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人伟：古今沟通 中外交流——经济学研究的一些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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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沟通 中外交流

——经济学研究的一些断想

最近对如何做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作了一些零星的思考。因为不够系统，只是一些片断的思想，所以称之为 “断想”。不过，我想还是应该尽可能地通过一些线索把这些片断的想法串起来。我认为， “古今” 和 “中外” 这两条线索是任何研究所不可缺少的。

所以，不妨在 “古今沟通” 和 “中外交流” 的框架下来谈这些想法。当然，由于题目比较大、内容则较零星，所以，只能在每一个题目下讲几个实例（Cases）。如果大家不在意这些实例之间的 “断”，而能看到这些实例之中的 “想”，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一）关于古今沟通

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但历史又往往惊人地相似。人们的思想，包括经济思想，古今之间也往往有沟通之处。当代的许多摩登理论，往往可以从二百年以前乃至两千年以前的思想中找到它们的雏形。早期的许多理论，当它们同当代的思想和方法接通时，往往变得更加光彩夺目。在这里，我仅仅举出两个实例。

实例之一：从管子的 “一树百获” 到当代的 “人力资本”理论

管子说：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管子的这一论述，被后人通俗地概括为 “百年树人”。于是，人们往往就顾名思义地把 “百年树人” 理解为 “培养人才需要很长时间” 的意思。记得我在上中学时学校的大门上面就有 “百年树人” 四个大字。但是，几十年来我对 “百年树人” 的理解都没有超出上述顾名思义的范围。

直到1992年，《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的一位编辑请我对刚刚出版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写一篇评论。我在阅读此报告时发现，该报告某章的开头引出了上述管子的那段话。

这才促使我去查阅管子的原著。阅读原著之后使我领会到，我原来对管子的上述思想的理解是表面的和片面的。管子上述经济思想的精髓是 “树” 和 “获” 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现代的经济理论中往往用投入和出产、成本和收益、投资和回报等关系来表述。可见，管子的 “一树百获” 思想同当代的 “人力资本” 理论颇有沟通之处。

“树谷” 和 “树木” 是对实物资本（physical capital）的投资， “树人” 是对 “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的投资。 “一年”、 “十年” 、“百年” [之计]是指投资回收期有长有短， [一树]“一获”、 “十获”、 “百获” 是指投资回报率有高有低。 “莫如” 是对不同投资方案的比较。

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有精密的计算，而且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只能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同对农业资本的投资相比较，不过，在两千年以前这样一些朴素的思想中，居然蕴涵着投资回收期、投资汇报率、投资方案的比较等思想的萌芽，就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当代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经济学都可以从中得到思想的营养。 

“人力资本的实质是为提高人力资源的生产率而对其所作的投资。它是期待未来有所收益而付出的代价，故又称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与所有各种投资一样，其关键的问题在于，所作的投资在经济上是否值得？” 。当然，管子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是非常值得的。

通过追溯管子的上述经济思想同当代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联系，我们还可以作如下的联想：在古和今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对我国的传统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本来，任何传统文化中都有这样两个方面。然而，分析哪些是精华从而加以取之、哪些是糟粕从而加以弃之，则是后人的任务。如果后人连这一工作都不去做，甚至任人把糟粕当精华来宣扬，那就对不起古人，也对不起自己了。

上述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效率观念问题。应该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既有讲究效率的优良传统，又有不讲究效率的不良传统。秦始皇的筑长城、1958年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都是不讲效率的典型事例，具体来说，是只讲产出、不讲投入（或不惜工本）的典型事例。

筑长城时根本不会去考虑孟姜女的苦难；大炼钢铁时也不会去理会六千万人上山所付出的代价。甚至中国传统文化中像 “颗粒还家” 这样的观念，也应该作一分为二的分析。 

“颗粒还家” 理念中勤俭持家这一面当然应该加以肯定，但由于它缺乏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边际分析，从而又含有 “不惜工本” 的因素或具有 “不惜工本” 的一面，从而应该加以扬弃。

然而，中国文化中讲究效率的传统也是不可忽视的。上述管子经济思想中的投资观念是很讲究效率的。1959年彭德怀等人批评大炼钢铁 “得不偿失” 也是有效率观念的，换言之，是建立在所得和所失（所付）相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孙冶方的 “最小-最大”（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更是这种效率观念在理论上的概括。遗憾的是，当年彭德怀、孙冶方等人的正确观点居然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对彭德怀的批判的根据是所谓 “不仅要算经济帐，而且要算政治帐”；对孙冶方的批判的根据是要以阶级斗争的 “红线” 来代替最小-最大的 “黑线”。

对于这样一种强词夺理的批判，自然遭到广大经济学家的抵制。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骆耕漠所说的一段针锋相对的评论： “所谓政治帐，就是从全面和长远来看的经济帐”。

实例之二：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到曼昆的机会成本阐述

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在学习经济学原理、经济思想史和国际贸易理论时老师总要介绍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或比较优势原理。自由贸易的这一中心论点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并没有多少变化。不过，对它的阐述则显得更加清晰和精练。

