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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钧韬：论《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下）

金学界 金学界 2022-11-26
收录于合集
#版本研究 42 个
#周钧韬专辑 35 个






关于内忧与外患问题





    《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是一个内忧与外患相结合的时代，这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
所谓内忧者：皇帝昏庸、奸相当权，朝廷已腐败到极点；所谓外患者，异族不断入侵，边事频繁，腐败的朝廷无以为抗。
照例说，一部写西门庆故事的人情小说，完全不必涉及外患问题。然而《金瓶梅》涉及到了不少外患问题。
它要告诉读者的，正是内忧如何导致了外患，以致封建王朝整个地无可挽救地走向灭亡这一必然规律。
而内忧与外患紧密结合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正是嘉靖朝严嵩专政时期的时代特征。
且看《金瓶梅》是如何反映这一时代特征的。
《金瓶梅》第十七回首次写及外患问题：

兹因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人马，失误军机，……王黼、杨戬，本兵不职，纵虏深入，荼毒生民，损兵折将，失陷内地，……

 

为直罪蔡京，《金瓶梅》写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等，在皇帝面前参了蔡京一本：


今招夷虏之患者，莫如崇殿大学士蔡京者：本以邪奸险之资，济以寡廉鲜耻之行，谗谄面谀；上不能辅君当道，赞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爱元元，徒以利禄自资，希宠固位，树党怀奸，蒙蔽欺君，中伤善类，忠士为之解体，四海为之寒心；联翩朱紫，萃聚一门。

迩者河湟失议，主议伐辽，内割三郡，……此皆误国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职也。

……数年以来，招灾致异，丧本伤元，役重赋烦，生民离散，盗贼猖獗，夷虏顺犯，天下之膏腴已尽，国家之纪纲废弛，虽擢发不足以数京等之罪也。

……伏乞宸断，将京等……或置极典，以彰显戮。……国法已正，虏患自消。


奏本中详诉蔡京罪状，这分明是一篇讨蔡檄文，将内忧与外患的关系讲得十分深刻。



绣像本与词话本


《金瓶梅》第六十四回借薛内相口云：“昨日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地三镇。依着蔡京老贼，就要许他。”
此处，《金瓶梅》作者又以外患问题，直罪蔡京。这一层意思是很清楚的。但一查宋史，又不对了。
其一、第十七回所言，“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此事发生在宣和四年（1122）。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复燕云》篇载：宣和四年“六月己丑，种师道退保雄州，辽人追击至城下”。
又据同书卷四十九《蔡京擅国》篇载：宣和二年“六月戊寅，诏蔡京致仕。京专政日久，公论益不与，帝亦厌薄之”。
蔡京以太师鲁国公退相位，由王黼为太宰（左相）。这就是说“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事，发生在蔡京退位以后的两年，可见此事与蔡京无涉。《金瓶梅》所写与史实不符。
其二、第六十四回称：“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地三镇。”此事发生在靖康元年（1126）。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篇载：靖康元年正月甲戌，……（帝）命棁使金军。……斡离不谓之曰“……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
同书载：“李邦彦等力劝帝从金议”，“李邦彦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镇?’”
于是，帝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书先往，“并持三镇地图示之”。可见决定割地者是钦宗帝，劝帝割地者为李邦彦，此事与蔡京又无涉。
且蔡京虽于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重新起用“复领三省事”，第四次当国，但于宣和七年（1125）夏四月又免官。
割三镇事发生在靖康元年，蔡京免官以后，这如何能算作他的罪行。其三、第十七回称“兵部给事中宇文虚中等”上本劾蔡京误国纵虏，亦与史实不符。
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复燕云》篇载，宣和四年，中书舍人宇文虚中曾上书，但所言为不宜出兵伐辽事，主张“罢将帅还朝，无滋边隙”。
可见与《金瓶梅》所写完全相违。作为文学作品，《金瓶梅》对这段史实作如此大的加工改造是完全可以的。
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这样做?我认为，从表面上看作者意在独罪蔡京，而实质上是独罪严嵩。在这里，作者将严嵩擅国时期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揭露得十分深刻。
嘉靖朝世宗昏愦，严嵩误国。严嵩大量侵吞军费，“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
守边将官为贿赂严嵩以求升迁，亦大量克扣军饷，士卒多次哗变，边防力量衰竭，纵使北部蒙古鞑靼部大肆入侵。
嘉靖二十五年，鞑靼骑兵进犯延安府，深入三原、泾阳等地杀掠；二十六年，鞑靼可汗俺答合众入河套，谋犯延安、宁夏；二十七年，俺答进扰宣府；二十九年，进犯大同，又东去攻打古北口。
明军失守，俺答直犯京师，在北京城下烧杀抢掠，大火冲天。明军不敢出战，京郊损失惨重。在如此边患严重的时刻，严嵩仍不为国计而借计陷害异己。
嘉靖二十五年，总督三边兵部侍郎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得到内阁首辅夏言的支持，并出击取胜。而严嵩为谋夺夏言首辅位，进谗言。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议复河套》篇载：二十七年，“严嵩积憾言，且欲躐其首辅，于是因灾异疏陈缺失，谓：‘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当罪。’遂罢言，逮铣诣京。”后曾铣处斩。
冬十月，“值居庸报警，嵩复以开衅力持，竟坐与铣交通律，弃西市，言既死，大权悉归嵩矣”。
夏言、曾铣遭斩后，俺答又南侵直犯北京。严嵩却授计于兵部尚书丁汝夔说：“地近丧师难掩，当令诸将勿轻战，寇饱自去。”（《严嵩用事篇》）
由此可见，《金瓶梅》第十七回对蔡京误国，纵虏深入的叙述，不正是严嵩误国，纵虏深入的真实反映吗?



