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人伟：“文革”期间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中国之行
作者简介
赵人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
本文原载《经济学家座》2003年第2期（总第12辑）。
全文4180字，阅读约需10分钟
为 接 朝 霞 顾 夕 阳
——《薛暮桥回忆录》写作出版记事
记得是1996年4月下旬的一天，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父亲回忆录的编辑专程来到北京，带来美编设计的两个封面。
两个封面上都镶嵌了父亲的一张笑容可掬的黑白照片，一个以淡驼色作底，一个以大红色为衬。父亲一生清静淡泊，自然选中了第一个。就这样《薛暮桥回忆录》不但内容定稿，装帧也确认，只盼着早日出版了。
5个月后，当我们从天津取回一本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薛暮桥回忆录》并放到父亲手中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却人生一大宿愿的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为父亲能在耄耋之年战胜病痛，完成这本回忆录而感到无比欣喜。
如果是在15年前，甚至10年前，著书写文章，对父亲来说是轻车熟路，而这本回忆录却是他在85岁那年开始亲自动笔，87岁身患帕金森病后开始在别人的帮助下修改的，前前后后历经7年时间。这期间，父亲克服了多少由衰老和病痛带来的障碍，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
其实，并不只7年时间。早在1986年，父亲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在与父亲的闲谈中了解到，父亲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又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从起步、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李克穆第一个向父亲提出要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以飨后人。父亲当时十分繁忙，尚在第一线工作，并未把写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于是，李克穆就手持一台录音机，一有空就请父亲讲。
父亲在旅途中讲，在会议间隙时讲，在公园散步时讲。不知讲了多久，录了多久，二十几盘录音带录满了。这些磁带由我们做女儿的协助克穆整理成稿，这可以说是回忆录的第一稿，尽管后来并没有采用它们。
到1989年下半年，父亲的精力大不如以前，外出开会、做调查已感吃力，加上当时改革的形势出现了曲折，再加入理论界的争论，重申那些说过多次的观点，父亲感没有必要。做些什么呢？
一天中午，在他应该午睡的时间，我看见他站在窗前沉思。我走过去对他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我看见他坐在桌前，摊开一本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我心中顿时感到十分轻松。几年来，父亲身边的同志，吴敬琏、吴凯泰、李克穆都多次劝他写回忆录，这下他总算同意了。
父亲很少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但他那大脑像一个缩微资料室，尤其是多年来的工作性质使他对数字格外青睐，他能把诸如“一五”“二五”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长存心中，鲜活如昨，所以写回忆录时他全凭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一笔直下。
就这样，他一直写到1991年春天，完成了一个约20万字的初稿。其间，他也外出开会、讲话，但更多的时间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1991年春天，父亲因脑供血不足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夏天，又因吸入性肺炎再次入院。这次，大夫查出他患有帕金森病。在此之前，我们已发现他做各种动作都比常人吃力，原以为是衰老，不知是疾病。
对一位学者来说，帕金森病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能力，使他眼睛看不清，下笔手发抖。所幸的是他头脑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治疗休养，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药物对病情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大概是在1992年下半年的一个什么时间，父亲感到他有精力重新修改回忆录了。此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已不能动手亲自修改了，二是初稿因全凭记忆所写，需要核实、补充，尤其是最后改革开放一段，本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却写得非常简单。怎么办呢？只能请熟识他的同志们帮忙。
回忆录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父亲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分请朱庭光同志帮助核实事实、补充背景材料，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烈士是父亲在新四军的同事，朱庭光是父亲在新四军教导队的学生，后又研究历史，所以他是做这部分核实、补充工作最为合适的人选。
第二部分是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部分请吴俊扬同志修改，吴俊扬同志亲身参加了这17年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了解很多政策的决策过程，做事非常认真严谨，不但对第二部分，而且对全书的内容、文字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期父亲不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咨询、影响决策方面，都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但他自己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因精力不支，简而又简，完全没有反映出他的全部经历。
吴凯泰同志从1978年就跟随父亲做调查研究、著书写文章、搞政策咨询，了解父亲的经历、观点甚至文风，自然是第三部分修改以致重写的最佳人选。吴凯泰同志把这一段内容从一章扩展到五章，从父亲的经历中折射出改革开放既辉煌又曲折的历程。
还有一章是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所以多半内容反映了个人遭遇，由母亲对这章做了修改、补充。
