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80年代初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我国经济在本世纪末翻两番”。尽管人们在公开场合慷慨激昂地论证翻两番的目标一定能实现，私下里却在议论：“100多年啦都未能翻两番，现在只剩下不到20年的时间还想翻两番，看来又要搞大跃进和洋冒进啦”。事实如何呢？按经济学的“70手则”，即用70除以年经济增长率得出一国经济翻一番所需要的年数，如果按保守的年平均增长率9%算，我国经济过去20多年来翻了三番。中国已由30年前最落后的经济体之一，一跃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强国。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像脱缰了的马，越控制增长越快，今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达11.5%，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从2002年的12万亿元跃升到20万亿元以上。估计年底可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3大经济体，超越日本也只是未来几年的事情了。

关于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时间国内学者的估计比较保守，认为会在2030年，国外的绝大多数学者和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反而比较乐观，认为会在2020年左右。世界银行曾在本世纪初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会相当于美国的140%。国内的许多媒体，特别是很多网民们不仅对国外的估计嗤之以鼻，甚至对国内学者保守的估计也持批评的态度，警戒不要“捧杀”中国经济。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中国目前的实际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你大概不把我看成精神病，就会认为我居心叵测。这种媒体和学界、国内和国外对中国经济总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看法上存在着如此大的反差，一方面反映了现行统计方法的缺欠，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学常识教育普及程度的不够，同时也反映了由于历史上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造成经济过热导致的灾难给人们带来的谈虎色变心理。也就是说，国际上通行的一国经济总量测度方法与人们心目中的，或理想的测度方法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所以，要想回答我国经济究竟翻了几番需要从GDP的ABC说起。

 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用总产量、总收入和总支出三种方法测量。其中总产量方法，即GDP方法最为流行，通常我们谈到一国经济及其增长率就是指GDP及其年变动百分比。GDP即国内产品总值按定义是指一个国家一年内其境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全部市场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三个要素：第一，通过计算市场价值，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测度单位，从而避免了将成千上万种不同产品的总数堆砌到一起造成的混乱；第二，通过统计最终产品和劳务，我们可以避免对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第三，GDP只统计境内的生产活动，即我们只关心在哪生产，而不在意谁去生产，这样就避免了如何去鉴别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一棘手的问题。

 作为最为流行的总体经济测度指标，GDP也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GDP忽略了非市场经济活动，各种各样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由于没有通过市场进行而无法统计在GDP中。第二，GDP忽略了“地下经济”，五花八门的非法经济活动创造的商品和劳务价值没有计算在GDP中。第三，理想的GDP应当反映一国居民的“净经济福利”，它不仅应该统计能增进人们经济福利的“好的”产品，还应当减去降低人们经济福利的“坏的”副产品，比如环境污染等，这一点全球已有共识。但不同的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和估价大不相同，很难找到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去测量和从GDP中扣除。第四，GDP忽略了闲暇，而闲暇是衡量一个社会净经济福利、社会发达和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闲暇与劳工供给的替代关系，如果其它条件不变，GDP统计数字会随着闲暇的增加而减少。第五，GDP没有反映一个国家的医疗、教育福利和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平均寿命。

建国前，我国尚无健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照搬了前苏联的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与国际接轨，我们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以GDP为核心的一套国民经济测量体系，这套体系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Kuznets建立的。Kuznets和其同事当时是用手写的资料来统计有形的、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如机器、厂房等长期投资，这对当时的工业社会来说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这种计算方法对二战时期罗斯福内阁急需测度和发展美国制造坦克、军舰和飞机的能力是很方便的。机器、厂房无疑是以未来为导向的长期投资，同样，教育和训练支出、研究和开发（R&D）支出也是以未来为导向的长期投资。现代经济学的投资定义不再是简单的实物资本货物的生产和购买，任何一种能够在未来创造利益的行为都是投资。很难想象1946年Bugsy Siegel在拉斯维加斯建造Flamingo大酒店和赌场所花费的600万美金是投资，而AT&T筹资兴建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竟不算投资，不包括在GDP之中。Kuznets 本人已经意识到其核算体系的局限性，不幸的是，该体系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自以电脑和因特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发生和新经济出现以来，现代社会经济已日益演化为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驱动力为“想法和创新”。显然，陈旧的官方数字搜集系统和测量体系只能抓住设备和厂房等方面的投资，而失去了GDP中日益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统计学家们固然可以精确地演示建造了多少厂房这种有形资产，但却无法追踪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打造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而这些无形投资恰恰是企业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得以生存、具有竞争力和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格林斯潘大概最早意识到传统的数字没有捕捉到日益崛起的知识经济，早在九十年代初，他就因官方数字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新经济而烦恼和失望。1996到1997年间，格林斯潘曾拒绝接受有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传统数字，认为这是“非常不可能的”。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局长Landefeld日益感受到将反映知识经济的数字包括在官方统计中的压力。1999年，也就是在Kuznets奠定了GDP计算的基础60年后，Landefeld和BEA终于决定打破常规，将企业在软件方面的支出由中间产品支出划为长期投资支出。用这种新的统计方法来重新计算GDP，美国1996年的GDP一瞬间增加了1，15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5%。

