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华芳，美国伟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助理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5期（总第31辑）。

我的老师史晋川教授曾经给我们做过一个演讲，题目就叫“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自白”。我在这里借用了。这个题目很像乔治·斯蒂格勒的回忆录的名字《Memoi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中信版译成《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是意译。但“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词，何以从亚当·斯密那里传承下来的、推崇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会变成了企图以一种价值观念来进行统治的“帝国主义”呢？按照wiki百科对“帝国主义”的解释，“帝国主义”这种政治主张或实践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夺取领土或建立经济、政治霸权而凌驾于别国之上。而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借喻是不是就是指：通过经济学思想凌驾于其他诸种社会科学之上呢？比如说凌驾于社会学、政治学或法学之上？我觉得恐怕是斯蒂格勒当初对加里·贝克尔的作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赞美被误解了，而这种误解越来越深却是因为一连串以讹传讹的事情连在一起造成的。

1 什么是“经济学帝国主义”？

“经济学帝国主义”最早是斯蒂格勒用来赞扬贝克尔的，《乔治·斯蒂格勒回忆录》第13章的题目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斯蒂格勒解释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用法，但似乎没人注意。斯蒂格勒认为：正如医学还不能回答所有和疾病相关的问题一样，经济学家们也不能解答所有的经济问题。但是，经济学家们认为，对于一些传统经济问题，他们所给出的答案至少不比社会上的其他人差，可能还要好得多。

而经济学本身的逻辑必然要求将经济分析运用到更广泛的社会现象中。按照罗宾斯的说法，经济学实际上就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无论这种资源是金钱、美色、还是权力、或者荣誉等等。而加里·贝克尔无疑是拓展此类研究的领军人物。从1957年的《歧视经济学》首次将经济学用于分析种族歧视以来，贝克尔先后将经济分析扩展到家庭生育、婚姻等家庭问题上，在1982年出版了《家庭论》，这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贝克尔应用经济学对犯罪问题的研究也极大影响了法学理论对此问题的研究，这也使他成为法与经济学理论的先驱之一。

我们说帝国主义，通常会举出1840年的例子。我们说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贝克尔的例子。从贝克尔的例子来看，“经济学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消灭其他学科的意思，而是为其他学科的发展多提供了一种选择，并且作为一条鲶鱼促进了各个学科的发展，是一件好事情。但在现实中中国经济学家备受责难，且不说张维迎快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连德高望重的茅于轼也难逃网友骂名。而且从理论上，各个学科对经济学帝国主义也持敌视痛恨的态度，这不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这也许是因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词的不同理解导致的，所以很有必要重新审视“经济学帝国主义”。

1.1 来自现实的责难：以郎咸平风波为例

从2004年中开始的“郎咸平风波”对持续了多年的国企改革进行非难，郎指出，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法律不完备或缺失条件下，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入了个人腰包，即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少数人只花了少量的代价就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而这些收益原本属于全民所有。因此郎认为现行的国企MBO是搞错了方向，必须叫停。进而提出了加强政府职能以培育信托责任的解决方案。

郎获得了来自民众的广泛支持，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的“良心”。但其业内同行对此表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周其仁在2004年9月13日的《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回应郎咸平，并指出郎咸平从个别国企的产权改革发生问题上升到所有国企产权改革出问题，是站不住的；其次，郎咸平提出的停止“国退民进”之后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却是要加强国家监管，这样无疑回到了大政府的老路上，这是周其仁等坚持“国退民进”的经济学家无法认同的。因此周旗帜鲜明的指出：“本来郎咸平们喜欢什么样的体制，自有他们的自由，他们愿意在大政府、大国有制下讨生活，我没有意见。但是谁也不要指天划日，非要把不愿意过那种日子的人也强拉进去。我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我自己。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东北国营农场上山下乡，我对那种名义上是全民财产的主人，实际上眼看眼鼻子底下的浪费和挥霍都无能为力的体制早就受够了”。

这算是经济学家正面回应郎氏的声音，而此前经济学家被指“集体失语”，仿佛所有国有资产流失进而造成分配不均拉大贫富差距的局面都是因为几个经济学家造成的。2005年，2006年接连两年，理论界开始大规模反思“改革”，甚至怀疑是不是一开始改革的方向就已经错了。而医疗、教育市场化造成的贫富落差更使得提出并支持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加上对“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误解，一时间经济学家几近“人人喊打”的局面。人们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化成了对经济学家的骂名，经济学家城门失火，也殃及了经济学科本身。这就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不满的大背景。

