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涛，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9年第2期（总第84辑）。

中国俗语有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因为自然环境、地理气候不同，生活方式、交往模式不同，所以，思想观念、人文历史、性格特征等也不尽相同，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杂下之十》）。南宋词人程珌也曾在其《水调歌头·登甘露寺多景楼望淮有感》中发出“天地本无际，南北竟谁分”的怅叹，此处言指这一分界线是淮河，地理学家葛德石（1934）的早期调研就指出，华北省份和华南省份不同的农村之间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似乎把这两个地区的乡村社区塑造成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华北和华南的分界线不断在变。的确有许多特点逐渐重叠并彼此融合，大体说来，变化发生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中线，在北纬34度线左右”（George B.Cressey，China’s Geographical Foundations: A Survey of the Land and ItsPeople，New York and London：McGraw-HillBook Co., Inc.，1934，P15），这一纬度大致是秦岭——淮河一线。而最早的对于这一分界的记载可能是张相文（1908）在《新撰地文学》中的表述，“北带：南界北岭淮水，北抵阴山长城。动物多驯驴良马、山羊；西部多麝鹿犀牛。植物多枳、榆、檀、梨、栗、柿、葡萄等”（张相文[1908]，《新撰地文学》，岳麓出版社2013年版。P107）。这就是对我国北方的描绘。所谓“南界”，就是南北分界线。通常的认为是这一分界线以北，以旱地、小麦为主，二年三熟或一年一熟，以南，则以水田、水稻为主，一年二至三熟等。这些观察和研究都是在说明长期以来中国的区域差异以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一系列不同的表现。

作为近年来两篇网红的学术论文，Talhelm et al.(2014)和Talhelm et al.(2018) 指出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的重要根源就是水稻和小麦的种植。在2014年（Talhelm et al., 2014，“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Vol.344(6184),603-608.）的论文中，作者认为，水稻的种植主要在灌溉和劳动力投入方面显著区别于小麦的种植，种植水稻需要相对完备的灌溉系统，其作为一种“俱乐部物品”（具有公共品属性），需要村民彼此协调配合，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来修建。同时，灌溉系统的使用也具有外部关联性，农田相连的农户间经常性的沟通调适不可避免。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种植水稻的村子比种植小麦的村子更有可能也更需要村民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另外，种植水稻也对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关研究表明种植水稻所需的劳动力大概是同样面积小麦的两倍（Buck，J.L.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1935），中国古代的农书也认为“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最好种植小麦”（Elvin，M.,1982, “The Technology of Farming in Late-Traditional China”,in The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R.Barker,R.Sinha,B.Rose,Eds.Westview Press）。由于水稻的种植和收割对劳动力的投入要求较高，农民通常会采取劳动力交换，错峰播种等方法来更加有效地组织生产。从而，或然形成了聚居的状态，“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费孝通[1947]，《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P5）。另外，“与农人经济利益有关的另一种类型的活动是守望庄稼。由于庄稼很容易遭贼偷窃和动物毁坏，因而需要保护。在一些乡村地区，村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共同守望庄稼”（萧公权著[1960]，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P343）。相较之下，种植小麦通常依靠自然降水、看天吃饭，无须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同时劳动力投入也较少。“各地乡村进行的地方灌溉工程有极大的区别。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北方省份，村民对灌溉事业相当冷淡”（萧公权，同上，P337-338）。托尔汉姆等人在北京、福建、广东、四川、云南和辽宁六个省通过问卷调查，构建相关指标来衡量不同地区人们的文化思维模式（cultural trought）、隐形个人主义（implicitindividualism）、忠诚度或关系度（loyalty/nepotism）等特征，收集了1162位中国汉族大学生的性格分析，发现来自北方的学生比较偏向独立，擅长抽象概念的分类分析，来自南方的学生比较看重彼此的关系，擅长整体性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生都未曾参与过农事。扩展性研究表明，南方水稻区的民众离婚率较低，而专利申请成功率也较低。作者认为正是由于不同作物导致村民间的相处合作方式存在差异，最终形成了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深刻地影响所有在种植水稻或小麦的地区成长起来的个体，产生广泛的、长期的经济社会影响。

这是一项心理学研究，将中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归结为不同的耕种文化，提出了所谓的“水稻理论”。即“水稻区”的南方人更具集体主义，小麦区的北方人更具个人主义，以量化工具测人们潜意识里的自我，测不同人的思维方式，比如个人主义的人思维更偏向逻辑分析，而集体主义的人更侧重于整体性思维。托尔汉姆等人认为这里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是指水稻区的村民重视的是自己的“圈子”，比如家人、信任的朋友，他们对这个圈子以外的人没有那么信任，具有一种圈层的边界。不妨可以理解为类似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到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孝通，同上，P28）,并且是“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同上，P30）。