这一迟到的变革无疑具有过渡性和革命性的意义。美国目前每年的软件支出为1，5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1，000亿美元的电脑硬件支出。并且软件通常比硬件使用的时间长，作为长期投资支出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更重要的是，软件是介于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之间的投资。说它是无形资本是因为它是难以测量的人类知识、智力、创新和创造力的积累、发展和进步的结晶；说它是有形资本是因为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可以事实上走进商店，用肉眼看到软件的实物形态及其五颜六色的包装，从而确认它是实际存在的。用Landefeld的话讲，“事先包装好了的软件是更容易[计算] 的”。耐人寻味的是，软件恰巧是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重要标志，将软件划为长期投资无疑为不久的将来建立更好地反映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经济测量体系打开了一扇大门。 

理解GDP的基本概念、历史演变及其局限性，特别是它对知识经济的忽略，有助于我们回答中国经济被高估还是低估这个问题。不可否认，我国GDP统计数字存在着误差和重复计算，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好大喜功，高报经济成绩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总体来说，我国的GDP统计数字和预测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经济及其增长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GDP严重低估了我国的非市场经济活动，13亿人口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巨大的价值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认为中国GDP被高估的人大概忘记了GDP的基本概念，即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劳务是以人为基数计算的，人多对劳务的需求和劳务的供给自然多，自我服务性的活动也多。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习惯和消费方式的不同，不同国家提供的劳务内容和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没有理由相信也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居民的家庭经济活动提供的劳务和自我服务性活动质量高、创造的实际价值大。笔者在美国生活了20年，或许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东方价值观念，我的直感是中国的家庭经济活动和自我服务活动内容更丰富，质量更高，更有价值。即便按人均估算，我国的非市场经济活动没有纳入GDP的成份也应超过美国。比如我国的婴儿和学龄前儿童大都是由母亲或亲属照顾的，即便是请保姆和家教也都是以付现金的方式，很少有人纳税上报GDP。而美国的绝大多数家庭都把婴儿和学龄前儿童送到婴儿照顾中心和幼儿园，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以昂贵的价格计入GDP。美国家庭请一个保姆的月薪至少1，500美金，按汇率计算，这个价钱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可以请一个排的保姆，而且中国保姆的劳动时间和强度都要超过美国。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的退休年龄为65岁，并且是以自愿为基础的，很多人一直工作到70多岁。而我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低于55岁，并且是强制的。这些退休人员退休后仍然非正式地从事一定程度的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活动，显然这几亿人平均每人“额外工作”10多年创造的商品和劳务价值绝大多数没有反映在官方GDP中。

第二，GDP忽略了我国形形色色的非法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这种忽略由于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的不健全是发达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美国的许多州赌博活动和以按摩为名义的嫖娼活动都属合法经营活动，并以亿万美元的价值计入GDP，甚至以医疗为名义的毒品使用也计入GDP。而在我国，各种各样的赌博、按摩和其他娱乐场所、吸毒和各种以逃税为目的的地下经济活动是有目共睹的。以扑克、麻将等形式的娱乐活动其涉及面之广，人数之多是任何其它国家都无法相比的。这些活动或者没有或者以很大的折扣计入GDP。我国目前还没有销售税来反映批发商和零售商，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实际营业额。这些行业的大多数经营活动都是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的。为了逃税，业者们通常以各种方式巧立名目，夸大支出，低报所得，很大程度地将合法经济转为“地下经济”。