《明史纪事本末》



在《金瓶梅》第十七回中，作者借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上本历数蔡京罪状，阐明内忧导致外患的深意，达到独罪蔡京的目的。
我认为这段文字指蔡京则不可（前已考明与史实不符），指严嵩则十分贴切。查明史，嘉靖二十九年，刑部郎中徐学诗上言：
 

外攘之备，在急修内治；内治之要，贵先正本原。今大学士嵩，位极人臣，贪渎无厌；内而勋贵之结纳，外而群小之趋承，辅政十年，日甚一日。酿成敌患，其来有渐。而嵩泄泄自得，谬引“佳兵不详”之说，以谩清议。……今士大夫语嵩父子，无不叹愤，而莫有一人敢抵牾者，诚以内外盘结，上下比周，积久而势成也。……臣请亟罢嵩父子，以清本源。（《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略曰：        


“夫大臣专政，孰有过于嵩者”，“人臣背君，又孰有过于嵩者”，“挟一人之权，侵百官之事”，“边事废坏，皆原于功罪赏罚之不明。……朋奸比党，……冒朝廷之军功”，“俺答犯内深入，……误国家之军机”，“乱黜陟之大柄”，“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重则置之宪典，以正国法；轻则谕令致仕，以全国体。内贼去，而后外贼可除也”。（同上书）

 

将这两份疏本与《金瓶梅》中宇文虚中的疏本作些比较，不难发现，相同之处甚多：
一、历数严嵩（蔡京）罪状大同小异；
二、 阐明内忧导致外患的观点完全一致；
三、独罪严嵩（蔡京）的目的完全一致；四、 要求皇帝严加治罪的愿望亦相同。
可见《金瓶梅》中虚构的宇文虚中弹劾蔡京事，正是嘉靖时期，诸大臣弹劾严嵩事的艺术再现。
 那么，持“万历中期说”的研究者，是否也能从万历中期找出一人专政酿成内忧外患的局面的事实呢?我看是不可能的。
如前所述，万历中期并没有出现奸相专政误国事件，也没有北部边患问题。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一面加强边防，一面对俺答采取安抚睦邻政策，致使汉蒙两族通好互市，相安无犯。
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贡》篇载：
    隆庆四年，“遂定盟，通贡马市，而诸部亦贪中国财物，咸从臾无间言”。
    隆庆五年，“封俺答为顺义王，及其子弟部落为都督等官”。
    万历元年，“颁顺义王俺答番经，并给镀金银印”。
    万历二年，“顺义王俺答子宾兔求河西互市”。
    万历四年，“俺答请开市茶马”。
    万历九年，“顺义王俺答上表贡马”，“顺义王俺答死，赐祭七坛，采币十二双，布百匹。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黄台吉上谢表，贡马”。
    万历十一年，“黄台吉袭封顺义王”。
    万历十五年，“封扯力克为顺义王，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万历四十一年，“逾年，告款塞上，乃始受封（卜失兔袭封顺义王，把汉比妓封忠义夫人），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竞”。
    由此可见，万历一朝北部边境，完全化干戈为玉帛。万历朝的外患是沿海倭乱。《金瓶梅》中未出现倭乱问题，故当别论。
据上所考，《金瓶梅》中所写内忧外患问题，亦是明托徽宗朝事而实写嘉靖朝事。这既是对《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嘉靖说”的重要佐证，也是对“万历说”又一否定。

关于佛道两教的盛衰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七《释教盛衰》条云：       


武宗极喜佛教，自立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世宗留心斋醮，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时未二十年也。

 