这几位同志完全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为了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自觉、自愿、无偿地来帮忙。他们各自手头都有一份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们又没有条件向他们提供稍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完全靠他们“自力更生”。
修改过程经常是这样，先由父亲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会根据初稿提出各种意见，经父亲同意后，他们去做修改。改稿送回后，由父亲当时的秘书潘德发同志，还有我们做女儿、女婿的一遍一遍念给父亲听，父亲边听边提出意见，再返回去修改。一生亲自动笔习惯了的父亲对这种看不见又不能写的工作方式极不适应，他在无奈中顺从了命运。
就这样经过了几次反复，其间又请徐雪寒、陈先、吴敬琏、李剑阁、李克穆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最后终于由父亲亲自敲定了书稿。
应该说，父亲对这个定稿还有不满意之处，对其中的几个章节还想修改，但从1995年夏天到1996年春天，他三次因病住院，身体状况使他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作出了交稿的决定。
在这本《薛暮桥回忆录》中，父亲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对什么内容进行回忆的呢？
父亲是个知名人士，但对于他的身份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学者，有人则说他是政府高官。我曾经问过父亲，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身份的确定决定了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他投身党的事业后全部历程的回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珍视自己的理想，但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分析从当下追溯至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
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再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
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建国后，父亲长期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他深知体制的厉害，谁在其中也逃脱不了体制的束缚，所以他把回忆和思考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上。
父亲曾主持过几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有过很多实施很成功的政策建议，但他不认为个人可以超越历史，尤其不能超越党的决定。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十二大决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因为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务院现职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他都没能明确表示出自己的见解。
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许多事情表述得相当含蓄，需要留待时间的淘洗才能慢慢显露出其含义。
就个人性格而言，父亲不是性情中人，他平时的话也很少，所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流露出来，如果是细心人，大概能看出一点痕迹来；加之他的语言非常简单朴实，他不擅长描述，更不会渲染，所以这本回忆录圈外人看可能觉得比较枯燥，尤其是后半部分。
我看了季羡林、王蒙等大家的文章，常羡慕他们的文笔，羡慕他们能用准确的语言驾御复杂事情和人物的能力，常想，若是能有他们这个能力写回忆录，可能就要好看得多。
但话又说回来了，父亲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事物，与很多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有着较深的接触，但又有多少是能写出来的呢？况且父亲又不是一个对人情世故很感兴趣的人。
写完回忆录后，父亲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我就发现，即便他那时的工作能力很弱了，但没有工作的生活让他很寂寞。而他确实还有一个心事未了，那就是他在1989年—1992年所写的20多篇文章、信件、报告，还没有集成文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有1990年9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来年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等，这两篇文章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对他办公室留存的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清理，又发现还有几十篇他在1979年—1988年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这些文稿有的是内部报告，当时不宜发表，有的是因为观点比较激进，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质疑，发表时被报纸删去。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在吴凯泰同志的主持下，我们着手对这些文稿进行编辑整理，准备编成一本新的文集。
吴敬琏同志得知后，建议由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想，父亲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最初的两本书《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是1937年在新知书店出版的，这最后一本书如果能在三联书店出版，那将是非常圆满的。
在吴老师的促成下，三联欣然同意，父亲亲自为这本书定了书名——《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年上半年，这本装祯淡雅的三联版《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了，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我们向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各经济所等经济界人士赠送了近200本样书，为父亲一生的经济思想画上了一个句号。