第三，GDP没有统计闲暇，而中国消费的闲暇总量居全球首位。第一，闲暇直接以人为计算单位，人越多消费的闲暇越多。第二，如前所述，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低于55岁，所以平均每个人要比发达国家多消费10多年的闲暇。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自愿失业造成的，应当称它为非自愿闲暇。但闲暇毕竟是闲暇，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毕竟是谋生的手段，是一种负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下棋、打牌、逛公园是比艰辛的工作更好的一种选择。第三，由于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原因，我国绝大多数工作的强度和紧张程度都低于发达国家，这一点从西方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和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闲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以看出。第四，我国闲暇的价格，即闲暇的机会成本——工资远低于发达国家，因而对闲暇的需求量要高于发达国家。

 第四，现有的GDP预测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落后但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金融业、律师业和运输业。金融业是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美国经济中80% 的就业是由零售业、金融业和运输业提供的。而在我国金融业刚刚步出原始状态。一个位居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竟然没有私人支票和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手段少的可怜，金融业提供的就业人数极其有限。我国的几大国有银行只提供几种存款，并且这几种金融产品的流动性很差，利息低，相互之间不能进行自由转换。这与西方国家随便走进一个银行都可以看到几十种或上百种金融产品，各种产品可以在网上自由转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我国，不仅绝大多数的市场交易活动是通过现金的方式进行的，而且私人间的借贷活动相当可观，这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极不相称，同时它也反映了我国金融产业巨大的增长潜力。我国的律师行业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创造的劳务价值与发达国家也无法相提并论。最近的一分调查显示，美国社会平均每27个人就有一个律师，而我国的律师比例不到万分之一。我国流行的民间仲裁活动以调节法律纠纷也是非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有些机构收取一点费用，但与发达国家昂贵的律师费用相比，它极大地低估了GDP中的相应份额。同样，我国的人均汽车数量和飞机数量也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些行业会日益显示出增长的巨大潜力。

第五，GDP忽略了我国经济中迅速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特别是教育投资成份。前面讨论过的GDP对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资产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投资方面的忽略在我国都存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教育投资。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但私人的教育投资，实际上每个家庭在子女就学方面的支出大约占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显然每个家庭在为子女请家教、参加各种补习班以及各教育部门乱收费方面的支出，特别是许多家庭用终身积蓄送子女出国留学的费用没有充分地统计在教育支出中。我国教育领域的地下经济，特别是家庭内部提供的教育服务远超过其它产业，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如果把私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换算成税收，然后用作政府的教育支出，我国的教育投资，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人均上也不会低于发达国家。美国很少有家庭将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终身积蓄用作子女教育，多数普通家庭的子女到18岁后就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他们的教育费用主要靠打工、贷款、奖学金和从军等各种方式解决。世界上很少有其它国家的居民会像中国人这样舍得花这么多的钱用于子女教育。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目前面临的就业压力。美国的文化褒奖酷（cool）而蔑视（nerd）理工，因而中学生的数理基础普遍很弱，大学生中特别是研究生中读理工专业的越来越少。比尔盖茨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制度的缺陷，而是制度本身”。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的政客，尤其是国会议员大多为律师出身，而中国的领导人更多为学理工出身。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教育乃科学技术之母。在目前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决定赢家，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压倒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私人教育投资的迅猛增长，扎实的中小学基础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必定会成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第六，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当前全球竞争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外包和外购。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仅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而且日益增加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包括信息产业，软件工程，金融保险业和制药业也以外包和外购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当前激烈的全球价格竞争中，谁肯花10万多美元在美国雇佣电脑程序师而不在中国或印度花低于其五分之一的工资雇人去作同样的工作哪？这种全球化和外包外购浪潮无疑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美国《商业周刊》2004年12月6日的专题报告《中国价格》，详细地描述了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与美国企业展开的激烈的价格战。该文把“中国价格”称为美国企业界最可怕的词，并用美军攻打伊拉克第一波冲击时使用的代号来形容中国企业在竞争中咄咄逼人的势头和对整个美国经济的威慑力量。