沈氏的这段话很重要，它十分清晰地揭示了明代数朝佛道两教盛衰的嬗变过程：武宗朝是佛教得势的时代；嘉靖朝是道教得势的时代，世宗崇道贬佛；万历朝佛教又重新得势。
《金瓶梅》中有大量的宗教活动的描写。它到底是重道还是重佛，就成了我们得以判定它是写嘉靖朝事，还是万历朝事的重要依据。吴晗先生正是这样做的。
他指出：“《金瓶梅》书中虽然也有关于道教的记载，……但以全书论，仍是以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骨干。假如这书著成于嘉靖时代，决不会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
因此他认为，《金瓶梅》“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这个结论值得商榷。
《金瓶梅》中确有许多佛教因果报应的说教，作者确实是以此为劝善戒世的思想武器的，但这与当时皇帝的倡导何教，似不是一码事。
 《金瓶梅》中有大量的道教活动描写。例如：第二十九回写到吴神仙贵贱相人；第三十五回写到西门庆所结十兄弟，一年一度到玉皇庙吴道官处打醮，报答天地；
第三十九回西门庆为李瓶儿生子，许下一百二十份醮愿，到玉皇庙还醮愿，官哥寄法名；
第六十二回李瓶儿病，五岳观潘道士解禳祭灯法；第六十四回李瓶儿死，吴道官迎殡颁真容；
第六十六回吴道官道众铺设坛场念经，黄真人炼度荐亡；
第八十四回吴月娘到泰山岱岳庙进香，大闹碧霞宫；
第九十三回陈经济到晏公庙作任道士之徒，等等。
《金瓶梅》写及佛教活动的回目亦不少。如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写丧事延僧作醮追荐；
第三十九回、五十一回、七十四回、一百回，写到日常的许愿、听经、宣卷等，第五十七回、八十八回，写到布施修寺；第四十九回写到胡僧游方等。
纵观全书，我认为不像吴晗先生所说的“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而恰恰偏重道教到这个地步。



《万历野获编》



《金瓶梅》中的佛教活动虽较为频繁，但就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活动的规模和影响论，是远逊于道教的。试作具体分析如次：
 第一、 书中写及道教庙宇皆气象非凡，一片鼎盛景象，而写及佛教庙宇却气象萧疏，一片衰败景象。
 第三十九回，西门庆到玉皇庙打醮。但见“果然好座庙宇，天宫般盖造”：      


碧瓦雕檐，绣幕高悬宝槛。七间大殿，中悬敕额金书；两庑长廊，彩画天神帅将。祥云影里，流星门高接青霄；瑞霞光中，郁罗台直侵碧汉。黄金殿上，列天帝三十二尊；……宝殿前仙妃玉女，霞帔曾献御香花；玉陛下四相九卿，朱履肃朝丹凤阙。九龙床上，坐着个不坏金身万夭教主玉皇张大帝……，只此便为真紫府，更于何处觅蓬莱!

 

西门庆上香毕，至松鹤轩待茶。此轩亦为“三间厂厅”，“多是朱红亮槅”，“摆设湖山潇洒，堂中椅桌光鲜”。
这仅是清河县东郊的一座道教庙宇，却是如此“天宫般盖造”。道教之盛可见一斑。
第八十四回吴月娘到泰山岱岳庙进香。书中写道，此庙“乃累朝祀典、历代封禅为第一庙貌也”，“雕梁画栋，碧瓦朱檐。凤扉亮槅映黄纱，龟背绣帘垂锦带”，“阖殿威仪，护驾三千金甲将；两廊勇猛，勤王十万铁衣兵”。
书中特别写到碧霞宫娘娘金像，乃是“头绾九龙飞凤髻，身穿金镂绛绡衣。蓝田玉带曳长裙，白玉圭璋擎彩袖”，何等辉煌飞扬。
此庙香火之盛，乃是“御香不断，天神飞马报丹书；祭祀依时，老幼望风祈护福”，“万民朝拜碧霞宫，四海皈依神圣帝”。
此情此景，就是道教全盛时期的写照。九十三回还写到临清码头上有座晏公庙，庙主任道士手下只两三个徒弟，可见规模不大，但也“山门高耸，殿阁崚层”，“五间大殿，塑龙王一十二尊”。
此庙地处新开运河要道，“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福神，或来祭愿，或讨卦与签，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钱米的，也有馈送香油纸烛的”，可谓一片欣欣向荣。
而《金瓶梅》中出现的佛教庙宇，却是破败不堪，与道教庙宇形成鲜明对照。
第四十九回、五十七回写到一个永福禅寺，“长住里没钱粮修理，丢得坏了”，“殿上椽儿卖了，没人要的烧了，砖儿、瓦儿换酒吃了。弄得那雨淋风刮，佛像儿倒了，荒荒凉凉，烧香的也不来了，主顾门徒，做道场的，荐亡的，多是关大王卖豆腐，鬼儿也没的上门了”，
正是“风吹罗汉金消尽，雨打弥陀化作尘”，“金碧焜炫，一旦为灌莽榛荆”。而原来的永福寺，却是个“古佛道场，焚修福地”。
此寺为梁武帝敕建，“规制恢弘，仿佛那给孤园黄金铺；雕镂精制，依希似祗洹舍白玉为阶。高阁摩空，旃檀气直接九霄云表；层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众禅僧。两翼嵬峨，尽是琳宫绀宇”。
可见旧时之永福寺，乃是一座何等辉煌鼎盛的“寰中佛国”。是什么原因使它颓废到如此地步。
《金瓶梅》作者明写是：
一莽和尚“纵酒撒泼，首坏清规”，而实质上是“不想那岁月如梭，时移事改”，“那知岁久年深，一瞬地时移事异”，“一片钟鼓道场，忽变做荒烟衰草，蓦地里三四十年，那一个扶衰起废”。
这几句话大有深意，包含着作者的难言之隐。显然，永福寺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时移事改”、“时移事异”，而且由盛转衰乃出在“一瞬”间。
由此使我想到了明正德朝与嘉靖朝的更迭。沈德符说，正德朝“武宗极喜佛教”，武宗朝是佛教得势的时代，而且在正德前的天顺、成化朝，都是佛教的地位在道教之上，这就是永福寺长期兴盛的原因。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死，世宗即位，改下一年为嘉靖元年。在宗教问题上，世宗与武宗完全背道而驰，不仅专信道教，而且大肆贬佛。
没庙产、熔佛像、逐僧侣、毁佛骨，应有尽有。《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世宗崇道教》篇载：    