在我的学生时代，老师讲述这一原理时引用的就是李嘉图自己用的例子，即葡萄牙在生产酒和布这两种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都比英国要少，因而具有绝对优势；但是，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上具有比较成本优势（因为在酒的生产中葡萄牙对英国的成本比率低于在布的生产中两国的这一成本比率），而英国则在布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为在布的生产中英国对葡萄牙的成本比率要低于在酒的生产中两国的这一成本比率）。

因此，以英国的布来交换葡萄牙的酒，双方都可以从中获益。

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中，实际上已经暗含有机会成本的思想，不过当时还没有出现机会成本的概念罢了。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所必须放弃的东西。因此，直接用机会成本原理来解释比较成本学说或比较优势原理是再简单明了不过的事情了。

不过，在我所接触到的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中，多数仍然沿用李嘉图的原本解释，仅仅有时在例子上有些变化。即使是像萨缪尔逊和斯蒂格利茨所写的著名教科书，也是如此。有趣的是，John Sloman 所写的教科书（在英国出版）里，在介绍完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原理以后，曾在一个提问里把这一原理同比较成本原理联系起来，问学生如果用[放弃了的]布来衡量，酒的机会成本在葡萄牙是多少，在英国是多少。 

直接用机会成本原理来阐述比较利益原理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具有简明而生动的表现。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生产上的例子；另一个是更加贴近生活的例子。

生产上的例子：他说，农民生产土豆的机会成本低于牧羊人，因为，生产一磅土豆，根据放弃的牛肉来计算，农民只放弃1/2磅牛肉，而牧羊人则要放弃8磅牛肉；而牧羊人生产牛肉的机会成本低于农民，因为，生产一磅牛肉，根据放弃的土豆来计算，牧羊人只放弃1/8磅土豆，而农民则要放弃2磅土豆。所以，农民在种植土豆上有比较优势，牧羊人在生产牛肉上有比较优势。

更加贴近生活的例子：他说，迈克尔·乔丹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他在其它活动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例如，当他修剪自家的草坪时，每次只要2小时；如果请隔壁的小姑娘杰尼弗来修剪，每次需要4小时。但这并不意味着乔丹应该由自己来修剪草坪。

因为，在同样的2小时内，乔丹可以通过拍摄电视商业广告赚到1万美元；在同样的4小时内，杰尼弗则只能在麦当劳店工作并赚取20美元。在这个例子中，乔丹修剪草坪的机会成本是1万美元，而杰尼弗修剪草坪的机会成本是20美元。乔丹在修剪草坪上有绝对优势，杰尼弗在修剪草坪上有相对优势，因为她的机会成本低。只要乔丹在雇佣杰尼弗修剪草坪时每次付给杰尼弗大于20美元少于1万美元的报酬，双方都会得到好处。

从这个实例可以看出，即使在基本原理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用新的成果来解释和阐述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清晰，并使之同新的成果建立联系（在这个实例中，是把作为自由贸易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同作为一般选择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建立联系），应该说也是一种进展。按中国人的习惯说法，这叫作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古今沟通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试想：如果曼昆不把两个世纪以前的比较成本学说同当代的机会成本原理沟通起来，能做到如此的融会贯通和深入浅出吗？

如果让我们的思想进一步迸驰，我们不但可以发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中含有机会成本的思想，而且可以发现自己老祖宗的传统文化中也有这种思想的因素。所谓的 “有所不为才有所为”，不就是说，必须放弃另一种东西才能得到你想要的某种东西吗？这不是含有机会成本思想的萌芽吗？无非我们的老祖宗还来不及把这种思想加以现代化和量化，还停留在一般的经济哲学层面上。如果把这种思想同现代的选择理论、决策理论和贸易理论联系起来，并配上科学的计算方法和工具，应该说是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的。

（二）关于中外交流

搞研究除了古今沟通这一条纵轴或经线以外，还需要有中外交流这一条横轴或纬线。中外交流也是一个大题目。在这里，我仅就最近在学术交流中所遇到的事请谈几个实例。

实例之一：关于不平等增加（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这些年来我从事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而且参加了国际合作的项目。原来认为，我们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还有一定的优势。然而，随着交流的发展和深入，才进一步发现，这方面的差距还不小。现在仅举分析不平等增加或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这一个实例来谈一谈。

根据我们原来掌握的情况，国外许多学者长期以来研究的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即从经济增长或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收入差距的变化。而我们则分别从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二十年来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应该说具有中国的特色。

前不久我应邀去北美作短期讲学，也是按这个思路讲的。讲完以后，美国的一位教授送我一本小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写的书，书名是《Created Unequal : The Crisis in American Pay》。这本书主要是从政策的角度来分析美国三十年来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扩大的。读后对我原来的思路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小加尔布雷思的基本观点可以概述如下：近30年来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由非人力的市场力量（impersonal market forces）所引起的，也不是生产因素所引起的，而主要是政策因素所引起的。所谓政策因素，主要是放弃充分就业的目标，用高利率的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这种政策造成不平等增加，从而毁坏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使中产阶级成为反通货膨胀政策的牺牲品。中产阶级的沦落还削弱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已从一个中产阶级的民主社会变成一个崇尚权威主义的半民主社会(authoritarian quasi democracy)。