如果说“水稻理论”是基于较为严格的实验研究，那么在2018年的挪椅子问题就是关于日常生活的一项观察性研究（Talhelm et al.，2018，“Moving Chairs in Starbucks:Observational Studies Find Rice-Wheat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Daily Life inChina”, Science Advances, Vol.4(4),1-9.），他们对5个城市678个对象进行观察的结果是，在水稻区的上海只有2%、广州7%、香港5%的挪开椅子，大部分人不管多困难都侧身挤过去，处于小麦区的北京，挪椅子比例为17%，沈阳的比例15%。基本的理论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来自个人主义文化，他会倾向于改变周遭的环境，而如果来自于一个更讲究集体主义的环境，他会更倾向于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横在咖啡馆通道上的椅子就是个好的例子，看你的选择是改变环境（挪开它），还是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侧身挤过去）。

有趣的是，“文化”与“耕作”本来就有渊源，根据在线词源词典（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文化的英文单词为“culture”，它大约是在15世纪中期出现的，来自于拉丁语“cultura”——“一种耕作农业”（a cultivating agriculture），最初本意是“耕种土地，为庄稼准备土地的行为”（the tilling of land，act of preparing the earth）。大约在1500年，比喻意义上的“通过教育培养，系统的提高和心灵的精炼”（cultivation through education, systematic improvement and refinement of the mind）得到了证实；“学习和偏好，文明的智力方面”（learning and taste, the intellectual side of civilization）是在1805年；而比较接近目前的含义是在1867年形成的“一个民族的集体习俗和成就，一种特殊形式的集体认知发展”（collective customs and achievements of a people, a particular form of collectiv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文化作为思维模式、集体意识、行为赋范等的意义才逐步固定下来。

无论是“南稻北麦”抑或是“南挤北挪”，都是力图去考察中国地域社会文化心理的差异，进而联系于一系列个人层面的、群体层面的经济和社会行为表征，下面的部分，笔者则信马由缰地谈谈对这一逻辑的一些粗陋的看法和思考，既然是茶座，自然就是品茗清谈，未经雕琢，小心求证的工作可以留待以后的严肃研究再行展开。

（1）对托尔汉姆意义上的“集体主义”VS“个人主义”的进一步认识。“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费孝通，同上，P5-6）。另外，水稻区的村民“争水”的问题由来已久，有一些地方的村庄甚至“以邻为壑”，灌溉是农桑大事，比如两村相邻，在过去灌溉体系和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共用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坑沟水作为灌溉水源。雨季时，水量充足相安无事，一到没水的时候，大家都想用，一方把水引到自己村的田地里，另一方就少水用甚至没水用。村与村之间的争斗时有发生。甚而，数十年、数百年里村与村互不走动、互不交往、互不通婚。卢青山在其《争水歌》中也对这种现象有所描述，“车水得及犹可说，急时守田相争夺。小者对户列弟兄，耙棍入手目眦决；大者统村集浩荡，祠堂歃血誓存灭。”从这个角度来说，倒是比较符合限制性信任模式和托尔汉姆所指称的“水稻理论”中的特定“集体主义”。

（2）也有既存的一些研究和认识与托尔汉姆“南稻北麦”所蕴含的文化社会差异相左。比如王怡柯记载和认为的，“黄河流域的农村大体上是由一组紧密相连的耕地和农舍组成的；而坐落在扬子江两岸的农村，各农舍经常分布得比较松散。华北的典型村庄是‘聚居型’的，而华南则是‘散居型’的。”（王怡柯，《农村自卫研究》，汲县《河南村治学院同学会刊》，1932，P32），萧公权针对王怡柯的研究指出，华南也有不少农村是聚居性的，但“从社会结构来看，宗族组织的影响在许多南方村庄更显而易见，而在北方则相对不那么重要”（萧公权，同上，P16）。又如，王笛（2018）描述了川西平原和北方的农村居住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别，前者是分散式的，后者是集结式的。农民选择最便于到田间耕作的地点建房，形成了分散的居住模式，即一个耕作区域内散布着许多分离的农户。“川西平原的自然地理条件，良好的气候环境，完善的灌溉系统，使得农民可以随田散居。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北方，冬季气候严酷，一家一户散居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集中居住的自然村落结构也迥异。聚居和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华北村庄，有较紧密的村民关系，而村庄之间却比较孤立和内向；分散的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川西平原村庄（严格地讲，不能称为“村庄”，称“乡村”可能更恰当些），乡民关系则较松散，而乡际关系却较密切。时为绵竹县令陆永箕在一首《竹枝词》中咏叹到‘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几处青林茅作屋，相离一坝即比邻。’”（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P20-21）。费孝通也认为“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费孝通，同上，P5）。