嘉靖元年春三月，簿录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财资及玄明宫佛像，毁括金屑一千余。悉给商以偿宿逋。齐瑞竹，正德间赐玉玺书金印，赏赉无算。至是，从工部侍郎赵璜言也。礼部郎中屠埙发檄，遍查京师诸淫祠，悉拆毁之。

 

沈德符也说：“（嘉靖）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
可见，毁佛括金，拆毁京师佛教庙宇等事，在世宗刚上台的嘉靖元年就发生了。
这不就是《金瓶梅》作者所说的：“一瞬地时移事异”，“一片钟鼓道场，忽变做荒烟衰草”的真谛吗！
“蓦地里三四十年，那一个扶衰起废”，这不也就是嘉靖上台后，三四十年间一直扬道贬佛的真实反映吗!我认为，这是《金瓶梅》写嘉靖朝事的又一个无以辩驳的铁证。
持“万历说”者能在佛教鼎盛的万历朝，也能找出这样一个佛寺败废的证据吗?
《金瓶梅》第七十一回，还写到黄河边水关八角镇的一座黄龙寺：    


石砌碑横蔓草遮，回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无灯火，月落安禅更可嗟。 


“房舍都毁坏，半用篱遮”。其破败相不亚于永福寺。第八十八回还写到五台山下来的行脚僧，“云游到此，要化钱粮，盖造佛殿”。
五台山乃是佛教胜地。《水浒传》中的五台山文殊院何等气派，僧人就有五七百。而此时此地却要靠化钱粮盖造佛殿。
而前所论及的岱岳庙，“上下二宫钱粮，有一半征收入库”，后经青州徐知府题奏过，“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可见朝廷对道教在经济上的支持，何用化钱粮云云。
晏公庙还有“多余钱粮，都令家下徒弟在马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
如此一穷一富，一败一荣，佛教与道教安能相比，这和吴晗先生所说的“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的境况是不相符的。



《金瓶梅词话》


    第二、 《金瓶梅》在写及朝廷的宗教活动时，惟道教为重，似无佛教的地位。
第六十五回写到一个黄真人。
应伯爵对西门庆说：“如今趁着东京黄真人在庙里住，朝廷差他来泰安州进金铃吊挂御香，建七昼夜罗天大醮。趁他未起身，倒好教吴道官请他那日来做高功，领行法事，咱图他这个名声也好看。”
八十四回写到泰山岱岳庙，乃是“御香不断”。
本来岱岳庙上下二宫钱粮，有一半征收入库。后经青州徐知府题奏，朝廷批准一概不征，全用作庙中用度。三十七回写到玉皇庙七间大殿中，悬挂着“敕额金书”。
小小的晏公庙也“高悬敕额金书”（第九十三回）。而《金瓶梅》中所写到的佛寺，均没有提到皇帝派僧人去建醮、进御香、“敕额金书”等等，可见小说中的皇帝崇信的是道教，而非佛教。
第七十一回写到，天子驾出宫，开崇政大殿，受百官朝贺。
蔡京进上表章云：“恭惟皇上御极二十祀以来，海宇清宁，天下丰稔，上天降鉴，祯祥叠……三边永息于兵戈，万国来朝于天阙。银岳排空，玉京挺秀。宝箓膺颁于昊阙，绛霄深耸于乾宫。”
蔡京所说的“玉京”，即道教所称天帝居住之处。葛洪《枕中书》引《真记》云：“玄都玉京，七宝山周围九万里，在大罗天之上。”
李白《庐山谣》云：“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即为明证。
“宝箓”，则是道教的秘文秘录。《隋书·经籍志四》云：
“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篆》，箓皆素，记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
这也是《金瓶梅》中的皇帝信奉道教的佐证。
第七十回又写到：“今日圣上奉艮岳，新盖上清宝箓宫，奉安牌扁，该老爷主祭，直到午后才散。”
“上清”乃是道教所称三清之一的“禹余天上清境”，居于“禹余天上清境”的是灵宝天尊（亦称太上道君），故称上清仙境。
此又是皇帝信奉道教之一证。
 另外，《金瓶梅》还写到，朝廷中的道士地位极高。七十回写到“工部一本”，“奉圣旨”：    


