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昌：啤酒厂、契约精神与城市“化”
作者简介：孟昌，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7年第2期（总第76辑）。
作者按语：此文发表两年后，作者又赴爱尔兰一次。这次行程不同于上几次的从欧洲大陆赴爱尔兰。这次是从伦敦转飞爱尔兰科克，又从科克——人生第一次搭乘螺旋桨飞机，飞到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再从曼彻斯特乘坐维珍公司的火车赴伦敦回国。这个6日行程，乘坐四趟国际航班，一趟火车，一次地铁，叫了8次出租车或网约车。一路上跟各种职业特别是曼彻斯特和伦敦不同肤色、口音的司机的聊天，颇多值得记录的之处。遥想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的马嘎尔尼同学，以工业化前的交通方式从英格兰赴天朝帝国花了8个月时间，而我来回才用了一个星期，真是感慨。待我慢慢写来以供《茶座》读者消遣。
一、盘踞在都柏林市区里的老酒厂
都柏林，爱尔兰的首都及最大城市，看起来是个乏味的城市。中国官员去都柏林旅行，一定会为都柏林政府官员在土地商机和政机面前的无动于衷而着急的。但我喜欢这座乏味的城市。
传教士、文学、黑啤酒和威士忌或许是爱尔兰最主要的特产。酒和文学似乎进入了凯尔特人的血液，也成了爱尔兰文化的一部分。醉鬼当然也是爱尔兰小说的永恒角色。在乔伊斯、伯尔、特雷弗的笔下，都柏林的醉鬼很有个性，而钱钟书对爱尔兰酒鬼的挖苦，就多少有点势利眼的味道了。都柏林的市区里随处可见诗人和作家的故居、雕像、作品展。远离欧洲大陆的四百多万人的小岛国，文学“产品”里最厉害的好像不是四个诺贝尔文学奖，而是被诺贝尔文学奖遗忘的乔伊斯，他因一部《尤利西斯》而占据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最高峰。除了那座葬有《格列佛游记》作者斯威夫特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提醒游客，爱尔兰是个虔诚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外，这个出了一堆世界级作家的小国和她的首都，似乎再没有什么特别高大上的宏伟建筑了。从她的城市建筑上，看不到被经济学家赞誉的“凯尔特之虎”有什么经济奇迹可言，市区里岿然不动的老啤酒厂就是“证据”。
都柏林市区平铺直叙，街道或宽或窄、或直或弯。可能是因为不敢与教堂尖顶争高低，民居、商业建筑和政府机构不向高处立体发展，而是在利菲河的两岸蔓延。蔓延的毫无章法，也没规矩。这个城市，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它是被规划建设出来的，但它显然更是一座“演化”出来或者发展出来的城市，非常适合不知名的作家去创作伟大的作品。
同样适合不知名作家的，是都柏林的黑啤酒和威士忌。位于都柏林市区的吉尼斯啤酒酿造厂，以其创立者、老资本家阿瑟.吉尼斯（Arthur Guinness）的家族名命名，具有早期资本主义家族企业的典型特征，在比美国建国史还要长好几年的酒厂历史中，变化的是吉尼斯已经成了一家现代公司，而不变的是它的厂址、厂房与酿造工艺。老酒厂占据了市区相当大的一块地盘，都柏林工业化的历史变迁，镌刻在酒厂的各种新老建筑和生产设备上：灰楚楚的老旧酿造塔，工业化早期的厂房甚至大烟囱，厂区内外纵横交错的街巷，嵌在街巷里的窄铁轨和横跨街巷的管线，作为旅游项目的老式马车，都说明这是一片历史悠久的老酒厂的厂区。就是这样一家盘踞在市区里依然在生产的酿酒厂，不仅是都柏林的标志之一，也成了爱尔兰的著名景点。凡是到都柏林的游客，上至女王、总统、政商名流，下到贩夫走卒、破落诗人和酒鬼，无不喜欢到这老啤酒厂一游。
吉尼斯啤酒，当然以独特的酿造工艺造就的口味和品质闻名。但酒厂为何至今依然盘踞在首都都柏林的市区里而没有被搬迁、置换，或者没有在上世纪后期“凯尔特之虎”经济起飞中给现代化和城市化“化”掉呢，这自然要让咱们中国人感到惊讶了。
二、吉尼斯酒厂和9000年有效期的租地契约
1759年，即大清乾隆24年，阿瑟.吉尼斯在位于都柏林的一个叫圣.詹姆斯门的地方，以年45英镑的租金租到了4英亩地，建起了一家酿酒厂。这也是马嘎尔尼同学从离酒厂不太远的圣三一学院毕业的那一年。要到18年后，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家”斯密才出版他的《国富论》。34年后，已经出使过大半个地球，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马嘎尔尼，作为英王特使到访输出瓷器、茶叶和丝绸的中国，以为乾隆大皇帝祝寿的名义要求（或许是恳请）地大物博的中国，同意与英国平等贸易，尝试说服大清与英国互设使领馆，为商人服务。