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建才丨经济学中的思想：首创性还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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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的思想：

首创性还是影响力？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相对自然科学而言是比较“软”的学科。自然科学特别强调首创性，诺贝尔奖中的自然科学类奖项就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以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Tanaka Koichi）为例，在他从日本东北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后，他既没有获得硕士学位，也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更不在学术界工作，而且他发表的获诺奖的论文的档次也特别低。

但是，由于他的生物大分子质谱分析法具有首创性，所以他还是幸运地获得了诺贝尔奖。自然科学讲究溯源，但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似乎并不是这样。自然科学中已经形成的思想是不容易被“偷”的，但是经济学中已经形成的思想是很容易被“偷”的，这个“偷”是加引号的“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偷”，只能算是由于不溯源而造成“忽视”甚至是“无视”。这就告诉我们，就经济学的思想而言，首创性固然重要，但是进行系统性阐述并在基础上产生影响力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

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他借以获得诺奖的论文《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的想法，富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早就在他的论著中指出过，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阐述，所以功劳都归在了科斯身上。

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曾经批评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借以获得诺奖的想法，另外一个不是很知名的学者早就研究过了，但是他不如克鲁格曼有影响力。

尽管好心的阿罗为那个不是很知名的学者打了抱不平，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什么结果，功劳还是归在了克鲁格曼身上。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阿罗早在1963年就在一篇论文中正式介绍了逆向选择的概念，那篇论文发表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53卷第5期，名为《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入选了《美国经济评论》百年经典论文（Top 20 Articles）。

但是，众所周知，经济学圈内的人一般把逆向选择的贡献归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身上，因为他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年第84卷第3期上发表了《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一文，对逆向选择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

哈里·兰德雷斯（Harry Landreth）和大卫·柯南德尔（David Colander）合作写作的教材《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圈内的影响力很大，据称是美国上百所高校推荐阅读书目。他们在挑选经济学家时遵循的是影响力原则，而不是首创性原则。

他们写到，“挑选这些有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时，我们强调那些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思想的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些最先创造观点的经济学家。

这样做有两点理由：第一，很难将经济学家原创性的贡献与其前辈们的贡献区分开；第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观点的实际创造者很少影响后来的思想，原因是他们同代的人忽视或者拒绝他们的贡献。”

比如，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根据首创性进行排名的名次并不高，排在坎蒂隆、魁奈和杜尔哥之后，但是，斯密是经济学之父，而其他人却无缘经济学之父的称号。

关于斯密的影响力，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写到，“他的作用应当是吸收其他人的最佳思想，不是利用技术，而是利用判断与智慧，将它们组合成一个全面的体系，该体系不仅揭示了经济体的本质功能，而且就政策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见解。

斯密的体系并不是一种关于纯经济理论的抽象的梗概性的分析框架，它是政治经济学，几乎专门集中研究哪种政策能够最好地促进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即斯密所说的国民财富问题。斯密是将政策的制定融入时代背景的大师，是经济学艺术中的一流学者。”

西谚有云：阳光之下，没有新的。这一点不但对务虚的经济学家来说是这样，而且对务实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说过：“自信不被知识分子影响的那些所谓务实的人，往往只是几个过时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

我们再来看一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吧。我国台湾经济学家赖建诚教授专治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写出了一些思想性、趣味性和启发性都很强的著作。他写的《经济思想史的趣味（增订版）》值得广大经济学从业者闲暇时精读。

他引用了琼·罗宾逊夫人的一段话，“卡列斯基先生和凯恩斯各自发现一般理论，这是科学上‘同时多重性发现’的典型例子。”所谓的一般理论，就是我们大陆所讲的通论，也就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卡列斯基（Michal Kalecki）是波兰的马克思派经济学家，他的贡献比凯恩斯更早，甚至更完整，而且他的“数学技巧和概念分析都更胜一筹”，但是他的影响力却远远小于凯恩斯。如果说当时英国是经济学界的“灯塔”，那么凯恩斯就是“灯塔里面的灯”，凯恩斯的脚步所至，就是经济学的光辉所在。

就连当时逃难到英国、在英国寄人篱下的卡列斯基自己在凯恩斯面前都态度谦卑，自叹不如，就更不可能跟凯恩斯争什么思想的首创性之类的东西啦。虽然他不争，但是我们还是要写出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首创性很容易被影响力击败。

经济学不是政治学，但是经济学圈子照样有政治，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经济学的思想而言，首创性和影响力都很重要，但是当首创性不是很容易识别的时候，影响力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就像网上一句特别流行的话说的那样，“影响力是第一生产力”。

如果一个经济学者有好的思想，他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思想具有首创性，他还要对他的思想进行系统性的阐释，争取形成系列论著，藉此形成一定的影响力。通过影响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学术地标”，这不就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所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吗？只不过这里的路是追求影响力之路。

总体上来看，首创性是相对客观的，但影响力却是相对主观的。虽然引用率可能是反映影响力的一个比较好的指标，但是在圈子内的影响力并不是引用率一个因素所能决定的。当然，每个经济学者只能在自身的约束下进行最优选择，正所谓“不求‘影响力’尽如人意，但求‘首创性’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