国师林灵素，佐国宣化，远致神运，北伐虏谋，实与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禄一千石，赐坐龙衣一袭，肩舆入内，赐号玉真教主，加渊澄玄妙广德真人；金门羽客，真达灵玄妙先生。

林灵素不过是一个道士，皇帝所给予的封赏如此之高之多，实属罕见。此可证，《金瓶梅》中的皇帝对道人宠幸到何等程度。
六十七回，写西门庆道：“昨日任后溪常说：老先生虽身体魁伟，而虚之太极。送了我一罐儿百补延龄丹，说是林真人合与圣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辰服。”
可见，皇帝信奉仙道，正吃着林道士合的仙丹，以求长生。林真人得宠于皇上，自然也就能在朝中发威。
七十回、七十二回，书中两次写到，夏提刑“央了林真人帖子来，立逼着朱太尉。
太尉来对老爷（蔡京）说，要将他尽愿不官卤簿，仍以指挥衔在任所掌刑三年”，此事把蔡京“难的要不的”。
林真人能立逼权势显赫的朱太尉，将独揽朝政大权的蔡太师“难的要不的”，可见道士在朝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而《金瓶梅》中没有写到一个能出入于朝廷的僧人，就更谈不上僧人受皇帝的宠幸了。
于此可见，《金瓶梅》所写的皇帝，持扬道抑佛的态度，难道还不清楚吗?此情此景，不正是《金瓶梅》对嘉靖皇帝扬道抑佛的真实反映吗?
历史上的嘉靖皇帝扬道抑佛，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一以贯之，毫无变更。《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世宗崇道教》篇记之甚明：
 嘉靖元年，毁括佛镀“金屑一千余”。“遍查京师诸淫祠，悉拆毁之”。
嘉靖二年，“迩者祷祀繁兴，制用渐广。乾清、坤宁诸宫，各建斋醮，或连日夜，或间日一举，或一日再举”。
 嘉靖五年，以道士邵元节为“真人”。
嘉靖十五年，加致一真人邵元节道号，赐玉带冠服。嘉靖初，征入京，召对便殿，首以“立教主静”之说进，帝嘉纳之。五月，除禁中佛殿。时帝欲除去释殿，召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入视大服千善殿，有金铸象神鬼淫亵之状，又金函玉匣，藏贮佛首佛牙之类及支离傀儡，凡万三千余斤。言退上疏，力请“瘗之中野，不得渎留宫禁”。
帝曰：“朕思此类，智者以为邪秽而不欲观，愚民无知，必以奇异奉之，虽瘗中野，必有窃发以惑民者。其毁之通衢，永除之。”
于是禁中邪秽迸斥殆尽。十一月。大修金箓醮于玄极殿七日夜，以谢储祥。
十二月，以皇嗣生，录致一真人邵元节祷祀功，加授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赐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
嘉靖十八年，以方士陶仲文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
嘉靖十九年，上疾不朝，拜天玄极殿。二月，建宫祈禳三日。八月，万寿圣节，建三昼夜醮，告天玄极殿。
十一月，进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领道教事。寻加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嘉靖二十二年，宫婢杨金英等谋弑伏诛，帝曰：“朕非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焉有今兹，朕晨起至醮朝天宫七日。”
嘉靖二十三年，加秉一真人礼部尚书，陶仲文为少师，馀如故。前此大臣无兼总三孤如仲文者。
嘉靖二十四年，建祈年醮朝天宫。
嘉靖二十五年，对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任一子尚宝司丞。
 嘉靖二十九年，加封陶仲文恭诚伯。
 嘉靖三十一年，太上道君诞寿，建醮永寿宫九日。诏修太和山玄帝宫。
 嘉靖三十五年，上睿皇帝、献皇后、孝烈皇后道号。帝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又一再加号。
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之间，进献灵芝、白鹿、白龟、五色龟、白鹊等者络绎不绝，帝都封赏之。
嘉靖四十四年，帝不豫，帝注意玄修。各处进方术、方药者见帝，帝颇信之，“瞬息显荣”。
户部主事海瑞上言，斥帝“一意玄修，土木兴作。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内外臣工，修斋建醮，相率进香；天桃天药，相率表贺。陛下误为之，群臣误顺之。臣愚谓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玄修”。疏上，帝大怒。