真要感谢上苍，让父亲完成了他所有的心愿。因为就在《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后不久，1999年7月22日，他因帕金森病加重而住院调药，一个月后因感染院内细菌患肺炎，经过了20多天的抢救之后，在1999年“十一”前脱离了危险，但他的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成了北京医院的长期病人，卧床不起。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
写于2003年
“文革”期间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中国之行
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后，一些美国学者也相继来华访问。其中颇为令人瞩目的是1972年9月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
该代表团由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托宾（James Tobin）和里昂蒂夫（Wassily Leontief）三人组成, 加尔布雷思说他是名义上的团长。之所以称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代表团，是因为这三位学者都相继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
这三人中，托宾和里昂蒂夫后来都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从9月8日至9月22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半月的访问。访问以后，加尔布雷思写了《中国之行》一书，于1973年在美国出版。 此书出版之初，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是，到了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人提出要审查此书。于是，当时的军宣队就组织经济所的一些研究人员进行审查。审查工作由前副所长邝日安负责，我也被邀参加。当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学点英语。
三十年过去了，当时审查中的许多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对书中谈到经济研究所（当时属中国科学院，后来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人才培养的问题仍然记忆犹新，对这些内容进行一番回忆和咀嚼倒是一件趣事。
该书对经济研究所的状况有这样一段叙述：“经济研究所是一个相当大的和享有盛名的研究机构，但自从文化革命以来仍然遭受某种迷失方向之苦（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is a sizable and prestigious research organization still suffering from some disorientation follow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见该书第131页，下同）。
当时，经济研究所刚刚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连办公的地点都没有找到，许多工作人员尚无栖身之地，有一些人只好栖息在历史所的小礼堂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该代表团自然无法访问经济研究所，也无法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
当时该代表团在北京的活动是由北京大学主接待的，据说曾邀请我所两位在六十年代初期已经成名的经济学家参加接待，但被他们婉言谢绝了。对此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从全国来说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到1972年已经进行了六年，但就经济研究所来说，作为文化大革命序幕或前缀的四清运动早在1964年就开始了。
孙冶方早在1964年就已经被作为经济学界修正主义的头子而遭受批判，并于1965年被撤消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因此，从1964到1972年，经济研究所停止业务搞运动已经持续了八年的时间。
试想：让一个停止了八年专业工作的专业人员去进行专业性的交流，岂不是强人所难吗？于是，当时经济研究所就只好派两位行政领导去参加礼仪性的接待，以避免经济学专业交流上出现尴尬局面。当时北京大学的情况比经济研究所当然要好得多，校一级的和[经济]系一级的领导都参加了接待并安排了若干学术交流活动。不过，加尔布雷思对北京大学的主要接待人不是经济学家仍然感到有所困惑。
他写道：“我们正式的主人并不是一名经济学家，而是一位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和中文教授”（第26页）。文化革命期间经济学界的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但对于加尔布雷思来说仍然是见怪是怪了。
该书对人才培养问题有如下几段论述：“大学自文化革命以来仍处在混乱之中。学生和身体健康的教员要化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工厂和人民公社同群众相结合”（第26页）；“我冒昧地提出了一个棘手的观点：尽管防止大学的教员和学生变成一个特权等级是重要的，但是，你不可能在工厂里面造就出第一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而这样的人是不容许在青年时代浪费光阴的；他们在三十岁或四十岁时[把创造性的才华]消耗殆尽（burn out）,随后就成为学术领导人（academic statesmen）”（第74-75页）。加尔布雷思关于人才培养问题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对我国在文化革命中一些极端做法的批评。当然，他的观点是否也有偏颇之处，仍然是可以讨论的。
例如，第一流人才的精力是不是到了三四十岁就烧光（burn out），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的老祖宗不是也有“大器完成”的说法吗？不过，他要求青年时代不浪费光阴这一点总是千真万确的。
时过三十年，加尔布雷思所说的经济研究所的状况以及人才培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可以说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举世瞩目的进步。不过，从“以史为鉴”和“举一反三”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还是很多的。
就经济研究所的状况来说，1972年的经济研究所确实是处在低谷时期。但是，此前和此后却都有过她的辉煌时期，不然，她怎能“享有盛名”呢? 我们并不能要求一个研究所的发展呈一条直线而没有任何的起伏或波动，正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也有起伏或波动一样。
但是，无论是一个单位也好，还是一个经济体也好，我们需要防止的是大起大落。多年来经济研究所的悲剧之一就是处在大起大落的波动之中，而且往往成为非学术的、超经济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文化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研究所确实又进入了她的一个新的辉煌时期。孙冶方平反了，顾准平反了，许多改革思想在这里孕育和发芽……。