1.2 来自理论的非议：以社会学对经济学的非议为例

苏国勋等在《社会学家茶座》20辑发表了几篇文章，以韦伯的思想为底，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象表达了不满，并且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中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彻头彻尾错误的。苏国勋的理论来源主要来自韦伯的思想。斯威德伯格最近出版了《马克思·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一书，详细论述了韦伯的“经济社会学”的相关思想。但就我所知，这本书以及包括韦伯的其他作品，也没有直接的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正当理由。

韦伯毕业于伯林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以经济学家身份先后任教于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与慕尼黑大学。又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名著被誉为社会学大师，与卡尔·马克思、齐美尔并称“社会学三座大山”，这已经表明了一种信息，用单一的学科去衡量韦伯的贡献并不恰当。

斯威德伯格认为韦伯“经济社会学”的思想内核是将社会行动背后的利益驱动与结构制约相结合，这很像“约束条件下求最大化”的另外一种说法。苏国勋认为韦伯试图构建新的解释框架，尝试将“利益-动机-制度”与“社会-文化-结构”结合起来。苏国勋也由此得到结论，认为韦伯的思想突破了单纯从“经济人”假设出来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总题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等一系列作品，尤以代表作《儒教和道教》为典型，解释了宗教信仰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不过正如社会学内部对韦伯作品的重要性排列有所不同，经济学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认定仅有物质利益导向的理性人是唯一被接受的假设。对待韦伯，持文化视角的更青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一系列比较宗教学的作品；而制度论者更重视《经济与社会》和《经济通史》。斯威德伯格是从后面的两本书出来来解读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的。分别从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法律以及经济与宗教这三个方面加以阐释，并且认为韦伯已经正确认识到了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两分，以及依靠社会结构实现不同形式利益（物质与精神）的转换。

苏国勋认为尽在韦伯的理想类型中，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可以加以区分，而在现实生活中，两者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嵌入”的。于是这也是超越了“经济人”假设而前进到了“社会人”假设。

斯威德伯格更进一步指明韦伯不同于一般经济学家的两条路径：1，经济行动由利益（物质及精神）驱动，指向他人。首先是个人在利益驱动下，使得自身行动具有意向性；其次是个人行动必然引起他人的反应，成为一种互动结构。这是从方法论个人主义推到社会构成的路径。2，行动者是理性人，包括物质利益（对应于工具理性）和精神利益（对应于价值理性）的统一，而不是“最大化”。斯威德伯格认为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对应的是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而理性的行动者在合理化形式的同时，达到实质的合理性，是两者兼容的，而非偏重一方的最大化。

我的看法是，韦伯对价值理性的强调，自然需要“社会-文化-结构”这一路径的支撑，这也算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补充，而非反击。诺思，格雷夫等人将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已经将韦伯的经济社会学重新纳入到经济学的视野之中。经济学早就已经开始吸取这方面的思想了。

我想指出的是，纵观苏国勋借由韦伯来反对经济学的理由，大抵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经济学已经谦虚得将韦伯的思想内化到经济学体系中。所以对韦伯关于“物质和精神利益”的两分，经济学家早在韦伯死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广泛用“效用”概念（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利益）取代了“利益”。事实上，如果要追溯的话，亚当·斯密就提到了“效用”的概念，更不消说与韦伯差不多同时代的“边际学派”对“边际效用”的精妙解释了。也就是说，韦伯的思想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吸收，依靠韦伯要打倒现代经济学恐怕是不行的。

社会科学的知识是累积性的，因此不能想像那些聪明的先行者会忽略韦伯如此重要的思想。经济学家常常自嘲说“不能当别人是傻瓜，但可以当以前的经济学家是傻瓜”。这话有一点道理，因为前面的经济学家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完备或者其他的错误，这需要靠后来的经济学家加以弥补或修正。但苏国勋的观点却仿佛是韦伯击倒了经济学一样，我不得不说，中国的社会学极其落后，恰恰在于忽视了传承和积累，我知道中国有不少杰出的社会学家在婚姻家庭等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研究，但如果到现在还是仅仅停留在认识学习韦伯的层面，那无疑是非常幼稚的。

2 经济学的反思与发展

经济学的不少想法看起来非常可笑，但好在这门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后”的学问敞开了她的心扉，吸纳并融合了不少其他学科的内容。这有三个方面的进展，第一是经济学在斯密之后，一度误入歧途而忘记了其哲学和心理学两大基础，现在借由森和弗农·史密斯的努力，正重新找回这两条腿；第二是新的工具——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使得经济学如虎添翼；第三是经济学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化，分支也越来越多，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更多是体现了经济学自身发展的一个趋势。