《<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


上引诸条，足以证明，嘉靖一朝世宗为帝四十多年间，“乃于佛则绌，于道则崇”。
世宗对道人邵元节、陶仲文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沈德符在《野获编》中说：《金瓶梅》中的“林灵素则指陶仲文”，不无道理。
所以说，《金瓶梅》中所写的徽宗崇道，即是历史上嘉靖世宗崇道的艺术再现。
    第三、 《金瓶梅》中写到的民间宗教活动，亦以道教活动为主，佛教活动为辅。
西门庆加官生子，给玉皇庙吴道官许下了一百二十分醮愿。第三十九回写西门庆还醮愿，为官哥寄法名，在玉皇庙进行了一场盛大的建醮活动。
西门庆请了十六众道众，经钱化了十六两，给道众的衬施有白米一石，阡张一担，官烛十斤，沉檀马牙香五斤，生眼布十二匹，官哥寄名礼银十两。
吴道官“受其大礼，如何不敬”。亲自出马做斋功，主行法事，三朝九转玉枢法事，多是整做。斋坛铺设十分壮严隆重。
《金瓶梅》用了半回的篇幅进行详细的描述。
李瓶儿病亡之后，《金瓶梅》用了五六回的篇幅，写“解禳”、“迎殡”、“荐亡”等活动，延请的也是道人。
其规模宏大，仪式隆重，气氛庄严，除了皇家之外，在民间的道教活动中，恐怕是少见的。
这充分说明在《金瓶梅》的时代，道教之流行和昌盛。《金瓶梅》中出现的佛教活动也有多次，但其规模和场面，根本不能与道教活动相比拟。
小说中丧事用僧人的也有两次。一次是武大郎死，请了报恩寺六个僧人，铺陈道场、诵经、除灵，只化了数两碎银，二斗白米；另一次是西门庆死，亦请报恩寺僧人念经做法事，作者只是草草几笔了之。
作者如此处理，当然另有深意，但客观上也使我们看到当时佛教的不景气。
在李瓶儿的丧事活动中，是道佛两教兼用，错杂进行的，但十分明显，道教活动处于主导地位，佛教活动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金瓶梅》中多次写到吴月娘许愿、听经、听女尼宣卷以及僧尼献春药、坐胎符药等等，与其说是宣扬佛教，还不如说是对佛教的贬斥。作者的这种主观倾向，在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四、 《金瓶梅》描写的道人与僧尼形象，亦包含有扬道抑佛的倾向。
小说中对佛门子弟，无论是一寺长老还是小僧、尼姑，几乎都使用了贬词。
第八十九回，把永福寺长老道坚写成一个“色鬼”：
“那和尚光溜溜一双贼眼，单睃趁施主娇娘；这秃厮美甘甘满口甜言，专说诱丧家少妇。淫情动处，草庵中去觅尼姑”。
至于小僧、尼姑，几乎一个个都是鸡鸣狗盗之徒。第八回写为武大追荐的六个僧人，个个都是“色中饿鬼兽中狨，坏教贪淫玷祖风”的东西。
第八十八回写五台山下来的行脚僧，也是“贼眉竖眼”“变驴的和尚”。
书中多次出现的薛姑子，原是少妇，“乘那丈夫出去了，茶前饭后，早与那和尚刮上了四五六个”，丈夫死后“他因佛门情熟，这等做了个姑子”，专一在士夫人家往来，包搅经忏，并充当马伯六，给人弄坐胎符药。
《金瓶梅》中，或借西门庆之口，或作者自道，直言不讳地毁僧谤佛之处比比皆是。
 小说中虽然对小道人也有贬词。
如第九十三回，称晏公庙任道士之大徒弟金宗明为“酒色之徒”，但任道士则被写成一个怜贫正直、宽大的人物。
第八十四回，写岱岳庙庙祝道士石伯才“极是个贪财好色之辈，趁时揽事之徒”。
但小说中写到的大道士，如黄真人、吴道官、吴神仙，则都是气宇轩昂的人物。如称黄真人“仪表非常”，“俨然就是个活神仙”，作者为赞他的仪表气派，就写了一大段赞词。
称吴道官“襟怀洒落，广结交，好施舍”，称吴神仙“神清如长江浩月，貌古似太华乔松，威仪淳淳，道貌堂堂”。
《金瓶梅》扬道抑佛的倾向，可谓明朗矣。
 根据以上证据，我认为《金瓶梅》的时代，是道教得势的对代，而不是吴晗先生所说的佛教得势的时代。
这是“嘉靖说”的又一个重要佐证，而对“万历说”来说，不是再一次的否定吗?