但是，她的发展并没有摆脱脆弱性——并没有找到一个防止大起大落的客观机制，于是，在一个新的辉煌之后又掉落到了一个新的低谷。
可见，如果我们真正要“以史为鉴”的话，就不能以简单地痛骂几句文革的灾难和就事论事地平反几个人为满足，而是要建立起一套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和民主的决策机制和运转机制，从根本上改变发生孙冶方悲剧和顾准悲剧那样的环境和土壤。
几年以前，我在一篇回忆顾准的文章中曾经写过如下一段话：“顾准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园地上的一朵鲜花，但那是一朵未能盛开的鲜花，一朵过早地凋谢了的鲜花。既然二十世纪的中华大地上可以培育出顾准，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的中华大地上仍然可以培育出顾准式的人物。
但我们希望，二十一世纪祖国大地的生态环境能够焕然一新，让我们遥祝二十一世纪的顾准能够鲜花盛开，并千万不要过早地凋零，而能结出累累的硕果。”（见《改革》杂志1998年第3期）。从长远来看，要培育出顾准这样的人才，而且不使他夭折和过早地凋零，关键是要改变环境和土壤。
研究所也好，大学也好，其根本的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要出好的成果，就必须对研究成果建立起一套客观的、科学的和公正的评价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往往会造成良莠不分和滥竽充数的局面，而且会产生学术腐败乃至以权谋学的弊端。
要出第一流的人才，则不仅如上所说的不能浪费他们的时间，而且要创造各种各样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综合主客观条件，无非是下列三条：天赋、勤奋和机遇。天赋和勤奋，就是培根所说的灵感（inspiration）和汗水（perspiration）。对此，人们已经讨论很多，不必加以赘述。机遇问题比较复杂，既有客观的制约，又有主观的选择。
在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是文化革命那样的年代，个人的选择权利是极其有限的。无休止的运动，漫长的、同专业无关的劳动，都不利于第一流科学人才的培养。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但在那个年代，个人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个人选择的权利和机会是大大地增长了。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干扰培养第一流人才的因素已经完全烟消云散了。摆在当今青年学子面前的起码有三个可供选择的发展方向：官场（当官）、学场（做学问）和商场（下海经商）。
其实，人各有志，人各有长，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来选择未来的人生道路，完全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我曾经反复地同我所带的研究生讲述如下一个简单的道理：“你们既然来攻读博士，就必须超过导师，至少在一个领域要超过导师；至于你们将来从事什么工作，我完全尊重你们的选择自由，丝毫不加干预。”
如果一位青年学子今天选择了做学问的道路，而且认为自己有可能成为第一流的学者，那么，他就应该在这一道路上持之以恒，并排除一切干扰。今天，政治运动和无关的劳动之类的干扰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上述官场、学场和商场之间的利益关系尚未完全理顺，还没有达到能够鼓励青年学子毫无后顾之忧地做学问的程度。
因此，弃学从官和弃学从商的青年学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我认为，这样的问题应该通过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的努力来解决。
从社会来说，应该给这样的青年学子创造必要的条件，至少应该使他们不会因衣食住行而疲于奔命，不会因柴米油盐而狼狈不堪，而且应该随着小康社会的建设，让他们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
从个人来说，则应该树立一颗平常心，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甘于十年寒窗乃至二十年寒窗，甘于十年磨一箭。
近读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感触颇深。他五十八年磨一箭，研究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三十三种文明，有史实，有观点，有比较，有分析，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历史学家。要成就这样的大家，除了客观条件以外，个人对事业的高度执著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有志于做学问的青年人应该经得起各种外来的诱惑和干扰。特别是在“图虚名”、“争实利”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的情况下，更应该经得起虚名和实利的诱惑。
近年来许多大学和研究所都在争办“世界一流”。这种雄心壮志当然无可非议。如果水平接近，措施得当，更是令人肃然起敬。但是，有的大学和研究所却只有口号，没有措施，甚至连世界上的有关行情都瞢然不知，也在高喊“世界一流”，这就未免给人以“志大才疏”之感了。其实，这种浮夸之风、浮躁之风，并非始自今日。我们可以把这种风气的形成追溯到文化革命和大跃进。
想当年，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子里，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在“造反有理”的年代里，写一张大字报就可以成为马列主义者，交一纸白卷也可以成为英雄。
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真是一本万利乃至无本万利啊！现在重提这些陈年老账似乎多此一举。但是，一种风气既然已经形成，就不是一个早上就能挥之即去的。同一种风气，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试看：提一个决策建议就想成为大政治家，写一篇文章就想成为著名学者，演一出戏就想成为表演艺术家，炒一次房地产或炒一次股票就想成为富翁……，难道不是当年那种不良风气在新条件下的延续和变异吗？
令人不解的是：这种浮夸之风和浮躁之风并不符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有关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美德。为什么这种传统美德的流传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干扰呢？难道我们需要一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才能使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吗？
以经济散文传播经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