从经济学的眼光看，一个学科内多一种思想，就相当于多一种选择，只会丰富这个学科而不是相反。因此当经济学涉足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所处理的传统问题时，“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词语获得了新的蕴意，它意味着全部人类知识的总量有了增加。事实上，与“帝国主义”的本来意思不同，“经济学帝国主义”并没有取消一个学科原有的传统，相反成为丰富原有学科传统的选择。各个学科对“经济学帝国主义”事实上是充满感激的，例如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对经济学介入传统法学分析领域的犯罪问题等采取的是兼收并蓄的态度，结果使其成为“法与经济学”这一交叉学科的领军者。这与国内社会学界对待“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态度大相径庭。

实际上，对经济学的分类而言，除了微观宏观的基础理论之外，至少有这么几类：

（1）经济学的研究手段，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包括统计手段和建模手段的更新等，甚至可以将博弈论的发展也归到这一类，但演化博弈等显然又和制度经济学、社会生物学等之间存在交叉关系；

（2）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包括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最著名的是森的那个小册子《伦理学与经济学》，以及最近的《理性与自由》。由于森的工作，也使得一系列哲学家、政治学家开始涉足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探讨，事实上很难区分诺齐克、纳斯鲍姆（Nussbaum）这样的学者是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即便是罗尔斯，其影响也早就超出了政治学界。这些领域的优秀头脑都是在相互激荡的；

（3）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这一路径继承的其实是最古老的经济学传统，叫做政治经济学，除了处理传统的贫富差别问题。新的发展是在布坎南研究的基础上推进宪政经济学的研究，包括投票，社会选择等等；

（4）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以弗农.史密斯和卡尼曼等人的工作为基础。建立在普通心理学实验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是这一分支的统称。这一路径的研究还包括诸多从实验得出的结论，从金融市场得到的结论，以及从田野调查得到的结论。实验的代表人物是史密斯，行为金融学的奠基人是理查德·泰勒，而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结合的代表人物是金迪斯和鲍尔斯等桑塔菲学派的学者，不过桑塔菲目前主要处理的是博弈实验的验证；

（5）经济学与生物学及生理学的结合，以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为代表，紧跟一系列研究演化的经济学者。有不少做计算机模拟的学者，桑塔菲学派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已葛礼谦等为代表的神经经济学则更进一步，研究脑部神经元在决策时的表现，主要目的在于找寻理性的生理基础，或者说，理性决策的脑神经元表现，主要利用fMRI等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已经相当紧密；

（6）经济学与社会学及人类学的结合，贝克尔、默菲等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极大影响了现行的社会学理论。当然还要加上对社会资本等的研究，以及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对经济学影响等。而芝加哥大学的李斯特（John List）则以人类学调查为据来修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他的实验则是人类社会切实发生的实例；

（7）法与经济学，波斯纳和贝克尔及斯蒂格勒等的研究涉及了一系列传统法学领域的问题，诸如毒品，犯罪，威慑理论，器官交易等等，有些见解已经被吸收到立法中去，同时也使得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涌现了像理查德·波斯纳和桑斯坦这样的法学家对经济学分析的采用和改造，使得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成为法与经济学这一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军者。

以上并不能概括经济学的全面进展，但足以说明“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同时也表明了经济学内部分工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专业化的角度。而且单纯的理性人偏重物质利益的假设早就已经被个别分支抛弃或者被修正，例如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领域，物质利益最大化从来就不是这个领域所接受的假设。即便在道金斯所谓的《自私的基因》，但利益最大化在这里也并不适用，相反遗产适应性最大化已经替代了所谓“利益最大化”的假说。在“经济学帝国主义”开拓疆土之际，经济学也在修正自己的假设，但可惜的是，多数指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学者批评的依然是经济学界早已抛弃的“物质利益最大化”假说，这似乎是过于轻率的表现了。事实上，只要他们读一读现在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中相关领域的文献，我相信抛弃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偏见是指日可待的。

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更多是表现出跨学科的倾向，而知识的非竞争性也意味着这只是为各个学科多增加了研究的选择，而不是传统意义上以一种消灭另外一种的“帝国主义”。事实上，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而言，“经济学帝国主义”对于整体学术的进展起到的是推动作用，而这恰恰又是由于知识的特性所决定的。

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问题的复杂程度急剧加深，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对理论提出的挑战，大部分都无法用单一学科的问题加以处理；与此同时，经济学内部的分化综合既是出于对这种现实挑战的回应，同时也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求所致。所以，从真实世界和理论探索两个方面出发，“经济学帝国主义”无疑起到了抛开门户之见、探索跨学科之路的表率作用。经济学家早有教诲，要求经济学本身要问题导向，要直面现象。正如马歇尔所说：如果一个问题重要，就先不用问这是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