钢产量，增加粮食产量，要安排就业，实在是拿不出钱来。
可以看出，公公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长期以来，因为公公在计委的工作很具体，批项目、批资金、批设备，所以在一些人看来，他身上的“计划”色彩相当浓厚，而他们不了解的是，公公无论做什么，包括做“计划”，都有一个基础，就是信守实事求是。前面讲到的上海石化总厂的项目是一个例证，还有更宏观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他在70年代初期就参与和推动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工作。公公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一方面他了解到，在我国进行“文革”的几年中，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一些原来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进步；另一方面他在计划平衡工作中痛切地感到，我国的物资比如钢材，不但在数量上无法平衡，在品种、规格上更是缺乏。为此，他亲自到许多工厂去做了调查，深深了解由于技术、环境等方面的差距，这些问题靠自己根本不可能解决，而且这个差距不只是某个设备上的，而是行业性的、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素质方面的。公公当时的秘书马李胜回忆说，对于当时我们缺什么、需要买什么、引进什么品种、人家不卖怎么办，等等细节，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比李主任了解得更清楚了，正因为他了解事实，而且实事求是，所以他敢于顶着“四人帮”的种种压力，大力推动引进工作。当时引进的上海宝钢、武汉1米7轧机、成都大无缝、仪征化纤等，公公都是直接参与操作的，可以看出，他是我国早期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之一。这些，都是发生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前的事，但它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却是一直持续到现在的。
另一个是他在80年代中期对温州经济模式的保护。在整个80年代，经常有人对温州的市场经济模式表示反对，包括到中央告状或者是北京有关部门奉命派人到温州查办，在1985年8月温州出现“摇会”“抬会”时，这种反对的力量更加强大。1986年下半年，公公去温州调查研究，时间长达30多天，回京后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涉及了金融市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物资流向、乡镇、村办企业及个体经济的引导、社会保险、城市建设、财政税收、资金和人才不足等十个问题。在整篇报告的字里行间，公公对温州经济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和支持，特别是对当时北京很多人主张封杀的民间融资，更是宽容。这可能是因为公公从小在温州成长接受了很多商品经济的熏陶，也可能是他的家庭背景的影响，总之他对民间融资困难有更多的理解。公公在报告中说：“我们的方针应该是既要搞活民间融通资金的渠道，又要防止资金市场出现投机倒把，抬高利率，吸走生产资金，不利生产。”他建议，继续允许私人之间的拆借活动，以免影响民间资金市场的正常活动。对亲朋之间的互助性聚会，仍允许继续存在，但要有一定的限制；对金融性的聚会，可以暂时允许存在，但要加强管理和限制；对属于投机倒把、诈骗、赌博性质的坚决取缔。由于公公在一个群体中的特殊影响，他的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保护温州经济的作用。
当然，两位老人像所有他们同时代的共产党人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们个人经历、观念、性格上的局限性，也犯过不少的错误。父亲就说过：“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的限制，我也不能例外。现在看来，建国以后我在各个时期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有一些就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有些是当时屈从于政治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造成的，有些是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公公在别人劝他写回忆录时说，解放以后，我们整个在错误路线下工作，无非是辛苦些，做了一些工作，不值得一写。他们虽然都是非常杰出的时代人物，但他们从来对自己都有非常清醒、冷静的认识。
在我看来，父亲和公公，他们固然是共产党人，但他们更是智者，在他们身上有着较强的知识分子特性：
——他们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虽然有时他们处于“沉默”或“失语”的状态，但他们对事物从来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判断；
——他们有着相当浓厚的民主思想，他们对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带有明显的多元化倾向；
——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他们不是举重若轻的战略家，他们只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的实干家；
——他们不大懂政治，更不玩弄政治，不会拉帮结派，不会阿谀逢迎，更不会整人；
——他们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当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绝不会认为自己比党高明，他们对党的服从并不一定是对权力的屈从，而是对真理（当时认为是真理）的认同，或是以大局为重的自我牺牲，事后，他们也绝不会为个人恩怨去算历史旧账；
——（删节号）。
在中国的历史中，亦儒亦吏、亦官亦学一直是一个传统。但在我国第一代的领导干部中，这样的人并不多。父亲和公公就是身上带有浓厚知识分子特性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知识分子特性在他们身上的融合，有时引发矛盾，有时生成痛苦，但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