看来，18年后，被斯密革了小命的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绝非浪得虚名！英王和英商与中国平等贸易、让英国人民都能喝上中国茶的“英国梦”当然没有成真。在中国逗留半年后，马嘎尔尼在中国官员的一再催促下，带了乾隆老皇帝给英王的“恩赏”和“圣谕”乘帆船悻悻而回。中国向英国等西方“撮尔小国”近乎单边贸易的茶叶和瓷器输出等还在继续扩大，喝茶作为英国上流社会的奢侈消费还必须持续上百年时间。读刘半农以文言译出的《乾隆英使觐见记》非常有趣。马同学虽然对中国的很多制度和习俗觉得难以理喻，对中国官员没有“地球”概念和国际观念颇感惊讶，但他对18世纪中华帝国的风土人情也有不少赞美之词，尤其是自天津港上岸沿运河赴北京的旅程中，东方老帝国百姓的精神面貌和一些官员的干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再过80年，历史才能见证，由法治、契约、专利制度和科学催生的、正在快速工业化的这个“撮尔小国”，用鸦片贸易和工业化装备的坚船利炮，拿回了那些与大清贸易逆差所积攒的巨额白银（后来又通过在印度大吉岭和阿姆萨地区成功种植茶叶摆脱了对中国茶叶的进口依赖），开启了惨痛不堪的中国近代史。而这一次，另一位爱尔兰人璞鼎查（后来的首任港督），接到替换义律的任命，从伦敦出发到达广州用时仅仅两月，比他的前辈少了六个月时间，而林则徐从帝都到广州的时间也是两个月。乾隆的孙子，道光皇帝颇为疑惑地问他的大臣：英吉利离我大清多远？这国怎么会是女人执政？这女人咋这么厉害！
言归正传，年租金45英镑！这对于来自卖掉一套首都学区公寓房能救活一家濒临倒闭的上市公司的中国的游客来说，如果没有贴现的概念，或许会认为这价格简直便宜的近乎白送，而实际上，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而租约的有效期，9000年！恐怕才是让中国游客最不可思议的。9000年的租约一直有效，直到很多年后，吉尼斯公司买下了这块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并把酒厂扩大到了超过50英亩的占地规模。今天游客看到的酒厂，是在老酒厂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现代化的酿酒设备当然是英国和爱尔兰工业化的一部分。但吉尼斯仰仗了那份租约和后来购买的土地产权，喜新而不厌旧，“不合时宜地”在市区里放肆地蔓延，却是英国法治和契约精神的产物，也是私有产权得到切实保护下真正意义的城市“化”的写照。
啤酒厂，一旦开建，即属专用投资。专用投资，其沉淀资本即不可逆的资本量多，或者说，总固定成本中的沉淀成本的比例高。这容易造成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酒厂一旦建成，若因不可预期的原因导致了停产、倒闭，不仅其大部分乃至全部投入都将打水漂，恐怕还要额外赔钱。投资人最好是让固定资本在企业的自然寿命内用完，通过资本重置来延续企业的生命。
二是，在存续期内的市场交易中，企业极易被其它合约方敲竹杠。要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对于最重要的投入，如吉尼斯啤酒厂使用的土地、酿酒设备和厂房，投资前的合约签订，除了要尽量详细且有预见性之外，就是它要具有“可执行性”。酿酒设备和厂房因其资本品的专用性而可能直接引发投资人被敲竹杠。在企业资本品的存续期里，土地使用权若被所有权人收回，或者在违背承租人意志情况下，租地契约被强行重新订约，对投资者都是致命打击。设想，在吉尼斯酒厂快要完工时，土地所有权人找个由头，撒泼耍赖，坐地涨价、不许还钱，要求重新订约。这种情况下，若酒厂不获契约有效保护和司法救济，被敲了竹杠，恐怕也要乖乖就范。如果这块土地被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用、置换，乃至被“革命”政府没收，土地所有权人和企业投资人都要蒙受重大损失。所以，在一个契约很容易被撕毁、财产权得不到契约和法律保障、政权更迭后常常重建制度的经济里，私人投资要想做成百年老店大店，那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换一茬政府，洗一次牌，那就更不要提什么百年老店了。
