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1期（总第45辑）。
每个人都很忙，美联储忙着救火，奥巴马忙着打嘴仗，格里姆松（冰岛总统）在琢磨着怎么赖账。我们这边更是风风火火，到处都在建300米以上的高楼，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重庆、昆明等等，就连村里也开建了（华西村在建的328米高楼，据说是全国第8高、世界第15高）。近来回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网站（ie.cass.cn），发现这里还有不少静下心来想事的人，譬如张晓晶研究员的《当经济学不再时髦》、韩朝华研究员的《‘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等等。是的，虽说斯密“看不见的手”，推着我们“紧张而又盲目地”追赶着，但有时候也该喘息一下，看看脚下的路。我们为什么这么忙！这么累！是我们自己有问题？还是这个社会有问题？譬如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和GDP？抑或经济学家有问题？多年来，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或GDP的批评，不绝于耳，各类颇具讽刺意味的笑话，在网上广为流传，包括挖苦和揶揄经济学家的各种版本。平心而论，我也一直对GDP存有疑虑。不过，当我开始认真琢磨这些问题时，却发现问题并非最初所想的那么简单。当然，茶座，并不是谈论如何核算GDP等技术性问题的地方，也不是谈论发展模式之类大理论的场所。认真琢磨了一下，最后决定，这篇小文应该老老实实地谈三个问题：（1）经济增长了，GDP上去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感觉很辛苦，为什么惹来这么多人质疑？（2）尽管有质疑，并且是长期以来的质疑，为何现实社会仍会是这个样子？（3）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一位博士买了房，入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地板上放声痛哭，为自己、为父母、为拂袖而去的恋人、为自己牵肠挂肚的社会。这是一个个案，但相信在年轻人中带有某种普遍性。是啊，虽说收入一年比一年高，但压力似乎一年比一年大，我们到底在折腾什么？相信每个人都深有体会，尤其是那些毕业不久的“天之骄子”。读书欠下父母扯不断的情，毕业了，挣钱了，为了小小的“蜗居”，居然要背上几十万的债，甚至成为“啃老”一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自己有问题？是发展模式有问题（譬如净追求GDP）？还是经济学家有问题（譬如净拿数糊弄人）？困惑也好，质疑也罢，说白了就是整不明白。俗话说，“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这句话，还真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么辛苦、这么累，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这世界变化太快！用经济学家的语言说，快速的变化，会放大各变量的二阶矩，一阶矩的预期亦因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变得困难。老百姓不懂经济学术语，但可以比啊，同别人比，同自己的过去比。一比，问题就来了：是啊，经济发展了，收入提高了，但怎么就那么累啊！为了一套房子，几乎要压上自己的一生！不仅如此，中国的快速变化，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最主要的是快速的市场化（广义）和迅速的“泛经济化”。不论你是否愿意，人生越来越多的方面，被迅速投入到市场竞争之中，并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冲击、对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态度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这些迅速变化，自然令各类问题扑面而来！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新问题。不过，放眼各国历史，却也算得上一个老问题：这几年折腾我们的那些事，外面早折腾几百年了。阿兰·德波顿曾经提及：“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身份的焦虑》中文版序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现代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曾同我们一样追问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0页）“是为了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吗？那么，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提供它们”（同上）。确实，如果仅仅是吃点、穿点等生存所需之物质财富，我们蹲在树上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那些鸟啊、鱼啊，不是自由自在的嘛！何苦受现在这样的苦！正如后文所述，以经济增长为主导、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似乎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从而同样的成功机会（至少理论上如此），但由此也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焦虑。因为，竞争机会的平等，彻底撕去了传统社会赋予贫穷的道德光环；人性中顽固的“认知失调”（扭曲信息以确认自己正确、成功，参见阿克洛夫《一位经济理论家讲述的故事》第7章），及其在信息爆炸时代的急速放大（在更大范围内寻找成功者，并通过扭曲信息来证明自己本应更成功）等等，让这种压力、焦虑、从而辛苦愈发膨胀。这是每个发达国家的民众都曾遇到、并继续深陷其中的问题。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曾比较了安逸的法国和富足的美国：前者自杀率高，后者精神病多。现在好像也一样：在中国农村，据说打架闹事等邻里纠纷，多发生在丰收后的农闲时节；在中国香港，经常会遇到莫名其妙的事情，譬如公交车上露体，辩词称工作压力太大（我一直也没弄明白其中的逻辑）。虽然这是所有追求经济发展的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但我们的变化太快，不仅工作生活方式的适应需要时间、心理调整需要时间，就是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完善亦需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还是多调整自己来得实在，总不能一直这么苦着。套用中原地产老板施永青常说的话：“改变自己，总比改变社会来得容易”。正如上文所说，现代社会的压力与焦虑，国内外没有什么不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说，这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恶果，那么，为什么人家能够忍这么多年？