    如果说，川西平原对应于水稻区，而华北对应于小麦区的话，那么，王笛所描述的现象和差异恰恰与托尔汉姆等人的研究相反，川西平原村民散居、乡民关系较松散、乡际关系较紧密；而华北村庄聚居，村民关系较紧密、村际关系较孤立。而费孝通所描述的四川梯田，主要也是种植水稻，倒是聚村而居了，又切合了托尔汉姆的研究。要解决这样的矛盾，一是可以进行比较大样本的南方和北方村庄考察，二是需要对村庄聚居和生产组织模式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进一步探讨和理解。

（2）为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率先在水稻区发生？如果“水稻理论”成立，那么，意味着作为水稻区村子的圈层是非常稳固的，水稻种植过程中协调和沟通的需要会使农民联系更加紧密，集体主义盛行，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应该更易发生在个人主义影响下的小麦区才更符合这一逻辑。卢青山在《争水歌》中也描述了水田灌溉在未分责任田和田下户两种状况下截然不同的情景，“龙骨鸦尾翻鹘鹘，汗与酷日相煎热。半午来看仍踽踽，田中水薄不及虱。忆昔未分责任田，队里水泵日腾喧。泻水如龙吐银白，使我怿怿开心颜。田下户时竟如此，队有其名实空悬。”因而，理解这一问题可能需要综合更多的关于村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等因素进一步考察。

（3）针对水稻种植方式、产量、热量等和小麦等其他作物的不同。法国年鉴学派代表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2017[1979]）曾指出,“总之，种植水稻意味着人和劳力的大量集中，意味着专心致志地适应环境。而且，如果这个灌溉体系的基本结构不够牢固或没有严密的监督，一切也就不能稳定。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有国家的权威，还要不断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布罗代尔认为，稻田灌溉设施的庞大决定了国家机构的庞大，也决定了村落的陆续归并，这与灌溉的集体制约以及中国农村秩序的不安定也有关系（[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979]，顾良、施康强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商务印书馆2017版，P165）。甚至可以说，托尔汉姆等人的两篇论文分别是对布罗代尔研究结论的扩展性认识，前篇所涉及的种植作物不同，劳动力投入强度不同，进而人际交往模式不同，内化于心的文化观念不同，行为方式和经济表现不同对应于“种植水稻意味着人和劳力的大量集中”，后篇所涉及的南北方适应环境（从椅子旁挤过去）和改变环境（搬挪椅子）的分野则是对应于“[种植水稻]意味着专心致志地适应环境”。

在拉瓦锡时代，“法国1公顷土地平均产麦5公担；同等面积的稻田往往可产30公担未脱壳的稻谷。脱壳后，仍有21公担米可供食用，如按每公斤米的热量为3500卡计算，每公顷产量就达到735万卡；如果换种小麦，总数不过150万卡；如果从事畜牧，每公顷土地产肉150公斤，相当于34万卡的热量。”（布罗代尔，同上，P166-167）从单位土地量产的热量计算，当时水稻大概是小麦的5倍，是肉类的22倍，布罗代尔指出，这些数字说明稻田和植物型食物的巨大优越性。远东的文明地区偏爱植物型食物，原因显然不在精神方面。而托尔汉姆等人的文章恰恰是从种植作物的不同这一角度论证文化传统、精神信念等方面的地域差异。

（4）与中国的上古时代相似，产生于印度河流域的哈巴拉文化为什么没有像中国的夏代那样建立起国家政权以治理河流的泛滥？有一种意见认为，面对印度河流域的水患，哈拉巴文化的先人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去组织人力疏浚河道，而是选择向外迁徙。哈拉巴东方的雅木拿河、恒河和古贾拉特等地区发现的遗址，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处于亚热带地区的印度河流域适于种植麦类作物和饲养山羊等牲畜，而属于热带气候的恒河流域和德干草原则适于种植稻类作物和饲养水牛等牲畜。由于哈拉巴移民未能掌握新的耕作方法和饲养技术，再加上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的出现，最终竟导致了文化的消亡（刘欣如，《印度古代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P32-33）。那么，新的研究议题就出现了，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方跨区域移民过程中，新移民是怎样学习和掌握新的耕作方法和饲养技术的？是得益于南北分界线附近长期稻麦混种的历史？还是归结为移民的勤劳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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