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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颐和园讲习班

jjxjcz 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 2023-08-27
作者简介:柳红,独立学者,维也纳大学博士候选人,著有《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第3期(总第41辑)。


1980年夏,是个酷暑,颐和园的蓬莱岛也不清凉。100号人在这儿参加为期七周的计量经济学讲习班。讲课的是七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克莱因、邹至庄、刘遵义、萧政、粟庆雄、安德森、安藤。学员中资格最老的是北大的胡代光、杜度,华中工学院的林少宫等。而对于绝大多数学员,这是一个扫盲班、速成班。1990年和2000年,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为“颐和园讲习班”举行了十周年、二十周年纪念。将如此的热情和荣耀给予一个讲习班,在经济学界史上绝无仅有。全是因为,这个有“黄埔一期”称号的“颐和园讲习班”,永远和激情、开创、突破联系在一起,化作一块数量经济学发展道路上的奠基石。


而这一切,主要归功于克莱因教授。在这位计量经济模型创建人,诺贝尔奖得主的视野里,早就有了中国,大概不只是想把中国纳入LINK模型,也和他在1940年代参加美国共产党的经历有关。在麦卡锡主义高涨时期,克莱因曾一度被迫离开美国去英国牛津。1979年中美一建交,他便率领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来中国投石问路。作为见面礼,他们提交给中方的论文,没有得到反响。中国经济学早已脱离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轨道。这座桥怎么搭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许涤新和克莱因协商,来年,由克莱因牵头,来中国举办计量经济学讲习班。


任务交给了经济所。副所长徐绳武主抓,张守一具体操办。1957年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时,张守一就开始接触经济数学方法,回国后被孙冶方分配在经济所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组。克莱因来华,张守一和乌家培去民族饭店拜访。


第一件事是选址。中国人讲面子,要向外国人展示我们的好。中国最美是杭州,所以首选杭州,可惜交通不便,还是得打北京的主意。北京最美自然是颐和园了,但是在皇家园林办讲习班,简直是异想天开。不过,当张守一去颐和园向负责人讲明意图时,对方说:“虽然没干过这种事,现在改革开放了,你们来,我们很欢迎。昆明湖南边有个蓬莱岛,岛上有座龙王庙,有几栋房子,我们有开辟成宾馆的打算。”“既然如此,先让我们办班吧!”一言为定!


经济所在月坛北小街2号院2号楼,对面的3号楼里有一家单位叫计量局。听说要办计量经济学讲习班,他们抗议了:“这是我们的事儿,怎么你们跑来弄?”张守一解释,此计量非彼计量。对方怎么都不信,不得已说:“这样吧,我们退一步,让你们办。但是,有一个要求,我们的人要占一大半”。张守一明确告诉他:“你们的人,我一个也不要。”讲这段儿时,张守一大笑,我也大笑。“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计量经济学,还以为是称重量的称呢。”


1980年6月24日计量经济学讲习班在政协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完后,大家被送进颐和园。邹至庄回忆录中写:“平均年龄颇高,多在四十至五十岁左右,甚至有高达六十多岁者,三十多岁就算年轻的了”。顺着张守一的指引,我拿到了一份三十年前的花名册,100名学员中,50岁以上的占30%;40-50岁的近40%。有两种人,学经济的,数学为零;学数学的,经济学为零。即使学经济的,也少有现代经济学基础。美国教授哪里知道我们的底儿。他们一人讲一周:克莱因讲经济计量学导论,包括美国经济模型;安德森讲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分析;刘遵义讲需求分析、生产理论和中国经济计量模型研究;邹志庄讲经济计量学、控制理论、汽车需求函数;萧政讲经济计量方法;安藤讲应用经济计量学;栗庆雄讲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大家其实都听不大懂。张守一想了个法子,请华中工学院的李楚霖讲数学;请北大的胡岱光、厉以宁讲经济学。于是,白天外国人讲,晚上中国人讲。“厉以宁的课讲得极好,非常生动,很受欢迎。”而最让张守一感动的是58岁的林少宫教授。这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讲授统计学、经济学原理和美国经济史,为了报效国家,1954年回国。他辛勤地为大家当翻译。张守一组织了50个学员整理录音,每天早上送到经济所打字室,下午将讲义取回。这样一来,学习效果好多了。


中方不付讲课费,作为补偿,请教授在国内旅游。“一般人选上海、广州,只有刘遵义提出去敦煌,这可把我们难死了。” 如今说起来,张守一还连声啧啧。刘遵义最年轻,才35岁。他说再难,走路也要去。张守一只好跟甘肃社科院打招呼请帮忙照顾。这一趟,刘遵义吃了不少苦,坐了火车、汽车、马车,加上步行,倒也兴致盎然。