读了小加尔布雷思的书，引发我连续地作了如下几个层次的思考：最初，觉得既然人家也不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且专门从政策的角度来研究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颇有自己原来的想法是坐井观天之感。接着，又觉得人家讲的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而我们讲的主要是转型期还存在的来自于计划经济的 “政策惯性” 问题，因此，我们的分析仍然不失具有中国的特色。

然而，再进一步想下去，又觉得我们的研究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缺乏对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系统研究。可以想象，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社会经济中，这方面的研究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应该承认，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来说即使不能说是空白，也只能说是一个弱项。

从这个小小的实例可以看出，学术的发展和进步是离不开国际交流的。只有在这种交流和比较中，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才能找到差距，变压力为动力，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

实例之二：关于中国价格改革中的 “一调二放”

在对外学术交流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使我们的东西让外国人也弄明白？许多我们自己看起来明白易懂的东西，但要使外国人也弄懂就不那么容易了。像 “一调二放”、 “关停并转”、 “八七计划”、 “光彩事业” 等等，都需要费一番工夫才能让人家弄明白。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两种不同语言背景之间的交流，而且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交流，还有两种不同的经济学教育背景之间的交流。而每一个人要把这三对不同背景都吃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外讲学时，经常要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

例如，外国学者，甚至在外国学习或工作的中国学者，经常向我问到中国价格改革的 “一调二放” 或 “调放结合” 应如何理解的问题。仅仅简单地用 “调” 和 “放” 两个词来解释人家很难理解。于是，我不得不从中国的经济改革采用的是渐进的转轨方式讲起，然后讲到价格改革也不能采取激进的 “一步到位” 的方式，而只能采取渐进的 “调放结合” 的方式。然后再解释 “调” 和 “放” 的经济含义。

所谓 “调”，就是在计划价格的框架内，逐步提高价格的水平，以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下来的被扭曲了的相对价格关系，就80年代初调整（提高）农产品的计划收购价格来说，就是要改变农产品同工业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关系，从而缩小两者之间的 “剪刀差”。所谓 “放”，就是逐步缩小计划价格的比重、扩大市场价格的比重。所以， “放” 的实质是改变价格的形成机制——从计划价格改变成市场价格。经过这样反反复复的解释，至少有的人认为已经弄明白了。然而我自己还很难说已经找到了满意的回答。

这一类工作，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人做起来比我们要顺当得多。我深有体会，在现阶段，不仅中国的经济在转型、中国的经济学在转型，而且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在转型。处在转型中的经济学家在国际交流中所遇到的困难，比起新型的经济学家来说当然要大得多。不过，为了推动学术的进步，吃点苦头总是应该的。历史造成的困难只能通过历史的发展才能解决。

实例之三：从 “零和” 到 “双赢” 和 “多赢”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一时间，新闻媒体大量报导这是一种 “双赢” 的局面；有人甚至说这是一种 “多赢” 的局面。这种观念的确立，的确令人欣慰。在当今的世界上，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国家内部，无论是在超国家的 (supra-national）层面上还是在次国家的 (sub-national) 层面上，有许多事情往往需要协商、协调和谈判。而要使这一过程取得成功，就必须有 “双赢” 的观念，不然就只能破裂。

依我之浅陋，要真正树立起 “双赢” 的观念，就必须摆脱 “零和” (“Zero-sum Games”) 思维的束缚。我最早接触 “零和” 这一概念是在二十年以前一边学习英语一边翻译阿萨·林德贝克所著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当时不知其意义，仅仅按字面翻成 “得失相销的游戏”，或交易双方一方之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 对于博弈论，我完全是外行。仅仅从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辞典的介绍来看，零和博弈是一种极端的情形，尽管它是博弈论的历史起点。在零和博弈中，双方没有机会作为伙伴关系来行动——双方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是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关系，而往往是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我们常常说的优势互补，就是一种合作关系。本文前面所说的比较成本学说或比较优势原理，也是建立在具有合作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

由此可见，我们说的 “双赢”，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有牢固的理论依据和深远的战略考量的，它既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潮流，又符合本国和本民族的切身利益。

不论是 “零和” 还是 “双赢”，都是外来文化。只要我们学好、用好，都可以作到 “洋为中用”。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学习和运用都要对路。在没有合作可能性的场合强求 “双赢” 是一种不对路；在有合作可能性的场合坚持 “零和” 也是一种不对路；满嘴说的是 “双赢”、满脑子装的是 “零和”，更是一种不对路，甚至是一种不对号。只有虚心学习、努力运用，才能做到 “食洋而化”，利国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