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溥：服务业的观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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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的观念史

将近年一些相关研究文字归拢，申请将承担的国家社科课题结项。结题报告写完，心中不禁咯噔一声：人说六十年一个甲子，怎么还不到四十年就又转回到这里来了？

职业生涯最后承担的一个国家社科课题与服务业有关。无独有偶，在下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也是服务业。以服务业研究开始职业生涯。没想到，最后告别自己职业生涯的课题研究，又回到了服务业！真是四十年一轮回。在熟悉的学界同行中，李江帆教授大概如此。江帆以《第三产业经济学》始其学术生涯，退休之际又出版了《加快我国生产服务业研究》。江帆兄几十年咬定青山不放松，如此亦属情理中事。

在下这几十年，说好，是兴趣广泛，见异思迁，涉猎面甚广；说坏，是居无定所，漂泊流浪，到处找饭辙。做了大大小小几十个课题，研究问题颇多。可自服务业始，至服务业终，绕一大圈回到起点，却是始料未及，莫非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不成？

职业生涯自研究服务业始，可谓形势使然，不得不尔。因为大三时，系里征询：是否愿意留校做罗季荣先生的助教。我觉得不坏，一口答应。如此，毕业论文也就只能选题社会再生产理论了。然而，这却是严峻挑战：在王亚南先生长校19年的厦门大学，经济系有多少熟读马恩，能将《资本论》倒背如流的硕学鸿儒！罗先生自己就是50年代初王亚南先生的助教，国内有数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专家，以《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一书，荣获首届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在他们面前做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论文，岂非班门弄斧？思来想去，只能铤而走险，做此前似少人涉猎的服务业社会再生产。

然而，既要论服务业的再生产，当然必须先论证它是生产的。服务若非生产劳动，岂不出门就踏了一个空？然而，教师教书、医生看病、演员演戏，客运送信开旅馆，理发修脚看孩子，劳动则劳动矣，但却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产品，劳动如何物化、凝结为价值？那时做研究，也还是要讲究说法有出处，结论有证据的。只是不像今天，大小前提成立，逻辑推理正确，有实证研究、数据支持就可以，而是经典作家有没有说法！至于今天已去马恩生活的年代百年之遥，社会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那先不管。

马恩著作中，关于服务业，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论述，相当部分集中在考茨基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整理出版的三卷本《剩余价值学说史》里。可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与其说是未完成的著作，不如说更像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学说史的读书笔记。在“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各种学说”这一章中，马克思几乎把从重商主义到他之前的各经济学流派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观点一一做了评述，直看得人眼花缭乱。

然而，印象深刻的是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并不是绝对的概念，而是一种关系范畴。“这种关于生产劳动的见解，自然而然，会由亚当·斯密关于剩余价值起源、关于资本本质的见解推出。”

因此，即使对于同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在重商学派、重农学派以及亚当·斯密看来，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都是不同的，“在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中，它变现为货币，在重农主义者看来，它表现为土地的产品，为农产品，最后在亚当·斯密手里，它是表现为商品一般。”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只有能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一个著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不是因为他生产观念，而是因为他使那个发行他的著作的出版商人赚了钱，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资本家的工资雇佣劳动者。”

但是，不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只是为其收入消费服务的劳动，哪怕它创造了实物产品，也是非生产劳动。“劳动的物质性质，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性质，就它本身说，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个区别无关。

例如一个向公众开放的旅店的厨师和招待员是生产劳动者，只要他们的劳动会转化为旅店老板的资本，但同样一些人，当我不会由他们服务生出资本，而是把收入用在他们的服务上时，他就和伺仆一样是非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定义的。

亚当·斯密中肯地打中了这个问题的要害，并且他的最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像马尔萨斯已经指出的一样，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间这个批判性质的划分，仍然是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就是，他把生产劳动当作直接与资本交换的劳动来定义；”当然，即使是亚当·斯密，说着说着也会犯糊涂。

他有时也认为，“不会固定或实现在任何耐久的物品或可卖品中”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因此，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劳动所发挥的第二种见解”是“错误的见解”。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亚当·斯密也或多或少，再陷入到了重商主义的‘耐久性’观念，事实上也就是不可消费性的观念中去。”

然而，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种如此辩证灵活地分析社会经济关系的思想范畴，怎么到了斯大林这位前神学院学生手上就转变成为绝对静止的物化概念：只有生产实物产品的农业、工业、建筑业及为之服务的交通运输邮电、物资商业部门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在苏联制定的物质产品生产体系（MPS)中，五大物质生产部门之外的所有服务业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部门。这个价值判断很严重。

要知道，前苏联可不是古希腊啊。你既然不能创造价值，那就只能通过再分配分享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当然就必须限制，不能乱发展。就必须限制在最小必要范围内，多了就是浪费。你既然靠再分配而生存，自然也就低人一等，必须听话！动不动就被人吆喝：你们吃着农民种的粮，穿着工人织的衣，还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国家白养你们了！臭老九之说，由来有自，原不必等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十年浩劫。

如此观念指导下，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服务业无一例外地长期落后。且不说科学研究、教育、文学艺术、医疗卫生部门始终投资不足，发展缓慢。大学难进，医院人满为患。八十年代初，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连洗澡都得发票！每周一票，过时不候。大家进了澡堂，非得细吹细打地通体泡足搓遍冲得透透不肯出来：再来得等下一周了啊。

