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建才：经济学里的“西蒙现象”

作者简介

经济学里的“西蒙现象”

学术界最提倡的就是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中做得最好的学科之一就是经济学。经济学科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有目共睹，比如，经济学和法学交叉形成了法经济学[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法官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为代表]，经济学和史学交叉形成了新经济史学[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教授为代表]，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形成了新社会经济学[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教授为代表]。

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人的跨学科研究，也就是一个人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来回穿梭并且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经济学里就有这样一位跨学科达人，他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他是一位名满世界的跨学科大师，他的名字就是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我觉得完全可以用“西蒙现象”来形容他“神一样的存在”。

用他自己写的自传来分析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现象，我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下面就让我来试一下吧。

西蒙教授的学生、上海交通大学的秦裕林教授在《科学迷宫里的顽童与大师：赫伯特·西蒙自传》（该书由中译出版社2018年出版）封里的介绍页上写到，“赫伯特·西蒙是20世纪罕见的‘文艺复兴式的科学家’。他不仅在经济学（以荣获诺贝尔奖为标志）、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以荣获图灵奖为标志），以及认知心理学（以荣获心理学杰出科学贡献奖为标志）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政治学、管理学和运筹学等学科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这些领域的最高成就奖为标志）。”

他在自传中写到，“我既是政治科学家、组织理论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又是科学哲学家。”西蒙教授为什么能够在这么多学科取得这么卓越的成就呢？下面我就来冒昧总结一下西蒙教授成功的经验，希望后来者能从中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选择出适合自己的路子，正所谓“得心而应手”“博观而约取”。

第一，西蒙教授在通识教育方面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为跨学科研究做了很好的铺垫。西蒙教授在自传中写到，“获得博士学位后，我接受的教育程度如何？除了芝加哥大学给了我广泛的通识教育外，我在政治科学方面接受了严格的训练，也在经济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一开始就虚心学习数学，也为日后自学多个学科奠定了基础。此外，我还了解了科学的基础知识。”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新的领域里进行跨专业研究和探索是最容易上手的。”

值得一提的是，西蒙教授把数学当成了语言，当成了武器，当成了桥梁。他在自传中写到，“对我而言，数学一向是思维的语言。……数学是一种非语言思维方式，是我新发现的语言，是我用来推导新观点的武器。”在他在不同学科之间来回穿梭的过程中，数学是他无往不利的“倚天剑屠龙刀”，是他游刃有余的法宝。

第二，西蒙教授非常自信。虽然西蒙教授“意识到自己在很多方面天生处于劣势”，但是他一直有颗想要成为“黑马”的心。他在自传中写到，“我从不相信在哈佛大学、斯坦福或麻省理工学院读大学才能在学术道路上不输在起跑线上。我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我们学校还参加过十强足球比赛，虽然很少赢得冠军。

有个赛季，校队有个球员叫杰伊·伯温格（Jay Berwanger），虽然球队每场必输，他却依然列席全美明星球员，这绝对说明他是非常特别的球员。他的成就跟他所在的组织没有一点关系。”虽然他当时任教的学校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并不是什么名校，但是他一直想要像一个俄罗斯民间传说讲得那样“我看看别人，也让别人看看我”。

这个有些搞笑的传说是这样讲的：有个农民从偏远的山村来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外遇到了一个朋友，他朋友问他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我来这里看看人，也让大家看看我。”起点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一颗勇敢的心，缺乏勇往直前的勇气。西蒙教授身上体现出来的那股劲就是“心若在，梦就在”。

第三，西蒙教授有非常敏锐的学术嗅觉。他在自传中写到，“我对科学领域内最前沿的活动嗅觉敏锐，我全部的选择都是基于对良机的认识和判定。”他认为嗅觉帮了他很多忙，就像托尔曼的白鼠在迷宫实验中用鼻子找路一样。他继续写到，“当我感觉到有些问题值得探讨又有趣时，就会找一条能正确看待这个问题的道路。

不会详细制定计划，也不需要太多的远见，我会毫不犹豫投身其中。”良好的嗅觉会给出快捷的指引，快捷的指引加上坚定的执行会导向最终的成功。如果你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秋天九月重阳节的菊香，那么你就能够循着香味找到满城盛开的菊花，正所谓，“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后面的结果自然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良好的嗅觉就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一样，可以帮助西蒙教授迅速看透事物的本质。西蒙教授走的学术弯路自然就会比别人少很多，研究的效率自然就会比别人高很多，我想这也是西蒙教授“发论文发到手软”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西蒙教授后来工作的一些平台非常优秀，可以通过平台获得很大的正外部性。在考尔斯委员会，他结识了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里奥尼德·赫维克兹（Leonid Hurwicz）、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和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他在自传中写到，“在考尔斯委员会，我接受了经济学的教育，这是人生的第四轮了。”

在兰德公司，他碰到了现代博弈论之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等牛人。有句非常流行的话说，“朋友圈的高度决定了你的高度。”朋友圈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你能吸收朋友圈“牛人”的正外部性，得到了朋友圈“牛人”的认可，那么你就会真的了不起。

用西蒙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是精英经济学家的圈内人，如果没有这个资格，他是不可能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他非常不看好的类型是“被心理学家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家，被经济学家认为是好的心理学家”，他认为那是没有被圈内人认可的标志。

第五，西蒙教授找到了非常好的合作机制。他在自传中写到，“在卡内基理工学院，项目组成员通常每个星期碰头一次来探讨研究的进程、分配任务、完成最重要的任务——探讨研究问题。”他继续写到，“有关项目以外的合作，我常和其他人个别会谈，偶尔也会三四个人一起讨论。我们定期碰面，和研究生讨论也是如此。

个别谈话，我通常安排一个小时；如果是小组会议，则要花好几个小时。涉及合作，每个成员在会谈前所作的准备和会后跟进的工作，包括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所花的时间，远比会上的讨论时间要长。”“在我整个教学科研生涯中，曾和许多学生和教员一起合作，比如曾和八十多位合著者合作开展涉及多人的大型实证研究项目。”

合作产生了“1+1大于2”的效应。以他和他的博士生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为例，他写到，“整个学术成果都像是共通的、不可分割的。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工作。”合作的结果就是，他和纽厄尔一起获得了图灵奖。

文人墨客喜欢把别人的诗词佳句组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新诗或新词，这种写作手法被称为集句。像唐诗有《唐诗三百首》一样，集句诗词有《集句诗词三百首》。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集句的做法，只不过是我在这里集的是西蒙教授自传里面的句子。

最后，我用西蒙教授自传中我个人觉得最经典最有用的一句话结束全文：“光知道原则是什么是不够的，你必须养成习惯，坚决贯彻落实，面对诱惑和羁绊时都能够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