关于“残红水上飘”与《挂真儿》




    前人曾指出，《红楼梦》以诗胜，《金瓶梅》以曲胜，可谓的论。《金瓶梅》的时代，是唱曲活动风行的时代，在书中所写的西门庆的迎宾饮宴和家庭生活中，出现了百多次的唱曲活动。
考定这些曲辞风行的年代，也就为判定《金瓶梅》的时代背景提供了一个方面的重要证据。
 据赵景深先生在《〈金瓶梅词话〉与曲子》一文中统计，在《金瓶梅》中出现的小曲，如《山坡羊》、《锁南枝》、《傍妆台》、《耍孩儿》、《驻云飞》、《寄生草》、《罗江怨》等共二十七支。
小令有《绵塔絮》、《朝天子》、《折桂令》、《桂枝香》、《一江风》、《水仙子》、《六娘子》、《两头南》、《玉芙蓉》、《青杏儿》、《小梁州》、《清江引》、《普天乐》、《江儿水》、《红绣鞋》、《雁儿塔》、《渔家傲》等五十九支。
套数《梁州序》（向晚来雨过南轩）、《朝元歌》（花边柳边）、《新水令》（凤城佳节赏元宵）、《新水令》（小园昨夜放江梅）、《端正好》（享富贵受皇恩）、《玉交枝》（彤云密布）、《宜春令》（第一来为压惊）等二十套（杂剧也算在套数里面）。
此外仅引唱了一套云云，没有录全曲的，凡三十种三十三见。
《金瓶梅》中所记的时尚小令、小曲很多，冯沅君先生在四十年代，就对《金瓶梅》中的曲辞，举出八九十条加以考证，发现见于《雍熙乐府》者凡六十条，见于《词林摘艳》者凡四十六条。
而《词林摘艳》在嘉靖四年已有刊本，《雍熙乐府》有嘉靖四十五年中秋日安肃春山序。
可见这两个散曲剧曲选本均出现在嘉靖年间，所收散曲当然是在嘉靖年间社会上流行的作品。
而《金瓶梅》中出现的小曲、小令等又绝大多数已被这两本曲选本收录。由此，冯沅君先生在《古剧说汇》中认为：“这种现象很可以证明《金瓶梅词话》与这两部曲选纵非同时的产品，其年代当相去不远。因为三书的作者或编者所采用的，当然都是那时候最流行的曲子。《金瓶梅词话跋》称此书是‘世庙一巨公寓言’，此说大约是可信的。”
我认为冯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这确实是《金瓶梅》写的是嘉靖朝社会情况的重要证据。但是，持“万历说”的研究者并不同意这个结论。
他们提出了两个证据予以反驳：一是：“残红水上飘”，二是《挂真儿》。
我却认为，这两条证据非但不能证明“万历说”的正确，而恰恰相反，证明了“嘉靖说”的正确。
第一、 关于“残红水上飘”。
《金瓶梅》第三十五回，书童唱的“残红水上飘”四段曲子，是李日华的作品。
李日华生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卒于崇祯八年（1635）。可见他主要活动在万历中晚年间。
《金瓶梅》中抄有他的作品，其书就必然出现在万历中期以后。这可以说是持“万历说”者的重要证据。
例如，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审探》中说：“（金瓶梅）第三十五回，书童装旦时唱的‘残红水上飘’等四段曲子，乃李日华的作品。……李日华生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卒于崇祯八年乙亥（1635）。”可见他主要活动在万历中晚年间。
《金瓶梅》中抄有他的作品，成书就必然在万历中期以后。这就成了持“万历说”者的重要证据。其实，魏先生搞错了。
明代文坛上有两个李日华，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戏曲家。



《味水轩日记》


文学家李日华，字君实，浙江嘉兴人，万历进士，有《味水轩日记》、《紫桃轩杂缀》等著作。但他没有作“残红水上飘”。而作“残红水上飘”的是戏曲家李日华。
此李日华是江苏吴县人，主要活动在嘉靖年间，或更早，著有《南西厢记》（改编），嘉靖年间已行于世。我们可以从他改编《西厢记》的情况，考知他大体的活动年代。
《西厢记》杂剧是元王实甫的作品。明浙江海盐人崔时佩据王氏《西厢记》改成传奇剧本。李日华又于崔作复加增订，取名为《南调西厢记》。
吴戏曲作家陆采又不满于李作，乃重写《南西厢》。陆采自序云：“李日华取实甫语翻为南曲，而措辞命意之妙，几失之矣。予自退休日时缀此编，固不敢媲美前哲，然较之生吞活剥者，自谓差见一斑。”
陆采与李日华同为吴县人，他生于明弘治十年（1497），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
这就是说，陆采不满李作而重写《南西厢记》的时间，最晚不能过嘉靖十六年。由此可推见，李日华的《南调西厢记》当流行于嘉靖初年（也许更早）。
这也就是李日华的活动时间，也是其所作“残红水上飘”曲子的流行时间。
退一步讲，此曲的开始流行时间不会过嘉靖，那可能到万历?因此被嘉靖时代的《金瓶梅》的作者所引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二、 关于《挂真儿》。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云：“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
沈德符的《野获编》初编成书在万历三十四年。
这就是说，《打枣竿》、《挂枝儿》“举世传诵”则在万历三十年前后，即万历中期。如果在《金瓶梅》中有此二曲，则可谓是“万历说”的铁证。
“万历说”者为此而花了心血。赵景深先生在1941年写的《金瓶梅词话与曲子》文中指出：


“至于说‘《挂枝儿》不见于词话’（指吴晗先生），也不曾细检。按，第七十四回末申二姐说：‘我唱个《十二月儿挂真儿》与大妗子和娘儿们听罢!’于是她唱道：‘正月十五闹元宵，满把焚香天地也烧一套。’”