八十年代初，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思想解放年代。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也一度成为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对象。以于光远、肖灼基、夏兴园为代表的“宽派”经济学家主张科学研究、教育、文学艺术、医疗卫生部门以及一切服务行业的劳动同生产钢、铁、粮食、棉、麻、纱、布等等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一样，都是生产劳动。

批评当时的统计指标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方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的，至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不应以是否生产物质资料为标志，而应以是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标志。一切能够满足社会消费需要的劳动（例如：理发、按摩医疗等活动，从事科研教学和文学艺术创作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都应该计算产值。

要求统计上有所突破，用SNA的国民生产总值取代MPS的国民收入指标。“宽派”思想，于公，有推动统计体系与国际接轨的意思，于私，未尝没有一点为己正名的心。

但是，孙冶方先生不赞成，认为“生产劳动宽派论者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第一，它混淆了物质和精神，混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第二，混淆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混淆了生产和消费；第三，混淆了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劳动者）和客体（产品）；第四，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淆了费用和效用，混淆了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建立在这四种混淆观点之上的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则是一个有重复计算的，有很大虚假性的指标。”

讨论当然没有结论。但此后的故事却似乎是前者的观点占了上风——八十年代是一个大踏步对外开放，推进市场化的时代！1984年1月，国务院正式下文要建立统一的、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1985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MPS转向SNA。1993年，彻底取消MPS的国民收入核算，中国从此只计算GDP。所有的服务部门都计算增加值了。

当然，说句公道话，孙冶方先生强调必须重视“我们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能够养活多少人去从事‘精神生产’问题！”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同是物质生产，不也有农业对工业的优先性问题吗？难道我们能因此回到重农学派的立场上去？

然而，从MPS转向SNA，解决了服务业产值计算问题，犹如黑户上了户口，但是，仍让人觉得出身不正。正如赫伯特·G·格鲁格和迈克尔·A·沃克在《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一书里所感叹的：“服务业在经济分析史上的名声是不好的。亚当·斯密认为服务业属于非生产性的活动。

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美国经济学家争辩说，服务业的增长导致‘美国非工业化’，而对本国的生活水平、国际收支与收入分配带来不良的后果。就计划经济来说，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下，许多服务业的产出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从而在国民收入统计中略而不计。关于服务业的同样学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计划偏向与建立工厂和商品生产。”看来，如何看待服务业，不仅在计划经济，而且在市场经济中也曾是个问题。

在中国，近十年来，服务业已经成为增长最快，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最大（2013年起）的产业。但是，仍有记者问国家统计局长：服务业增长最快是否与振兴实体经济存在矛盾？显然，这位记者看来，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不应当比第一二产业发展得更快。笑眯眯的统计局长只好提醒记者：服务业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啊。

此外，鲍莫尔1967年提出的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更难以提高的“鲍莫尔成本病” (Baumol's cost disease）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对经济服务化可能导致的增长率下降的担忧。

以中国而论，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服务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速确实长期低于制造业，2012年之后，趋势更明显。1990-2017年，扣除价格因素后的第二产业单位劳动产出年均增速为9.39%，远高于同期第三产业单位劳动产出的年均增速5.86%，二者的比值由1990年的1.10提高到2017年的2.55，年均比值约为2.01，服务业实际劳动生产率不及制造业的一半，似乎出现了“鲍莫尔成本病”。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文文献研究对“鲍莫尔成本病”提出质疑，认为服务业TFP并不低于制造业。一些国内研究也认为，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国服务业比重的提升未必造成经济整体TFP的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中国经济并不存在着“鲍莫尔成本病”。

我们利用2001-2016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估算了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TFP增速，发现传统算法下，服务业TFP增速低于制造业，而且差距呈扩大趋势；考虑劳动效率差异之后，服务业TFP增速却高于制造业。因此，现阶段中国服务业的低劳动生产率并非因为TFP增速较低，而是由于服务业扩张带来了劳动异质性的扩大和劳动效率的下降。

这是由于中国向中高收入经济体转变，居民对服务产品的需求扩张，促使大量劳动力流入服务业，造成了服务业劳动异质性程度提高，平均劳动效率下降。相反，制造业仍能保持较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却是受益于制造业就业收缩，使劳动异质性程度下降，平均劳动效率因此提高了。

当然，对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TFP的增长，以及是否存在着“鲍莫尔成本病”等等，都可以继续研究。提高服务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劳动生产率及TFP则更是永恒的命题。但是，不妨假定：即使服务业的TFP增长慢于制造业，服务业确实存在着“鲍莫尔成本病”，是否就有理由拒绝经济服务化呢？我的看法是：好像没有。因为，对服务业的需求增长，是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导致的居民消费需求结构转换的结果。

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1985年超过第一产业，2012年赶上第二产业并逐渐拉开距离，2017年第三产业比重高于第二产业10.1个百分点的背景是：1995-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的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的比重下降，而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居住支出的比重上升。

2016年，按照国际可比口径调整后的中国城镇居民服务性支出已达30%以上，与住房交通通信支出占比基本持平。农村居民的支出结构变化，虽然略慢于城镇居民，但变化趋势却是一样的。

在市场经济中，供给怎能拒绝需求的召唤？供给结构的调整，怎能不依据需求结构首先是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更何况，地球人都知道：“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观念与事实，需要适时变化的，只能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