当然，如果考虑到环境污染，特别是医疗、福利待遇和社会安全保险，我国的GDP要打很大的折扣，但这些折扣要远远低于低估的成份，这大概是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包括官方统计数字持乐观的态度。然而，我国的官方统计数字搜集系统毕竟历史短，透明度不够，与国际通用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为了保持统计资料的历史可比性，资料搜集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和与国际接轨应当是一个渐进和稳定的过渡。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文化和制度诸方面的原因，这些忽略和低估对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的实际经济总量及其增长率，特别是增长潜力要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的GDP向上作了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提高劳务，特别是电脑、因特网服务等知识经济成份占GDP的比重。经过修订后的中国经济1993—2004年的增长率接近10%。由于中国的GDP占全球的份额较大，这一修订使全球的GDP自1992年以来几乎每年上调了0.1个百分点。这一修订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和认可。

每逢讲到这些，总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GDP统计方法的这些问题，不光中国有，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也有啊？千真万确！与其把这一质疑看作对中国GDP统计方法的辩护，倒不如把它当作对GDP低估了中国经济这一事实的确认。正是因为GDP统计方法局限性的普遍存在，我们才不能用“双重标准”来低估中国经济。不仅如此，中国在这些方面的低估要远远超过美国。以地下经济为例，美国地下经济创造的价值每年估计有15,000多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5%，美国政府为此每年损失的税收收入为3，100多亿美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不健全的国家，这种地下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世界银行曾发表过若干国家地下经济的相对规模。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规模是最小的，其次是日本和德国。地下经济超过和接近GDP60%的国家有玻利维亚、阿塞拜疆和津巴布韦。令人瞩目的是亚洲的泰国位于第四，其地下经济超过GDP的一半，这大概与泰国经济中旅游业的重要地位有关。中国的地下经济规模我们无法搞到具体的数字, 但你我都心知肚明。

 做个极端的演绎。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的报告，发达国家GDP中的劳务部分占三分之二，而发展中国家的相应份额虽然近年来有大幅度的增加，但仍低于40%。在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对中国GDP修正中，劳务的份额提高了5个百分点，但修订后的劳务比重仍为41%。假定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和自我服务性活动，即还没有纳入GDP的劳务部分与人口呈正比，中国的人口超过美国4倍，那么这部份未计算的GDP就应至少相当于美国的4倍。然后再按发达国家GDP中的劳务部分占三分之二换算，仅这一部分调整，就足以使中国的GDP超过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前面提到的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美国，你就不会再认为我居心叵测，大概会认为我强词夺理了吧。那就强词夺理到底吧。在美国我为10岁的小女儿家教，机会成本是每小时100多美元，而在中国对她家教，流行的价格为每小时20元人民币。难道同样的服务和服务对象到了大洋此岸，顷刻间价值就贬低了近40倍不成？即便已纳入GDP的部分，我国服务业创造的价值按国际通行的标准也被大打折扣。在美国，25分钟的理发加小费需25美元，而在中国同样质量的服务只需要1美元，仅此一项中国GDP中的相应份额就低估了25倍。并且中国每年的理发人数超过美国4倍。由于便宜，中国人平均理发的频率也远超过美国人，许多人是为了去享受洗发和按摩服务，这方面的GDP低估了多少应该是一个简单的小学算术问题。 

说到这里，或许你已对本文的题目已失去了兴趣，GDP到底翻了几番，还能翻几番，似乎不太重要啦。“管它翻几番的，要紧的是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说得好，由于GDP中劳务部分比重的日益增加，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GDP就越大，因此，关键是人均GDP。2005年美国的人均实际GDP相当于中国的34倍，即便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也相当于中国的8倍，我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还远低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提高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包括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改善教育条件，减少环境污染，以提高普通劳苦大众的快乐和幸福水平为重心，这才是人间正道。了解了GDP的ABC，我们就不再会为各种各样的GDP数字所困惑，不再为“越估越高”的GDP增长率而情绪化。因为官方公布的GDP数字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反映实际GDP的增加，而是由过去的非市场经济活动转化为市场经济活动所致。比如，几千年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并没有统计一日三餐创造的劳务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深化，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走出家庭，享受餐厅的服务，因将这一部分劳务创造的价值添加到了官方GDP当中。认识到了这些，以后再有人跟你讲中国经济那一年会超过美国时，你就会见怪不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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