不仅如此，人家美国，奉行实用主义，一个劲地追逐财富，在精神领域不仅不觉得矮人一等，甚至具有了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观”的自信。要不是在伊拉克、阿富汗碰了一鼻子灰，尾巴不知要翘到哪里去！GDP，尽量客观、简单地记录现实经济活动而已，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如果质疑，我们应该直接质疑：为何要这么玩命地追求经济增长？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困惑。不过，既然那么多国家乐此不彼，就一定有他们的理由。还是从现代经济学的源头——亚当·斯密谈起！虽然马克思说斯密“糊涂”，熊彼特说他“肤浅”，但他毕竟是人类社会第一个科班出身、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人家毕竟是牛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又是古希腊古罗马学术的嫡传弟子（大致沿如下路线：苏阿勒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卡迈克尔——哈奇逊）。斯密之前的那些经济学家（其后不少也是），要么是奸商、要么是投机取巧的官员，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毕生搞研究的。斯密的经济学体系，能够历经古典、新古典，迄今仍具深远影响力，同他的方法有关。斯密的方法，实质上就是找一根简单的绳子，把繁杂世界穿起来；绳子之外的东西，能模糊就模糊，能迁就就迁就。对于斯密的迁就和模糊，马克思惋惜不已：“斯密啊斯密，哥们好人啊，但太糊涂；李嘉图刚理出个头绪，却被麦克库洛赫给卖了！这个大骗子，纯粹为了发财…”马克思的批评，恰中要害，但他确实误解了斯密。斯密不是糊涂，是装糊涂；马克思不糊涂，但却把几百年来无数学者弄糊涂了！马克思是大思想家，是想大事的人，凡事必得弄个水落石出。可现实世界中，误差项或随机干扰项太多了、太杂了，尤其是“卢卡斯批判”之类的，每个人都活蹦乱跳、古灵精怪的，自我实现的预期或动态不一致，随时把整个世界搅得天昏地暗。按照斯密的方法，任何解释现实的东西，要有一根简单的绳子，其他能模糊就模糊！同样，任何在现实社会生存的个人，脑子里也要有一根简单的绳子，其他能模糊就模糊！还是同样，任何现实社会，要能够一起做成一些事（当然，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也需要一根简单的绳子，其他能模糊就模糊！当年，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在一起聊宗教问题，称“一神论为宗教，多神论为迷信”，而没有信仰的地方则是未受到文明熏陶的“蛮族”。上学的时候，看到这些，颇不以为然，觉得我所尊重的这些大学者，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随着工作生活阅历的增加，我渐渐理解了他们的想法：或许概念的具体含义有别，但他们强调或寻找的，是联结现代社会的那根“绳子”——越简单清晰越好的绳子。追求经济增长甚或GDP，有万千不是，但至少有一条是对的：它也是联结现代社会生活的一根绳子，并且是最相对公平的绳子（市场，价格，等价交换）。同其它绳子相比，它能够为绝大多数人接受、能够为每个人提供相对平等的机会！法律似乎也可以，但由于法律是“压”、经济为“引”，动力有差别；且法律作为社会习俗的制度化，很多东西不明确（否则也不需要律师了），不如经济简洁，可自我运行（譬如经济可全球化，法律就不能）。道德就更差了，譬如“子贡赎人”、“子路受牛”故事，孔子曰，“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经济这个“绳子”，最简单明了、最易为绝大多数人接受，故而，若一个社会以它作为“绳子”，其它能模糊就模糊，那么经济发展一定快。绳子多了，事情往往就比较麻烦。前几年到缅甸，“绳子”多得眼花缭乱：据当地朋友介绍，缅甸人院子里的晾衣绳有两根，高的晾晒男士衣物、低的晾晒女士衣物，绝不可以混用！越穷越讲究、越穷越折腾，N种标准让人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若能将经济搞起来，那才是咄咄怪事！当然，经济这跟“绳子”，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现实世界不存在“最好”，唯争取“绳子”之外的东西不断完善，努力做到整体“更好”；而这根“绳子”本身，却是断然不可丢弃的。法国也有个启蒙运动，说得动听，但方法有问题，害得法国栽过大跟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绳子”太多、变得太快，政治的、道德的、经济的，相互扯在一起，再加上在思想上追求彻底、不妥协、不含糊，在卢梭“肉体消灭人民公敌”的思想武装下，把法国科学家杀了个底朝天。罗兰夫人更是在断头台上发出了响彻世界的呐喊：“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知识分子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要涉及民众福祉，可无所不谈。不过，具体到不同学科，则显然有分工，有相应的研究领域和适宜的分析工具。按照亚当·斯密的分法，现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三大社科领域分别是：法律政治、经济和道德，它们分别研究正义、谨慎和仁慈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谨慎（或经济）是每个人生存的基础，正义（政治法律）是社会这座大厦的支柱，仁慈（伦理道德文化）则是调味品”。也就是说，仁慈是调味品，人类因它而美好，但没有它，日子也得过；但经济和正义不同，经济是个人生存的基础，正义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没有它们就玩完了。顾名思义，经济学家的本职工作应该是“经济”或“谨慎”。至于正义、仁慈，那不是经济学家的本职工作。正义不正义、道德不道德，是民众的事、是政治家们的事，而政治家的行为至少在理论上取决于民众。经济学家不讲道德，不存在应不应该的问题，分工而已；斯密不是说了吗，分工才有效率呢。当然，“经济”这根绳子，把大家拴在一起，“平均每个人”就有钱，经济就繁荣，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钱，每个人都感觉好，在道德上就怎么怎么样。斯密说得好，大厦倾否，取决于“正义”；幸福快乐否，取决于“仁慈”。现在的许多问题，表面看起来主要是经济问题，但其实不完全是，因为“谨慎”、“正义”和“仁慈”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的。至于GDP指标本身，也不是不能改进，但总感觉得不偿失。一些经济活动，或许不应该纳入GDP核算，但它毕竟需要生产要素投入，而经济体系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反而不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行政法规等来得直接。作为记录经济活动的指标，GDP的核算越简单越好，但它现在已经够复杂；当然，统计部门也可以增聘人手，还可兼收增加就业和创造GDP的好处，但这已经有违初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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