吉尼斯啤酒厂与地主签订了有效期长达9000年的合约，并不是特别的亮点，主要亮点是这个契约的“可执行性”。而契约各方尤其是作为容易被敲竹杠的一方的吉尼斯啤酒厂，其投资人“相信”契约具有不用担心的“可执行性”，是关键中的关键。这毫无疑问得益于英国普通法下衍生出来的“可自我执行的”法律（习惯法和成文法）——法治、公民的契约精神。这种法治与契约精神，在演化经济学者看来，明显地是一种好的制度均衡——我信任法并执行契约（我这样做固然是为了增加我自己的利益），但前提是他人也要这样做。当他人也这样做的时候，我自愿这样做。也就是说，我观察到他人都这样做时，我自愿选择了他人的行为作为自己的行为。这是个体的人的社会行为的“协调”均衡——如果试图偏离这个均衡，即选择违约，会准确的预期到偏离比不偏离，即守约比不守约，是更优的选择，偏离会自动受到惩罚。当然了，利益相对人也准确预期到因契约另一方面的违约而遭受的损失能获得可信的补偿。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刘易斯和演化博弈论学家肖特把它定义为“规则”。这个意义上的规则，不是由某个外在于市场交易各方的强势者制定出来并执行的，主要是演化出来的，是动态博弈的协调均衡。也就是说，它是人们在囚徒困境的反复折磨中逐渐认识到守约是更优的群体选择并有利于个体利益时，自愿履行或遵守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均衡下，合约和法律具有“自动的可执行性”，公民不必诉诸外在于法的“上访”或“包青天”，就可获公正。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很多人不这样做，或者某些关键的人不这样做，比如国王就不这样做，都柏林市政府不这样。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我发现我经常因他人违约而受损时，我选择他人所选择的行为即是对他人违约的惩罚，也是我的优选时，就会形成一个囚徒困境般的“最坏的制度均衡”。“一锤子买卖”充斥于商业社会，意味着契约没有什么可信度，立基于契约（包括隐性契约和习惯法）的可执行性和守约精神的市场交易无法达成，企业很难做出长久决策，那些需要冒风险的待开发领域（比如瓦特投巨资改进蒸汽机技术），那些需要承担沉淀成本损失的资产专用性强的行业，就无人敢入，不大可能出来有好的市场经济。
五、爱尔兰人的“英国法”契约精神不因与英国的脱离而受损
英人治下的爱尔兰岛，宗教冲突不断。爱尔兰人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后，与英国的宗教和文化等冲突最终发展为政治独立运动。期间，多次发生血腥的暴力抗英运动，还发生过一次人类史上著名的大饥荒。经济学教科书里反常的“吉芬商品”现象，即土豆价格越高反而购买量越大的现象，就是从爱尔兰饥荒中观察到的。在争到“爱人治爱”的高度自治权一段时间后，除了北部一小块居民信仰新教的地方，爱尔兰终于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英国人依依不舍，给爱尔兰人保留了英国国籍和国民待遇甚至选举权，但独立的爱尔兰直接走向共和，一路走到底，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英联邦这个俱乐部。奇怪的是，两个国家并没有一路走到黑而结下多大仇恨，此处不表。单说英国人在爱尔兰留下的法治，或者说爱尔兰人从英国继承和发扬光大的法治与契约精神。
独立后，爱尔兰人没有抛弃“英国法”这个好东西，为她日后作为“凯尔特之虎”成为欧洲增长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奠定了制度基础。他们没有像某些成功的二愣子革命者那样，宣布英治时期的契约无效。公民之间的契约、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没有因政权易手而失效，更没有在政府更迭中打折扣。吉尼斯啤酒厂的租地契约，最终在所有权人与承租人之间因产权买卖（新合约）而终止，没有在社会动荡和国家的重大政治变迁中失去法律效力。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往往可以实现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在促进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对诸如城市里的啤酒厂这种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土地使用，强行置换、征用，乃至以某种罪名没收。就土地所有权人来说，城市商业化会导致地租的迅速增长，若无“可信的”法治和契约精神造就的信守承诺的国民品格，在获取更好收益的诱惑下，撕毁租约定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下，啤酒厂这类资本专用性极强的投资，怎敢做出特别长远的规划呢！
在土地（私有）产权得到法律切实保护、契约自由且具有“可执行性”的国家，工业化中的城市发展才能是“化”出来的，即所谓的城市化。否则，恐怕只能说它是政府规划建设出来的。
对了，这个吉尼斯就是后来捣鼓出吉尼斯纪录的那个吉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