可见赵先生认为《金瓶梅》七十四回申二姐唱的《挂真儿》即是沈德符所言，流行于万历中期的《挂枝儿》。
但是根据呢?蔡国梁先生在《明人评金瓶梅》一文中指出：“我曾向赵景深教授询及《挂真儿》是否即《挂枝儿》，先生答复说他虽无考察过，但《挂真儿》似为《挂枝儿》的别名，这是可信的，同调而曲名用音近的字不乏其例。”
但是奇怪的是，1957年赵先生在《读〈金瓶梅词话〉》，一文中恰恰又否定了这一点。
他说：“这书（《金瓶梅》）显然不是嘉靖时代产生的，……叙唱小曲，以万历年间流行的《山坡羊》为多，却没有万历末年流行的《打枣竿》、《挂枝儿》。由于这两个原因，我们断言《金瓶梅》是万历年间的作品。”
赵先生说《山坡羊》在万历年间才流行，这是明显的错误。《山坡羊》在正德年间就流行于世，嘉靖时所编《词林摘艳》及更早的《盛世新声》等曲选中已较多地收录了《山坡羊》，这是事实。



《词林摘艳》


赵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但在《挂真儿》是否即是《挂枝儿》问题上时而肯定时而否定，令人不解。
我认为，赵先生的《挂真儿》是《挂枝儿》的别名的说法是欠妥的。《挂真儿》与《挂枝儿》完全是两码事：
一、 《挂枝儿》不是《挂真儿》的别名，而是《打枣竿》的别名。
明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正生活在《打枣竿》、《挂枝儿》开始流行的万历年间。他在其著《曲律》卷三，第十六条中指出：       


北人尚余工巧，今所流传《打枣竿》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学之，决不能入。盖北之《打枣竿》与吴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侠，或闺阃之秀，以无意得之。犹《诗》“郑”、“卫”诸《风》，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

 

王氏告诉我们，《打枣竿》属北方小曲，而且是文士“反不能作”的民间俗曲，犹如南方吴人的《山歌》。王氏在《曲律》卷四，第一二条又云：    


小曲《挂枝儿》，即《打枣竿》，是北人长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贻我吴中新刻一帙，中如《喷嚏》、《枕头》等曲，皆吴人所拟，即韵稍出入，然措意俊妙，虽北人无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远也。

 

王骥德明确指出，《挂枝儿》就是《打枣竿》。北方小曲《打枣竿》流传到南方后，南人拟作，遂易名为《挂枝儿》。
《挂枝儿》流行在万历中晚期，天启、崇祯年间，作品甚多，单冯梦龙所辑时调集《挂枝儿》（又名《童痴一弄》），就收《挂枝儿》小曲四百余首。
而《金瓶梅》抄录的百余首曲子中竟没有一首《挂枝儿》，这不正好说明《金瓶梅》写成在万历中期以前吗?
 二、 《挂枝儿》是民间小曲名目，而《挂真儿》是散曲曲牌名目，属南曲。
《挂枝儿》在万历中晚期才开始流行，而《挂真儿》早在元末明初就已出现。南戏《琵琶记》就是明证。《琵琶记》第二十六出：      


南吕

引子〔挂真儿〕（旦唱）回到清山静悄悄，思量起暗里魂消。黄土伤心，丹枫染泪，谩把孤坟自造。

 

《词林摘艳》（嘉靖四年刊本）中亦收有此曲牌。见该书卷二，南九宫：       


南吕挂真儿闺情无名氏散套

鸾凰同聘，寻思那时忒志诚。谁信今番心不定，顿将人来薄幸。可怜无限情，也似纸样轻，把往事空思省。

 

此为散套，以下还有《懒画眉》、《挂梧桐》、《余音》等等。这说明《挂真儿》在嘉靖年间还依然流行，这正是《金瓶梅》所描写的时代。
因此《挂真儿》在《金瓶梅》中出现，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笔者的这个考证只证明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
《挂真儿》就是《挂真儿》，而非《挂枝儿》的别名，但意义却非同一般，它不仅确实地证明了赵景深先生推论的错误，从而否定了认为《金瓶梅》写万历朝事，即“万历说”的又一个重要“依据”；而且反过来又为“嘉靖说”增加了一个重要依据。
 以上笔者对关于《金瓶梅》时代背景的“万历说”提出的商榷和驳论，已大体包括了“万历说”者所提出的主要论据。
至于吴晗先生提出的“太仆寺马价银”问题，“皇庄”、“皇木”问题，郑振铎先生提出的《韩湘子升仙记》的流传年代问题，欣欣子《金瓶梅》序的问题，
章培恒先生提出的《金瓶梅》中演唱南曲问题，黄霖先生提出的《金瓶梅》抄引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的《忠义水浒传》问题，《别头巾文》问题，等等，由于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金瓶梅》的时代背景，而且更多地关系到《金瓶梅》的成书年代问题，故笔者放在《论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文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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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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