邹至庄回忆时说:“当时大陆物质环境差。他们通常安排我上完课,乘汽车回友谊宾馆用午餐。我要求下课之后与学员共进午餐,主办单位不同意。可能考虑我吃不惯他们的伙食,需要准备。只有一次我终于得以和学员一同用午餐,食物与同桌的学员都经过特别安排。”在张守一口中,是另一个版本。说的是:“邹至庄对我们不了解,闹了很多笑话。颐和园照顾我们,伙食不错。邹至庄以为我们‘吃糠咽菜’呢,有一天,一下子就跑到食堂来了。‘邹教授来了,吃了吗?’‘没有。’‘跟我们一块儿吃吧。’吃过后,我问怎么样?他说,‘顶好!’《参考消息》是内部资料,不能让外国人看。一到午休,我就让大家把《参考消息》收起来。”邹至庄上课时,常常讲到台湾经验。他自己很紧张,刚提起话头,就“哎,不讲了,不讲了。”张守一向所里请示,是不是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敞开了讲。得到批准后,张守一 “挑选了一些铁杆党员,专门听他谈台湾经验”。彼此想走近,想了解,又提防,又警惕的心理真是活灵活现。


没有空调,临时买了几个电扇架在教室里。安德森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年纪最大,讲课极认真,用粉笔写板书,再去擦脸上的汗,抹成了白脸。学员善意地笑他。当时规定,接待外宾,只能喝茶,不能喝饮料。安德森问张守一有没有冰镇饮料,张便通报给徐副所长。徐让他跟颐和园商量,以便宜价格每天买一箱汽水。”安德森对此非常感谢。可是外事局怪罪下来了。张守一只好写检讨,“自作主张,给外宾安排饮料。” 在1990年讲习班十周年纪念时,萧政教授致信说:“十年前大家在炎热的夏天,挥汗共同研究的苦乐是我一生永难忘怀的经历,……十年间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从无到有,而有今天的蓬勃发展,对于国内同志艰苦奋斗的成就非常佩服”。


克莱因从IBM借了一台中型机,大约有1吨重,运到北京。好多学员协助将它运回颐和园。讲习班所在的这幢房子有两层,上面可以乘凉,下面上课。他们从墙外面用绳子费了好大劲把计算机拉到二楼上,却发现电压不匹配。于是,克莱因又请朋友帮忙,运来一个将近1吨重的变压器,又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运到颐和园。有个小伙子第一次见计算机,兴奋得很,擅自开机,把内存烧坏了。两台机器无功而返,又被运回了美国。


铁道研究院的茅于轼看到讲习班消息时人家已经开学了。他找上门去,还是被接纳了。这年他51岁。“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白天听课,晚上交流,有时还安排报告。我就做过‘择优分配’的报告。”他讲了个笑话,那时的人没喝过矿泉水。有一位学员把教授上课剩下来的矿泉水拿起来喝了一口,对大家说:“一样,一样!”茅于轼觉得克莱因突破了政治上的障碍,把西方的东西引进来,最大的意义在于突破。


紧张之余,也有趣味。昆明湖上划船的游客为了逃避超时罚款,有时就把船丢在龙王庙。调皮的年轻学员,找块大石头把船弄沉,到了晚上,再把石头搬起来,湖上荡舟。张守一津津有味地回忆:“我就玩过。那真是诗情画意啊!天上月亮,清风,小船,跟白天大不一样,美不可言。”


到了8月,讲习班即近结束,社科院给的10万块钱还没花完。张守一们想造造声势,邀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机构的20多位记者,来颐和园开会采访三日, 介绍数量经济学。8月中,《人民日报》右上角“文革”期间放毛主席语录的那个方块,变成了关于数量经济学的内容。“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张守一自豪地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开展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工作》,指出:“过去一些重大决策失误,同领导部门忽视数量研究和分析,划圈点头时胸中无数分不开”;还刊登了马洪讲话《数量经济学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很有用的一门科学》。呼呼拉拉地,一个事业就这样兴起了。林少宫、李楚霖在华中工学院开始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教学、科研;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出书出刊。


2000年9月,““中国数量经济学及其应用:20年回顾”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当年颐和园讲习班的7位美国教授来了,部分学员也来了。今非昔比的事业,在他们年华老去的人生中越来越发达了。会议论文集成《数量经济学前沿》出版。


 “明年,2010年,再来个三十年庆吧!”我对已经退休的张守一说。后来,他担任过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是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要看克莱因能不能来。”是啊,不老的克莱因明年都已经九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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